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帖学的继续和碑学的中兴。
清代前期，书法仍然延续明末帖学的传统，以师承赵(孟兆页)、董(其昌)、二王为宗。清初的许多书家是由明末过渡而来的，故这一时期书法仍是明代丰采。“馆阁体”千人一面，仍然是进身仕途的敲门砖。书法艺术的衰弱，加深了有识之士的忧虑和思索。
清代中期，碑学逐渐兴起，出现了一大批熔碑帖于一炉的书法家，书风才得以转变；特别在篆、隶、魏碑诸体的继承和发扬上，这些书法家的贡献大大超过前代。碑学的提出和中兴，使清代书坛绝处逢生，开拓了一条被人遗忘多年的新路。一千多年前北魏的断碣残碑、墓志造像记，复又为人们所青睐。穷尽山野、搜遍石窟，“凡魏碑，随取一家，皆是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给了魏碑从未有过的殊荣。清代书法家有一种从困厄窒息中解脱出来的急切感。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都是当时推崇、鼓吹学碑的强音，尽管现在来看有过激之处，但在当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明末清初的书法家主要有傅山、郑篮、朱耷等。清代中后期，不少书法家有新的追求，改变了只有行草盛行而篆隶萧条的局面。出现了金农、郑板桥、钱沣、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等书法家，还有在篆书上造诣很高的吴熙载、杨沂孙、钱坫、吴大潋，以北碑书法闻名的李瑞清，以章草独步的沈曾植，以隶书名重的陈鸿寿、桂馥等。王文治、刘墉、翁同禾、梁同书等是清代帖学的有为者。
清代中、晚期碑学的中兴，书法领域始有新的转机，使我们有机会得以全面领略上至商周、下至元明书法的丰采。清代碑学作为古代书法史上最后一道光芒，明确地启示后人：只有不断开拓，跳出原有的框架，书法艺术才有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