王廷相继承了唯物主义哲学的传统，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唯物主义哲学。而对明清之际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等人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他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1.生平与着作。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河南仪封人。他“幼有文名”，是明代文学着名的“前七子”之一。弘治十五年中进士，正德初年受到刘瑾迫害，遭到贬谪。后曾任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晚年罢归家居。王廷相博学多识，对天文学、音律学都有颇深研究，对农学、生物学等也十分关心。其主要着作有《王氏家藏集》
60卷，哲学着作有《慎言》《雅迹》《答薛君采论性书》《横渠理气辩》与《答天问》等。
“气本论”的本体论。王廷相继承了张载“太虚即气”的本体论。他认为，宇宙是由“元气”构成的，元气之外没有精神实体的“道”或“理”作为宇宙的主宰。他对太虚与气作了唯物主义解释。认为太虚就是太空，其中原本就充满元气，因为看不见形状，所以叫“太虚”。气虽然看不见形状，但却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它充满着宇宙，不知是从何时产生，当然也就不知何时消灭，不知从哪里来的，也不知到哪里去。王廷相本体论的特点是区分了“气本”与“气化”，因此才叫“气本”论的本体论。可见，“气本”就是指“气”为生成宇宙的根本，也就是说，物质实体的气是宇宙的本体。王廷相把气聚散的运动变化过程叫做“气化”。“气化”的观点唯心主义哲学家也能利用。朱熹就把张载的唯物主义的“气化”思想加以改造，而容纳到他“理本气末”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去。他承认气有运动变化的形象，但是他所说的“气”，是由精神实体“理”产生的。因此只承认“气化”，并不是唯物主义的关键，只有承认气是宇宙的本体，才真正站稳了唯物主义的立场。
王廷相进而对“理”与“气”的关系作明确的论述。理存在气中，并非理能产生气，这是对朱熹“有理才产生气”的批判。
3.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王廷相的认识论重视感性认识，认先这是理性认识的基础，没有它，就是圣哲也不可能获得知识。因此克服了张载的认识论“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的缺陷，也反对了王守仁的良知说。同时王廷相认识到感性认识的局限性。
对于感性认识要善于运用，克服其片面性，要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他认为，只有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才能产生正确的认识。事物的存在是以亲眼所见来证实的，只相信道听途说就会受蒙蔽。认识事物精微的内在联系要靠用心思考，只凭记忆问答就很粗略。要掌握事物诀窍的奥秘，就要亲自实行，只是空口说说所得就很肤浅。这里包含了认识的“见”“思”“行”三个环节，前两个环节是“知”，三个环节是密切联系的。它反映。了王廷相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他明确提出了“知行兼举”；只有做到“知行兼举”，才有最完美的认识。这是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批评，对王夫之的知行观有直接的影响。当然王廷相所说的“行”还只是践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践”不完全相同。他把认识停留在“知行兼举”的地步，还是不够的。
4.只有“气质之性”的人性论。与理学对人性的代表性看法不同的是，王廷相反对把性看成与气相独立的理，而把性看成由气所决定的属性。他认为，性是由气质所决定的，气质清明的人性善，气质浑浊的人性恶，这就叫做“性出乎气”或“性出乎气质”。因此，不受气质影响的性是没有的。这个观点蕴含着人只有气质之性，而无脱离气不受影响的本然之性。所以他说，区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是儒者的一种迷惑。他强调性是“气之生理”，就是强调性只是一定气质的性，而不是脱离气质的东西。
根据上述，王廷相自然地认为性有善恶，所谓性“一本之道”，就是说不仅善是性所本有，恶也是性所本有。他反对仅以理言性，反对仅以善言性，也反对离气而论本然之性。性决定于形气的清浊昏明。
与道相合的性为善，与道相乖的性则为恶。而人的气禀受的性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人性之后带来的气禀之性只是性之“始”，性还可以不断地发展，因为气质可以变化，所以人要用道来约束性的不善的方面，以性的善的方面主导地变化气质。王廷相一反宋儒“梏于性善之说”“守仲尼之旧”，他的人性论是气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这一点上，他使得气学体系中人性论立场得到了澄清和表现。明朝中后期的思想家受此种气学及以气论性的思想影响很大。
作为一位具有科学精神的儒学家，王廷相的儒学思想体系有向实学发展的逻辑的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哲学正是为同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论证，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