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开年钟声响彻神州大地。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书元旦问世，阐明了一系列解放思想追赶世界进步潮流的道理和方法。既往僵化甚至封建的观念被一步步破除，改革开放在长期一穷二白的华夏大地上迅速铺展开来，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勃发初现端倪。计划经济改革，市场经济初试，以往被人为掣肘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百姓衣食住行的改善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炎黄子孙最看重的春节在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里，在极大丰富的物质供应中度过。
春节刚过，忙碌伊始。2月底的一天，下午三点，北京首都机场一架大型波音747客机从宽阔的跑道上翘首冲天而起，引擎尖啸声划破万里无云的晴空，直飞太平洋东岸的美国旧金山。
经济舱最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坐着一位曾在鄂西北农村打过赤脚的知识青年，他当过五年工人，上过四年大学，进出过三年机关。随着邓小平发起并领导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他在人生的山道上一步步攀登，现在即将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去攻读博士，他就是来自湖北武汉的中国留学生钟翰。
首次出国的钟翰头靠高背座椅闭目养神，神情貌似平静，内心却翻江倒海，老实说那一刻他脑子里关于美国的概念一派混沌。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数年，国民尽可以透过报刊电视睁眼看世界，过去“四人帮”之流炮制的那个“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笑话早被抛到愚民谎言的垃圾堆。然而针砭那个超级大国的“国际警察干涉别国”“资本垄断贫富悬殊”“犯罪多发嫖妓吸毒”“脱衣舞娘嬉皮牛仔”……凡此种种，像一群苍蝇一样叮住钟翰的心，他对行将进入的那个国度多少感到不安。
可那个地方又是那样地吸引着他，越是舆论指向的对立面越想看一看，这是世人皆有的逆反心态，何况那里出过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这些了不起的政治家，还聚集过科技文化巨人爱因斯坦、马克·吐温、费正清……又向往又矛盾的心态一直缠绕着钟翰。中国封闭这么多年，从懂事起他就只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至于太平洋另一边的那个国度，人们对它还太缺乏了解。
不管怎么说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谦谦君子将入异邦，钟翰厘清思绪，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抑或无奈，安分求学，少说多动，一切观点和结论都要在仔细考察和深入了解社会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之后再行给出。
钟翰告诫自己，少说。毕竟英语还不过关，拿简单贫乏的语句表达复杂丰富的思想，恰如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不出。同时，他还告诫自己多动。此行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初来乍到，环境陌生，多动就是要多接触，多观察，多了解，后才能作比较，做文学。实际上多动还有一层意思，钟翰的经济来源全靠自己，目前装在他口袋里的美金只够头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以后的房租、学费和生活费都得自己一手筹措，不勤于动手动脚动脑筋，边读研边挣钱，很快就会坐吃山空。
钟翰来前了解到，美国本土的大学生、研究生也都是在经济上独立而不依赖于谁，这正是我们需要借鉴的“他山之石”。当年下放鄂西北农村插队，在上下庄的父老乡亲口中夺食，一贫如洗的生产队对知青多少都有过照顾。现在“洋插队”了，美国宪法立法之宗就有一条“国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到一方随一俗，从此一切要服从人家的规矩，无论洋人华人亲戚朋友，钱都会算得清清楚楚，不会有任何人照顾帮补。钟翰感觉压力大大超过当年下农村，唯一可指望的是手上所持F-1自费留学生签证，凭此签证可以在课余寻找各种打工机会，所谓勤工俭学。
