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儒学文化东方巨子(影响世界的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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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名实学者顾炎武

1.生平简介。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慵,学者称为亭棘先生。江苏昆山县人。

顾炎武出身于没落的官僚世家,自幼过继于孀居的叔母。继母知书达理,不仅以《大学》之道教其立身,而且还时常给他讲述明初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报国业绩,在做人方面给他启迪。正当顾炎武在求学的道路上探索之时,明清更迭的历史变迁把他赶出了书斋。山河破碎,国难频仍,他不得不辗转于太湖沿岸与各地抗清志士秘密往来。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45岁的顾炎武将家产全部变卖,只身北上,开始了此后20多年转徙不定的游历生涯。这以后,他除陆续撰写大量的诗文杂着外,全部精力几乎都用于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日知录》的写作。晚年的顾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以其深湛的学术造诣而名着朝野。顾炎武一生,广泛涉足了经学、史学,方志舆地,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等学,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日知录》外,《音学五书》

38卷为他的另一代表作品。清代两百六十年间,音韵文字学之所以能够从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观,该书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

2.经学思想。明末以来,王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没落,客观地提出了建立新的学术形态的课题。所以,在明清之际日趋高涨的实学思潮中,不仅出现了出于王学而非难王学,或由王学返归朱学的现象,而且也出现了对整个宋明理学进行批判的趋势。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起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因而其锋芒所向,首先便是王阳明心学。在他看来,明末的“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国家动荡不安,政权不稳,以致亡国)正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认为以前的清谈谈老庄,现在的清谈谈孔孟。晚明心学的泛滥就是不学习儒家经典,也不去考据各朝代的经典,不研究当代的时务。对此他深恶痛绝,指出心学是内释(佛学)外儒之学,孔门并没有专用心于内的学说。在他看来,现在所谓的内学,并不在图谶书中,心学也不是儒学正统,它不符合孔孟之论,实际上就是老庄之学,是禅学。因为以“性与天道”为论证对象的宋明理学,不顾国家安危,不去考经据典,而是津津乐道于性与天道,实际上已堕入禅学泥潭。

在宇宙的本体这个问题上,顾炎武站在张载一边,主张气本论。他认为充满天地间的是气,一切存在的都是气的聚散,人心不过是物质的精气。这就从“唯物”(《日知录》卷一,《游魂为变》)的观点,承认物质是实在的,反对宋儒先理后气或上道下器的唯心论。

“格物穷理”是程朱理学家的不二法门。顾炎武也讲“格物致知”,由于他把心当做适应对象的思维,他就把“致知”理解为知止知至,把,“格物”解为当务之急。根据他一贯主张,既不是“鸟兽草木”,也不是性与天道,而是国家治乱的源泉,人民生活的根本;是保卫国家民众的责任。这样的“格物观”表明,它既不同于王守仁的“致良知”,也不同于朱熹的“穷理”,顾炎武实际上已冲破理学的藩篱,将视野扩展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去了。

面临以何种学术形态去取代心学的抉择,顾炎武虽没有走向朱学复归的老路,但是,历史的局限却使他无法找到比理学更为高级的思维形式。于是他只好回到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去,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他沿着明末先行者的足迹,去为复兴经学而努力,鲜明地提出“理学,经学也”(《亭林文集》卷3,《与旋愚山书》)。顾炎武把经学视为儒家正统,在他来看来,不去钻研儒家经典,而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就叫学不知本。因此他主张“治经复汉”。其立意甚为清楚,无非是要说明,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就是朴实的经学。在具体的经学研究中,顾炎武提出了既要尊重古代文献,同时又不可盲从治经原则。他不盲从,不依傍,信其应当信的部分,怀疑其应当受到怀疑的部分,体现了为学的务实风格。宋明以来,理学家轻视训诘音韵之学,古音学不绝如缕,若断若续,顾炎武认为治经学而不通音韵文字,则无以入门。于是他提出读九经要从考据训诂开始,而考据训诂自然要从音韵文字开始的经学方法论,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写成《音学五书》这样一部中国音韵学史上继往开来的着作。

经过顾炎武与其他学者的共同倡导,清初儒学在为学方法上,逐渐向博稽经史之路走去,形成有别于宋明理学的朴实考经证史的历史特征。

③务实学风。17世纪以来,在日趋高涨的经世思潮中,扭转空疏学风,是当时学术界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在明亡前的三四十年间,学风已开始向务实方向转化。顾炎武继起,为转变明末空疏学风开启清初实学先河,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以一生的实践表明:其学以致用,反对内向的主观学问,主张外向的务实学问。比如他认为史籍的编纂根本之点在于征实去伪,提出治史就是要经世致用。

顾炎武晚年的经历,使他的学术风尚得以较黄宗羲、王夫之二人要深刻地影响当世。他严谨务实的学风,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朴实归纳的为学方法,诸多学术门径的开拓,以及对明末空疏学风斩钉截铁般的抨击,与他傲岸的人格相辉映,在整个清代起了积极作用。而作为清初三大儒学大师之一,顾炎武的创辟之功是确然不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