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坎坷的一生。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南明覆亡后，他曾鼎力抗清，隐匿转徙于湘西山区，最后归老于衡阳的石船山，潜心着述，罕为世人所知。晚近以来；考论清代儒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并将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提为清初三大儒。
王夫之出身于一个业已败落的地主家庭。明亡后，各地抗清风涌云起，王夫之也于1646年在衡阳举兵。兵败，开始着书立说，总结明亡的教训，营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早期的着述或系统阐发朴素辩证思想，或揭破宋明理学与佛学的理论渊源，或再现永历政权十五年的兴亡。康熙初，吴三桂兵变云南，以图复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与王夫之心中的复明幻梦产生共振，使他再次陷入彷徨之中，但随着吴与清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王夫之终于最后选择了着述终老的道路。晚年的王夫之，深居简出，专意着述，写下了数十种极具学术价值的作品。诸如《庄子通》《读通鉴论》《宋论》
等，无一不是他关于哲学、政治、史学等的不朽之作。
2.博大的学术体系。在清初诸儒中。王夫之学术体系缜密，最为博大。经学上，在诸经疏解、考异，多达二十三种，166卷，在史学、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建树。王夫之为学之始，以父兄为师，受乡里先辈学风影响甚深。除大儒伍定相之学，尚有阳明后学和东林后学高世泰。在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的洗礼中，他以为学习并不碍思考，愈广博则思考愈深刻；而思考对学习是有好处的，因为思想有疑虑则学习会更勤奋。由此为出发点，他通过对传统学术的批判继承，终于冲决了朱、王学的束缚，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王充的《论衡》以“疾虚妄”(痛恨虚假、荒诞不经)的不妥协态度全面批判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谬说。王夫之继承了这种批判精神，并使之成为他清理宋明学术以及传统儒学的思想武器。王夫之直斥王学为“新学邪说”，采取了否定态度。
但他并没步东林旧辙，走由王返朱的道路。在他看来，唯有张载之学可取。张载的《正蒙》是理学形！
成时期一部独树一帜的重要着述，由于书中以“唯气论”与二程唱反调，素不为正统理学家所接受。
王夫之一反传统，着《张子正蒙注》一书，并以自己毕生的学术实践，将张载的学说加以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以完整的元气本体论、“变化日新”的辩证思维和“理气合一”的历史观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而王夫之提出的“实有”范畴，大大地丰富了张载的“唯气论”，把中国古代思想家进步的宇宙观推向一个新的层次。从而成为近代实证科学的先导，他所运用的“变化日新”的辩证思维纠正了张载关于物质运动形式的形而上学，对晚清勃兴的近代思维，同样地起了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因此，后世学者称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并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此外，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还善于博采众长，包括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佛老异说的批判继承，从而丰富自己的辩证思维。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成为思想、文化的正统，与之同样源远流长的道家、道教思想和中国化的佛学，则渐成异端。传统的辟佛斥老的偏见根深蒂固，迄于清初丝毫未改。王夫之以“辟佛老而正人心”(正，端正)为己任，但在具体做法上却与张载有别。《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都是他潜心研究的心血之作。他吸取佛学关于，“能”
(主观)与“所”(客观)的认识范畴，提出“能必副其所”(主观必依据客观)的正确命题，丰富了自己的认识论。
与顾炎武、黄宗羲一样，王夫之的为学也是经世致用。他曾说过，“写史的人记载繁多，但经世的大计却不写下来，后人想要获得前人的经验教训却不能，这样的历史有什么用呢？”
(《读通鉴论》)王夫之博大学术体系的形成，正是这种把传统同现实结合风格的体现，而他对同时代的方以智学风的赞许，则是将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的向前看，其意义显然非继承本身所能比拟。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柯城人，早年受西学影响，钻研自然科学，并把它同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相结合，撰成着名的《通雅》和《物理小识》。王夫之敏锐地看到“博学积久，待征乃决”(指学以致用，方以智《通雅》卷首《凡例》)学风的可贵，加以充分的肯定。这样的评价也是从方法论上对宋明理学的大胆否定。它与顾炎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倡导，李颐融理学于传统儒学的努力不谋而合，同样是清初务实学风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但由于他的归隐，以及自身没有能够逾越传统儒学的藩篱，以致不能在当时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而后起的乾嘉学者，从他的学术中所依稀看到的，只是强调“闻见之征”的考据之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