早在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和一大群有志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年轻人在法国也是勤工俭学。今天响应伟人号召，重走伟人之路，钟翰自信在穷山恶水的鄂西北站得起来的人在哪里都能站得起来。
思绪暂停，飞机落地。
钟翰在加州的亲戚开车到旧金山国际机场迎接钟翰，又马不停蹄花两个小时沿美国八十号国家公路直奔戴维斯市，把他送到来之前预订好的加州大学外国留学生单身公寓，而后亲戚水未沾牙慌忙告辞。花半天多时间去旧金山国际机场接机，没让初来乍到的钟翰自己瞎子摸象打听网络覆盖加州的“灰狗”大巴，已经是不能再亲的亲戚了。钟翰一到美国就先领教了“时间是生命，客套不重要”的铁律，顿时感慨，中美世故人情间的距离如同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一样遥远，只有你去适应它，它不会来迁就你。
稍事安顿，钟翰在室内环顾一周，小客厅，小卧室，卧室外还有一道小阳台。从二层高的阳台上放眼望出去，碧绿的草坪无边无际，葫芦形的游泳池波光粼粼。公寓内，家具、洁具、空调、冰箱、燃气灶、电烤箱、二十四小时热水一应俱全，一大两小沙发全是真皮的，长绒地毯纤尘不染。洋插队到底不一样，相较于鄂西北上下庄的碾房，气派相去天壤，这里弥漫着洋味，全无乡土气息。
钟翰在客厅正面墙上挂上范曾的横幅“砥砺品学”，在茶几上摆上山寨版唐三彩骆驼，往燃气灶上架一口生铁小炒锅，单身公寓里顿时有了大中华的情趣。
简单布置完房间，钟翰先向AT＆T申请开通固定电话，必需的第一件正事，是向自己的导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方系约翰·本杰明教授——报告弟子已经就位，敬候训示。本杰明教授约钟翰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上午十时到办公室面谈，英语听力不好的钟翰好不容易记住了。
洗去一路风尘，吃过自煮的面条，看看时间还早，待在室内无事可做，钟翰决定到外面遛一遛，熟悉一下环境。若有机会，买一辆二手的自行车。
位于加州北部的小城戴维斯因着这所大学名气非同小可，城市行政序列小，地盘可不小，整个市区以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为中心逐次铺开而形成规模。在市中心的1街和A街的丁字路口小广场上，竖立着十余米高的戴维斯城市标志——一辆后轱辘正常前轱辘巨大的自行车，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宣示这里是自行车的王国。戴维斯市的自行车道有如蛛网遍布全城，五万多市民中有一多半是常骑自行车的大学生。
如果据此以为戴维斯的汽车很少那就错了，随处可见的停车场停满了汽车，针插不进。大学生们在这里都是四轮两轮兼备，汽车开到学校附近的停车场，把固定在汽车顶上的自行车取下来，轻车上路，在汽车禁入却大得看不到边际和全无围墙的校园内自由穿行。
大学校园内的建筑庞大而低矮，像一个个被太阳晒得不想动的大海龟，慵懒地趴在绿色海洋般的繁茂草地上。无边草地之美美得惊人，根根小草像被挑选过的中国空姐似的，一样高矮一样胖瘦，其间不容一根杂草。设定时间一到，不计其数的水喉从草丛底下变魔术似的冒出，晶莹耀眼的水花世界瞬间展现在面前，无边无际的碧绿草地尽情享受着自来水的自动喷灌。这里自来水的洁净度达到游人可直接饮用的标准。
校园里，各种果树随处可见，猕猴桃、水蜜桃、琵琶、布林应有尽有，最多的还是柑橘类。刚刚开春，千树万树新蕾满挂，好多树只见花蕾，叶子尚未长出。只有橘子橙子都熟透了，大都做了自由落体无人采收，一看便知这里不仅富裕而且文明。
有五万居民的戴维斯市，说小不小说大很大，飞机场、火车站、长途大巴客运厅齐备，室外橄榄球、足球、垒球、网球运动场星罗棋布，东西南北中城市花园随处可见。中心市区街道按1、2、3、4……和A、B、C、D……纵横排列，街道路面洁净如洗。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各有其路，盲人、残障人专用道四通八达。街上看不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车辆鱼贯而过，行人行色匆匆，或车或人无不保持着礼貌的距离。触目所及，不由让人赞叹这里的生活无一不是井然有序。
城市绿化犹胜大学校园，参天的热带棕榈、殷红的加拿大枫树、桃李橙樱多类果树触目可及。整座城市几乎看不到楼房，绿叶红花交相掩映中的平层民居，一栋一栋独立而绝不雷同，都环绕着大小花树竞相争艳的前后花园。各家各户的后花园外都扎着严严实实的长条木板围篱，并非防盗，是避免家养宠物窜向户外。进入后花园的木门一律没有锁，房前屋后落地的玻璃门窗也无防盗金属格栅。各种颜色的建筑赏心悦目，在夕阳一片金黄辉映之下，整座城市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迷离宛若童话里的世界。加州人盛传，戴维斯是自行车之城加花园之城，果然形容得恰如其分。
