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书坛以草书闻名者较多，但其成就卓着，又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当首推王铎。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河南孟津人。
少年时的王铎，才学过人，三十岁那年，他与黄道周、倪元璐同登进士，同年又人选翰林院(共取三十六名)，官至礼部尚书。他对书法入道较早，十三岁开始临写集王字之《圣教序》，并能领悟到其中精妙之处。他曾神往在书法中能表现出一种神奇的力量，如海中神鳌，戴八闳，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所言气魄之大，足以窥见王铎的雄心壮志。
明代末期，社会急剧动荡。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吊死在景山的老槐树下，王铎南下到南京拥立福王，被授予东阁大学士。第二年，清兵攻陷南京，王铎被俘后随即降清，做了“二臣”。
从政治上来看，历史对王铎有“其品不贵”的评价，不仅《明史》抹去他叱咤风云的生平事迹，又被清朝正史《清史稿》无情除名，我们只能在《清史列传·贰臣传》中了解到他的情况。人们常常把他同黄道周、倪元璐等人相比较，为什么他不能像黄、倪一样宁死不屈、取义成仁？为什么不能像傅山那样拒不出仕，终生不与清代统治者合作？
从一个朝廷的重臣沦为清廷的“二臣”，这一反差是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
王铎是在内心十分矛盾和惶惑中继续他的仕途生涯的。晚年屈节降清，希望能有所作为，却又一枕黄粱。年复一年，岁月无情，他深深知道“二臣”的命运凶多吉少。与其迟早被朝廷与历史抛弃，倒不如及早割断那些千丝万缕的瓜葛，把满腔激情引导到自己早已钟情的书法艺术上去。
王铎所处的时代刻帖泛滥、甜俗风气盛行。在这种大气候影响之下，王铎不能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临帖已有相当的功夫，你随便说上一个字，他当即挥毫写出，达到同原帖“如灯取影、不差毫发”的程度。这种写法的好处是易于掌握临本的字形结构，害处是死摹硬描、平板乏神、布如算子。王铎不断地调节自己的艺术取向，务求新意。
他自称写字“皆本古人、不敢妄为”，又说“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他的高明之处是追宗溯源，把握帖学的根源；始终把二王及米芾诸帖当做自己临写的依据。王献之的“一笔书”。米芾的韵致，他广泛吸纳，吞吐风云，容纳葱茏。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临帖从不循规蹈矩，几乎纯用自家笔法，学得很聪明、很机智、很主动。我们可以从他的临字中清楚地看到他善于学习传统的高明之处：
既严格而又灵活地注重原帖的体态，更注重自身精神意趣的自然流露，与临本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使人一看便知其来历但又有明确的不同。王铎以其深厚的功力才艺和力追险劲的气魄，从二王处阐发其“阳刚”之美，这与众人探求的“阴柔”之美有很大不同。
在创作时，王铎随心所欲，章法奇特，笔墨超越。他书写的内容，不少是自己的诗句，随意挥洒，不拘规格，内心所蕴藏的思想感情跃然纸上。
他创作大量丈二巨幅作品，尺寸之大，是以前的书法家所没有尝试过的。而且创作这样的长幅，他经一常不把绢绫放在书案上，而是令手下人手持绢绫的四角，自己立于一侧悬空而书，落笔时张弛倾倒甚至扭曲，反而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
在施墨上，王铎往往饱蘸浓墨，大胆落笔，狠而辣，毫不犹豫，一经落纸，墨向四周自然晕化。
第一个字墨色很重，渐次渐燥，直至墨尽，方重新蘸墨。
王铎还有很要强的“精品意识”，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他说，“凡作草书，须有登吾嵩山绝顶之意”，他作书勤、研书深、论书精，晚年“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他精心创作了许多能毒明自己书法艺术成就的大部丛帖《琅花馆帖》和《拟山园帖》，并让人精心勒石、妥存故里，以求传之久远。王铎说：“我无他望，所期日后史上好书数行也。”在政治上屡屡失意的情况下，他于书法一道，终于如愿以偿。古语云，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那么，处在这一情景中的一代名流，王铎足以告慰平生了。
王铎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杰出的成就、鲜明的风格、雄强的笔力，获得后世书法家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王铎热”经久不衰，同时，他的影响也超出国界，遍及日本和南亚诸国。日本国内学习王铎书法的也大有人在，着名书法家村上三岛学习王铎书法五十年，得出的评价是“神笔王铎”，他怀着敬慕之情，成立“王铎先生显彰会”，并把王铎草书中连贯数字的特征扩而大之，变“三字连”为“多字连”，一时风行扶桑，称为“连绵体”。日本民间流传着不少王铎的墨迹，有的书法家甚至提出“后王(铎)胜先王(羲之)”，使王铎的地位加倍提高。
作为政治家的王铎虽然没有把握自己的命运，但他在艺术上穷毕生精力研究帖学而能大成，在死气沉沉的明清书坛上传薪接火，终于燃起炫目的冲天火光，使他能与黄道周、倪元璐等杰出书法家一起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