美景如斯，钟翰却无心陶醉，他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英语听力不济，外加发音不准。刚才一路漫步，在路边商店小试牛刀，钟翰心虚地发现国内所学英语发音和美国人的实际发音相去甚远，而已习惯中式英语发音的他，一旦接触正宗的美语基本上不知所云。美国人讲话语速极快，一如中国相声里讲绕口令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中间但凡有单词没反应过来，讲话者也不会容你有思索的时间，接下去就会越听越不明白，一头雾水。要摆脱尴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多听多讲，尽快适应这种新的语言环境。到哪里去找练习场所和辅导老师呢？
实属幸运，发达富裕的社会往往是资源配置合理的社会。服务于此的中间机构把资源与需求进行适时合理的搭配，以期达到双赢和多赢的结果，这十分符合经济学的市场实际。戴维斯的“国际大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
这是一家纯民间非盈利的组织，作为社会媒介，他们安排生活在寂寞中的戴维斯孤寡老人和初来加州大学的外国留学生见面交友。让留学生去陪伴这些孤寡老人，而交流间又提高了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老人更是从中享受到远离孤单的乐趣，可谓互惠互利，其乐融融。参加“国际大家庭”工作的也都是老人，他们不拿一分钱却乐此不疲。
钟翰十分佩服美国人能够设计出如此关爱老人的方式，事实上，美国有不少类似“国际大家庭”这样的民间组织，他们像社会肌体的淋巴细胞，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却都能积极调动现存的社会闲置资源。他们是政府功能的补充，联结整个社会，使之和谐一体，以帮助有特殊需求的群体，体现出这个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
戴维斯“国际大家庭”促成老人和留学生自由自愿搭配交流的结果，是造就了一大群国际忘年交，促进了世界多种文化的交融，增加了美国和各国的民间友谊。美国老太太拜蒂·嘎登勒和中国留学生钟翰结交七年成为挚友就是典型一例。
钟翰走进位于戴维斯城市中心的“国际大家庭”，当值的老太太马上站立起来热情招呼：“新来的年轻人，是外国留学生吗？是到我们这儿来找个人聊天练习你的口语和听力的吧，请自己随意挑。”她把一本大大的花名册推到钟翰面前，看来进门来的都是什么人和为着什么而来她一清二楚。
钟翰拿着那个大花名册只扫了一眼，心想对全不认识的人难道还用得着挑吗？钟翰在热情的老太太翻开的那一页点了长长一排名字的第一个。
值班的老太太生动有趣地介绍：“哦，拜蒂·嘎登勒太太，非常令人难忘的一位女士，她的丈夫，人人尊敬又喜爱的嘎登勒教授去年刚去世，年轻人你实在会选。”老太太丝毫未察觉窃笑的钟翰点的是名单上的第一人，自顾自地说，“拜蒂住在西戴维斯麦瑞纳环道1111号，请你去之前打电话跟拜蒂预约一下，她永远热情洋溢，你一定不会后悔的，聪明的年轻人。”
钟翰记下了“热情洋溢”的拜蒂·嘎登勒太太的电话，和这位同样热情洋溢的值班老太太说谢谢和再见。
第二天上午，钟翰先见过导师约翰·本杰明教授，一个中等个头身材很胖言谈幽默的老头儿，能说不太流利的汉语。他说自己也算带过不少洋弟子，可在研究中国文化上没一个能青胜于蓝的，相信钟翰会是第一个，因为他给钟翰指定的研究方向是研究比较《飘》和《红楼梦》两部小说，并试论东西方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异同。他相信钟翰读《红楼梦》一定不下五遍，他自己才结结巴巴读了一遍汉语原版，所以相信钟翰能青胜于蓝。他又给钟翰指定了必修的课程，推荐了选修课程。
本杰明教授还主动关心钟翰有没有想过挣点学费，钟翰告诉他当然想过。然后他和钟翰商量可否每周两次和他一起单独通读中文版《红楼梦》，周一和周三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他会按小时给钟翰付报酬。本杰明教授每周只读《红楼梦》原著的一个回目，每次两小时之内的大部分时间会和钟翰进行讨论，不局限于《红楼梦》一书，通过阅读《红楼梦》进而漫谈中国文化，毕竟钟翰是本杰明教授接收的第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研究生。
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要耗时一百二十周读完，其间会有一些交流方面的外出和一年一度的寒暑假，钟翰读博大致需要五到六年，陪本杰明教授读完《红楼梦》全书应该足够。但这样钟翰就不能选上每周一、周三上午十点的课，好在美国大学的课程像电影院的早晚场，同一课程有不同的教授在不同时间开课，可以灵活选择。
钟翰由本杰明教授的一头白发判断，他的年纪应在六十岁以上，还能这样下功夫通读和研究《红楼梦》并学习汉语，钟翰很是敬佩。
下午从学校回到留学生公寓，钟翰立即给拜蒂·嘎登勒太太挂了电话，果不其然，电话听筒里欢快的声音传递着对方热情又开朗的讯息。电话那头的老太太还不时呵呵地大声笑着，让钟翰很觉亲切。他们约好晚上六点半，钟翰直接上她家去，西戴维斯枫叶大街麦瑞纳环道1111号。
当天傍晚，钟翰骑着新买来的二手自行车，借助戴维斯地图的指引，很容易一路找到拜蒂家。她家的房子是东西朝向，米黄色的房墙，瓦蓝色的屋顶，木结构的房子南北横向大约二十米长，房子南北山墙左右各有两米多宽的后花园木栅栏，这样加起来拜蒂家的整个临街草坪足有二十五六米长。
房子正中间是又大又宽的双开雕花木门，朝东的临街花园四周栽满了花石榴和杜鹃，居中的进门甬道和左边的车库车道把网球场般大小的草坪分割为三块。左边的草坪中间有一棵枝叶覆盖半个花园和车库屋顶的大樱桃树，中间和右边的草坪并无别的树木。草坪最右边还有一条一米多宽通向后花园的水泥通道。美国居家两边都有后院围篱，但只有一边留门，后花园的木门并无锁具，任由人开。走在直通大门的甬道上，房子右边是一大排几乎落地的餐厅玻璃窗，左边是车库，车库左边是居室的两排中高玻璃窗。修剪整齐的草坪和铺满鹅卵石的入户甬道上没有一片落叶。
钟翰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又高又胖的老太太，一头白发，大而圆的双眼佩戴着近视眼镜，身着颜色鲜艳的衣服，圆圆的脸上笑容很灿烂。“伊丽莎白·嘎登勒，”她伸出双手自我介绍，“熟悉我、走得近的人都喊我拜蒂。”
钟翰来前设想过拜蒂的模样，没想到眼前的她如此和乐亲切，于是上前握住老太太的双手，那是一双温暖厚实的大手：“你好！嘎登勒太太，我是中国来的学生钟翰。”
“以后叫我拜蒂，我习惯被这样称呼，我叫你钟翰。”老太太很爽快，“中国，太好了，我熟悉和喜欢中国。”
钟翰正咀嚼着女主人一开口就说喜欢中国，老太太已把他请进家，回身关好门，一边继续着初识的寒暄，一边引钟翰参观她的大房子。
拜蒂家进门右边是开放式的餐厅和厨房，餐厅的大窗户就是屋外可见的大排半落地窗。一个宽大的吧台横在中间，把餐厅和向里的厨房分开，吧台上装满水果的瓷器大碗钟翰一眼就辨认出是中国的青花红彩瓷。
厨房隔墙后面是拜蒂的起居室，很宽大，摆了几部大沙发和电视音响等。茶几上是中国彩瓷大花瓶做成的台灯，后来才知道这是拜蒂的丈夫密尔顿生前自创。环绕起居室的陈列桌和台几上摆满盆花和中国的木雕铜器石雕一类。钟翰稍稍细看了一眼，有正襟危坐的彩色木雕城隍，有款识“昭烈帝刘玄德”的铸铁全身塑像，有唐三彩的姜太公垂钓……钟翰此时有点明白了女主人说的“喜欢中国”。看见轩辕文化遍及四海，钟翰内心有一种既骄傲又亲切的感觉。
钟翰来前老太太正在看电视，现在令她兴奋和期待的中国客人来了，她想把电视关掉。她刚坐过的沙发旁边的茶几上放了三个大小差不多的遥控器，有朋自远方来，老太太也许是高兴，关了几次遥控器都没成功。她呵呵地笑着说：“机顶盒、电视机、影碟机，常常把我打得大败。”
钟翰上前帮她找对遥控器，关好电视，然后问她，能不能找几个小布袋。拜蒂连声说有，顺手从茶几隔层拿出几个自己编织的红绒线大袜子，是过圣诞节装饰圣诞树用过的。钟翰又向拜蒂要了红绒线，把三个大红袜子串起来，挂在拜蒂坐的单人大沙发右边的扶手处。朝里的袜子放入最常用的机顶盒遥控器，朝前的放入电视机遥控，朝外的放入影碟机的，分得清清楚楚，再也不会拿错，“打败老太太的问题”迎刃而解。
拜蒂高兴地拥抱了钟翰一下：“难怪我丈夫生前常赞叹中国人绝顶聪明，现在你一进门就证明了，毫无疑问，呵呵。”
钟翰来前听“国际大家庭”人员介绍过，知道拜蒂新近寡居，涉及隐私的问题不便多问，于是继续随拜蒂参观房子。起居室和餐厅的隔断墙是整栋房屋的中轴线，正对着一条室内走道。走道左边是入户大门和门厅，过门厅后再看左边是宽大的洗衣机房，里边洗衣机、烘干机分两边排列，中间是一张大大的熨烫台架。从洗衣机房再往左进，就是车库，拜蒂打开双排车库遥控门，此时天尚未全黑，车库车道正对麦瑞纳环道，双排车库里面只停着一辆拜蒂自用的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出产的普利茅斯宽大轿车。空余的车库两边堆满了杂物，看得出来很多都是中国元素的工艺品，看到这些，钟翰难免诧异拜蒂家怎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东西。
室内走道右边和门厅及洗衣机房相对的是又长又宽的客厅。南北方向展开的客厅正中间摆了一张可容纳二十人落座的大长条桌，上面摆满各种中国瓷器。客厅有南北两道门，北门右边小片墙上方，挂着一把硕大的彩画宫扇，上面画着一只昂首挺胸的大孔雀，孔雀回首顾盼栩栩如生，雀翎光艳闪烁，扇面题有“荣华富贵”四个楷书大字。门左边正墙面上，挂着一幅红日苍松云海横幅，尺幅之大钟翰只在荣宝斋见过。此墙对面是一整排落地玻璃门，开门出去就是宽绰的后花园和私家游泳池。玻璃门内的墙上挂满仕女图、奔马图等立轴中国画。对着餐桌的左右两面山墙，左边是一排陈列桌，上面有石雕、景泰蓝、铜器，右边墙上挂着两个各长一米有余的玻璃框，里边镶着两幅刺绣，刺绣看上去颇有年代，青色的底绣有些地方已经发白，织品上面绣有十几个孩童，或踢毽或扑蝶或跳跃，透出活灵活现的生气。拜蒂对钟翰说这是她的最爱，因为和她从事的编织相近，她可以时时借鉴古老的中国刺绣艺术的配色和针法。
从客厅另一边的南门出来又回到刚走过的室内走道，继续前行，和洗衣机房在一边的是三间卧室，和客厅在一边的是一间很大的主卧，三间普通卧室中的两间并无卧具：一间是拜蒂的工作室，工作室里有一张宽大的工作台，上面堆满各种钩针和彩色绒线，另一间是书房，透过硕大的书柜玻璃门看得见里边满是中国书籍，书房里挂满中国书法和中国画，其中就有安德森收藏的“岁寒三友”和密尔顿的书法作品“松竹梅兰菊”。宽大的写字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墨玉镇纸及不少寿山石雕印章。最打眼的是那个更漏，已成古朴的紫色。钟翰并不认识此物，但感觉应该是从中国南方来的，还以为是紫竹工艺品。拜蒂感觉到钟翰的好奇，告诉他说这是20世纪初中国人打更计时用的，还用不标准的汉语发音说了“更漏”二字，但未多说。钟翰只是觉得这样一个形制古怪的东西放在书桌上和其他所有东西并不相衬。
看见如此之多的中国文物和工艺品，钟翰已由刚开始的亲切转而变为惊异和怀疑，心里暗暗想着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家庭，这么多中国古老的东西都是怎么来的呢。
继续深入，右边顶头是拜蒂的主卧，宽大的床铺，长长的落地音响柜，带首饰柜的梳妆台，四扇悬挂镜面梭门的大壁橱，还有健身的跑步机等；左边顶头是密尔顿生前的卧室，还放着那张多向调节的大铁床，下面三方六个摇把闪闪发光。这个房间已到整栋建筑的东南端，两面墙上都开有窗户，室内光线充足，窗外的花石榴、杜鹃以及高大的樱桃树隔着半透明的薄纱窗帘清晰可见。门边靠墙的单边弧形陈列桌上放着两只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和铁床相对的高大抽屉柜上面摆着几幅带框照片，一张是密尔顿父母安德森和芭芭拉的合照，一张是密尔顿、简妮和拜蒂的三人合照，还有一张密尔顿的单人照。此时，除了认得出拜蒂，其他几人钟翰都不认识。进到这里拜蒂情不自禁，眼噙泪花，简单介绍了一下照片上各位已经离世的家人。主人没细说钟翰也不便多问，赶快出来了。
回到起居室坐下，拜蒂给钟翰泡了铁观音茶，一老一小开始说话。拜蒂的苏格兰口音很重，但只要有钟翰听不明白的地方，她会很耐心地慢慢换个表达方式，直到钟翰能听明白她的大概意思。
拜蒂讲述了她的具有特殊中国情结的丈夫密尔顿·嘎登勒，讲到他有个生死不忘的中国兄弟郭小山，讲到他过去在中国的生活。拜蒂说密尔顿是去年春夏之交时离开的，临终前嘱咐她一定要到中国的“Foochow”和“Kuliang”去看一看他童年生活之地，看一看那里的石头别墅，还要寻访故人，特别是这个叫郭小山的异国结拜兄弟，那里应该有此人的墓葬。
由于整个故事复杂和冗长，加之对这个颇有中国来历的家庭的狐疑，原本前来试图练习英语口语和听力的钟翰头昏脑胀，但毕竟还是在拜蒂不厌其烦的细细解说之下，大致了解了密尔顿鼓岭故事的人物和情节。钟翰告诉老太太不必性急，他在美国的日子会很长，可以慢慢了解她的故事，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
拜蒂告诉钟翰，她已于密尔顿去世的1984年夏季去过北京和长城，秋季又去过上海、杭州和苏州，可是都不像她丈夫密尔顿描述过的儿时故乡。拜蒂说她的美国友人指点她“Foochow”就是苏州，倒是有点像，“Kuliang”就是长城，大约是把古北口和八达岭混杂了。拜蒂说现在有了钟翰这个中国朋友，她相信一定可以弄清“Foochow”和“Kuliang”究竟在中国的什么地方。
这一下钟翰汗颜了，他问老太太有没有带文字的地名依据。拜蒂说原来是有的，就是她丈夫珍藏了几乎一世纪的中国晚清邮票贴图，上面每张邮票都盖有来自中国的邮戳，邮戳上英文字母拼写的这两个地名看得很清楚，上面也有中文地名。可拜蒂看不懂也写不出来中文字样，只能记清英语拼写。
钟翰请拜蒂把她说的邮票贴图拿出来给他过目，拜蒂说她一时拿不出来。原来密尔顿辞世以后，拜蒂知道那张邮票贴图对实现丈夫遗愿的重要性，薄薄的一张纸常被风吹落地，她深怕失落了，就仔细地收藏了。坏就坏在这仔细收藏上了，老太太年纪已大，藏得仔细到自己再也找不到了。
拜蒂当年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在这么大的房屋里，收藏一张薄薄的邮票贴图找不到本不意外，但要再想翻找出来那可得需要天大的意外，不说是海底捞针，至少也是泥牛入海难有消息。
拜蒂郑重其事地拜托钟翰，希望他务必帮她查实“Kuliang”这个中文地名和地方，“Foochow”还可以暂时放下不管，因为她只知道“Kuliang”重要，丈夫从小就是在“Kuliang”生活，在那里的石头房子里长大。她担心自己也高龄了，不知道还能腿脚自如地活动几年，她是亲眼看着丈夫密尔顿如何很快就不能走路的。而她今生若找不到“Kuliang”，以代一生难忘小山子和“Kuliang”的丈夫前往探望祭拜，她百年之后都没法上天堂面对她的丈夫，说时又是热泪盈眶。
钟翰并未完全弄清拜蒂讲的她丈夫密尔顿的鼓岭故事，可作为初来乍到的客人，面对如此深情和执着的老太太，无法不勉为其难地答应着并让拜蒂写下“Foochow”和“Kuliang”两个英文地名并收好。根据参观拜蒂房屋时看到的大量寿山石印章和雕件，还有那两只脱胎漆器花瓶，钟翰已经初步把“Foochow”和“福州”联系起来。可对“Kuliang”，钟翰百思也不得其解，会不会是中国的另一个城市？就是这个“Kuliang”，把整个寻找鼓岭的过程复杂化了。钟翰在猜会不会是“桂林”，或者是“涪陵”，而这两个地方都和福州隔得太远，钟翰也是只能摇头。但钟翰告诉拜蒂，后天可以去请教他的导师约翰·本杰明教授，他可是个美国人中的中国通，应该可以提供正确的方向，拜蒂听了喜不自胜，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参观了半天房子又说了好半天闲话，第一次的见面时间已经足够长了，钟翰提出老太太应该休息了，拜蒂还在滔滔不绝地边讲边送钟翰出门。
从西戴维斯回东戴维斯留学生公寓的路上，钟翰的情绪一点儿也高涨不起来，他对拜蒂和她整个家庭的第一印象并不算好，刚开始时看到她家的中国物件还颇觉亲切，可看着看着就感觉不对了。拜蒂一个孤老太太，她家那么阔绰的大房子，钟翰心想在中国即使国家级领导人也未必住得上吧。
已经对美国和戴维斯有了初步认识的钟翰并不会对美国多数人的富有产生丝毫怀疑，这是美利坚独立二百余年以来全体美国人奋斗的结果。钟翰相信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也同样能够振兴，他确信靠中国人双手的不懈努力，终有一天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发达程度并非神话。
钟翰心里愤愤不平的是，拜蒂家哪儿来的那么多中国古董？进她家简直犹如进入一个小博物馆，若不是近代列强对中国又侵略又掠夺能有那么多好东西吗？拜蒂家过去在中国都干过些什么，钟翰不能不猜疑。他亲眼看见的鄂西北的中国农民有多么穷苦，可美国人一家却坐拥这么多的中国财富，钟翰深深感叹落后不光会挨打，落后还会被剥夺到倾家荡产。
钟翰很感慨才来美国第二天，居然就上了这么一堂震撼心灵的教育课。
时隔一天，星期三，是约翰·本杰明教授邀请钟翰通读《红楼梦》开篇的日子。钟翰十点准时到本杰明教授办公室，教授已在等候。教授主张的方法是先读《红楼梦》以提高他的汉语，后以中文漫谈，并不局限于书本，既是学习汉语口语，也是交融探讨中西文化。
约翰·本杰明教授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终身教授，东方系系副主任，是美国汉学和韩（国）学专家。钟翰很庆幸有这样的好机会和他一起读书和漫谈，听取他从美国专家的立场与视角表达对中国文学及社会的种种意见。既非正规学术讨论也非课堂教学，纯是边读书边议论的私下漫谈，随意又自由，正因其自由，方可无所不涉及无所不深入。
读到书里第一回的《好了歌》，两人谈起了由显赫到没落、由富贵到贫穷的普世命运的轮回。本杰明教授首先表达了他看不出中国红学界某些研究者所谓曹雪芹以一部《红楼梦》刻画中国封建朝代行将没落的论调，他看到的只是曹雪芹对贾府家道中落的叹息和对重沐皇恩的期盼。
钟翰感觉到命题太大便未置可否，只是转移话题玩笑似的问本杰明教授，美国现在有“破袄寒”“人皆谤”的乞丐吗？本杰明教授不乏幽默，他说大部分人是“金满箱，银满箱”“红灯帐底卧鸳鸯”，他并不看好时下部分美国年轻人过于追求享受而不愿努力的浮华之风。少数不好好工作又吸毒酗酒赌博之人破产或无家可归，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乞丐，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年年都会对这些人给予不菲的救济，美国的纳税人因而发出很多抗议，认为这是剥夺勤劳者而鼓励堕落人。
钟翰问本杰明教授，美国无家可归的穷人会不会联合起来革命？本杰明教授哈哈大笑，说美国的枪支从来都是自由买卖，二百多年的美国历史上却从未发生过穷人革命。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若是能振作精神起来革命，他们也许就不会到无家可归的地步了。
钟翰有点不明白。本杰明教授说美国社会的机会很多，政府培训和提供就业的机制也很健全，只要不是自甘堕落，努力工作的人都不会穷，不仅不会穷，而且无需多少年努力就能达到中产水平。
本杰明教授饶有兴趣地和钟翰探讨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前途。本杰明教授说他研究这问题多年了，他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可以引出两套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东欧阵营过去的方法是使用暴力推翻榨取“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即所谓社会革命和武装革命，从而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搞计划经济，这对阵营内各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力所造成的震动和破坏非常大。而西欧和美国的方法是把对劳动者本身的剥削转化为对机器和科技的榨取，即所谓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搞市场经济，培育包括多数人在内的市场消费主体，避免实行人对人的剥削，人会造反而机器和科技不会，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大多数人富裕起来，并且很快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走了一条比较平稳的社会变革之路，所以西方不存在暴力革命的可能。
教授还说，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来看，西方走的是一条相对快捷的路，没有破坏社会生产力和打乱社会秩序，在解决人剥削人的问题上，也就是解决马克思研究的“剩余价值”的问题上相对平稳，迄今社会和民众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获得的实惠显然比东方为多。这也是为什么80年代深圳人爱往香港跑、东柏林人爱往西柏林跑的朴素理由。
本杰明教授还认为，东西方的竞争会长期存在的，应该尊重这样的竞争，这既是较量也是共谋，互惠互利，因为人类社会的问题是多变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该是多变的，不可能说哪一种固定的模式就永远不会落后，任何一种社会机制都需要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良和改革。但他强调暴力革命是不可取的，因为武装斗争的结果不管谁输谁赢，其对人类生命和社会生产力的伤害都太过惨烈，而且结下后世的难解之仇，相信走过这条路的民族会思考和进步。他还认为中国改革后的进步势头很快，给东方各国甚至西方都提供了表率和参考，也带来了压力。
钟翰觉得本杰明教授的见识很新奇，同时很欣赏他快人快语的思想表达，又转而请教他美国本身有哪些弊端。教授说他最不喜欢美国的多管闲事，花很多钱得罪不少国家和民族，在国内还不能讨美国人民的好。美国人今天花明天的钱也都是从政府那里学来的，政府把下个世纪的钱都快透支完了，国际和国内都债台高筑，迟早会有沦落到“破袄寒”变为乞丐的那一天，就像曹雪芹说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完他开怀大笑。
钟翰请问本杰明教授如何具体看待和评价中国正在推行的改革开放。本杰明教授风趣地讲，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成果就是钟翰能来当他的研究生，能面对面和钟翰读书聊天，学习正宗的汉语口语。
本杰明教授还说他特别喜欢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邓小平，邓氏的言谈不仅聪明而且诙谐，“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邓氏猫论”一度在全世界疯传，非常风趣准确地说出了有效工作的本质，又正确又好记。
本杰明教授还特别讲到钟翰前所未闻的邓小平在中美建交不到一个月的1979年之初受卡特总统邀请访问美国时的轶事。在邓小平和卡特联合答记者问的场合，有记者问邓小平，你作为中国领导人来访问美国，中国内部有无反对的声音？美国总统卡特一时紧张，觉得问题太敏感，却不料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有，台湾那边就很反对。不仅卡特总统松了一大口气，还激起记者们的一片掌声。邓小平既正面回答了问题，又坚持了一个中国、坚持了台湾人是中国人的观点，充分彰显了他的幽默和高明。
教授还谈起他对中国改革前后不同社会状况的看法。本杰明教授先提及中国几千年来以史为鉴的传统，他说从善如流一直以来都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提倡，能遵循的就能与民同心建立盛世，如周公、文景等，背离的往往会专制独裁与民对立搞成乱世，如商纣、隋炀等。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统治人物大致分这样两种，社会兴衰和统治者是否以“民为重，君为轻”成正比关联。
教授还认为，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真正体察民意，长期由上而下“造反”，突出“破”字，重斗争，强调“阶级”的价值观，否定个人，客观上扭曲了人性之善，诱发了人性之恶，大搞政治运动，每次都要打击相当一批民众，特别是拿知识分子当成打击重点。将近三十年的政治运动下来，被打击民众的累计数量可谓巨大，直至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文革’”，举国上下武装内斗，残酷整人，毫无法制秩序可言，经济必然大受破坏，人民遭受痛苦，国际形象也不好。
本杰明教授接着说，受“文革”冲击两落两起的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七八年，吸取了“文革”的沉痛教训，大力拨乱反正，结束和禁止毫无意义的内斗，关注民生，突出“立”字，重建设，恢复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经济建设和百姓生活进步明显，法制秩序也随之好转，国际形象明显提高。
听了教授的高论，钟翰当时心想这话在中国还没人敢说呢，可他由衷感觉得到本杰明教授真正关心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诚挚和善意。
本杰明教授关于中国的著述颇丰，钟翰探问他在研究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难题。本杰明教授说最难的是当年中国“文革”时期经常会遇到的“人民专政”一词，他说“专政”一词在英语里和“独裁”是同一个词（Dictatorship），“人民”这个表示社会大众的名词和“独裁”这个极端个体的名词放到一起，在语法上就是个矛盾体，这使他著述和译写时一旦遭遇就会大费脑筋，对待这一“发明”他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本杰明教授说完又是哈哈大笑。
钟翰提起昨天在拜蒂·嘎登勒太太家的见闻，说一进她家简直像进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博物馆。本杰明教授很了解也很尊重已故的密尔顿·嘎登勒教授，他说那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状态和美国那一时期对亚太地区的扩张所造成的，因为密尔顿的父辈在中国居住工作过数十年的时间，他们家才有这么多中国元素的东西。不过戴维斯市很多市民都了解，嘎登勒夫妇把其中最有价值的中国文物捐给了加州首府的艺术博物馆，这也是密尔顿遵照他的父亲安德森·嘎登勒先生的遗嘱所办，他们家现有的东西是经博物馆鉴定认为不具备馆藏价值而退回去的。
听了教授一席话，钟翰虽然对密尔顿和拜蒂已经释怀，可还是不服气地问本杰明教授，密尔顿父辈把这么多中国文物弄到美国，这算不算掠夺呢。本杰明教授不假思考地说当然算，20世纪人类历史的相当篇幅还是血淋淋的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当年欧洲殖民者武装进入北美大陆，对本土居民印第安人的侵犯和掠夺比这更加残酷，以致历史悠久的印第安文明几近毁灭，他本人一直著文抨击这一历史罪恶，警示美国当局牢记教训，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本杰明教授说，密尔顿的父亲安德森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晚年常常深陷对此行为的反思，觉得不能把这么多属于中国的好东西据为己有，临终前更是感到不安，才嘱托密尔顿把这些文物捐赠给博物馆。美国基督徒临终前都会忏悔自己的一生。
钟翰说这是宗教对人性的有益教化。
谈到人性，本杰明教授认为，人类社会善良的人性为主流时，便书写文明的历史，罪恶的人性占上风时，便书写野蛮的历史，人类迄今的历史就是善与恶较量的历史。每次较量，无论多久，总是善良与文明占了上风，成为主导，因为它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最大化，所谓天下为公。
本杰明教授还说，推动历史进步的人都是天性为善的人，阻滞历史进步的人都是天性为恶的人。人类几千年进步与倒退的交锋，就是善与恶的交锋，一次次交锋的结果，达成世界各民族平等对话的大局。有这个前提，才可以在和平的氛围中，鼓励后起民族奋起，限制先发民族肆掠。大家都敬畏“人在做，天在看”，本质是敬畏天理，只有都遵守利人利己的共赢规则，人类社会的进步才稳定可期。
本杰明教授这种以人性善恶为原点，诠释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思想，钟翰从不曾听闻，觉得非常新颖，很欣慰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思想深邃且理念高尚的导师。
作为导师，本杰明教授还告诉钟翰，不应该对拜蒂老太太有所误解，嘎登勒一家是和历史一起走过来，一起犯错同时也一起进步的。总的来说，密尔顿·嘎登勒教授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是一个很优秀的师表，他的人望很高，他们家过去在中国的往事和密尔顿无甚关联，因为那时候他只是个孩子，和拜蒂就更没有任何关系了。嘎登勒这个名字一度是戴维斯和加州大学的骄傲，就因为密尔顿善良、博爱、反战，以及他在物理学尤其是雷达方面的杰出贡献。
钟翰频频点头，又向博闻的导师请教拜蒂所提到的“Kuliang”究竟是中国的什么地方，没想到本杰明教授也一无所知，连连耸肩摇头，并幽默地讲，这比让他翻译“人民专政”更觉难办。
钟翰笑看墙上时钟，十二点半都过了，肚子在咕咕叫唤，赶紧向教授告辞。
本杰明教授非常满意这样的读书和漫谈，说他很久都未能这样尽兴地和人交流了，还戏言第一回合已经大大超时，应该多付钟翰报酬。钟翰调侃，正好，正好，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师生在欢快的笑声里约定下周一再读《红楼梦》。
正是：中西文化有短长，师徒共话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