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的名字，随着《黄河大合唱》与《生产大合唱》的激昂旋律，响彻中华大地。这位杰出的音乐家，以他卓越的音乐才华、具有中国民族气派的作品，写就了中国音乐史上光辉的一章。
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澳门一家贫苦渔民的破船上。他的父亲居住在澳门，以捕鱼为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母亲黄菊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她有着中国妇女坚忍、耐劳的传统本色。长期的艰苦磨炼，使她不敢对生活抱任何奢望。然而，命运偏偏要捉弄她，居然连最低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她。当她准备迎接自己腹中新生命的诞生时，丈夫突然倒下了，留给她的是一张破渔网和两只旧木桨。她含泪办完丈夫的后事，从悲痛中振作起来，等待着这个她与丈夫期盼已久的孩子的降生——唯有孩子，才是抚慰她那颗受伤的心灵的良药。
1905年，冼星海出生了。从他身上，母亲似乎看到了丈夫的影子。从此，她把对丈夫的思念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为了孩子，她忍辱负重，挨骂受气，给人家当佣人，干杂活，一切苦她都默默地承受着，身体却一天天衰老下去。令她欣喜的是孩子渐渐长大了，黝黑的皮肤，健壮的体格，真像一个海员的儿子。
冼星海的祖父在海上漂泊了一生，历尽坎坷。他看到相依为命的母子俩生活维艰，便竭尽全力帮助他们。他把失去儿子的悲痛化作对孙子的百般疼爱，常常带着小星海玩，给他讲许多好听的故事。那迷人的大海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神秘故事，汹涌的海浪与肆虐的风暴，神奇的海市与美丽的蜃楼……这一切给冼星海幼小的脑海里留下了翩翩幻想。他要去当水手，去迎风逐浪，捕捉那一朵朵的浪花。生活在他纯洁的心中展示了一幅幅美好的图画。他总是缠着祖父，让祖父一遍又一遍地讲大海的故事，然后把小嘴一撇，无限神往地说，自己长大了也要当水手。
淳朴的母亲很了解水手生活，她深知水手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职业，不愿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再沿着丈夫的路走下去。她暗暗地下决心，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人，以告慰丈夫在天之灵。她要让孩子读书。冼星海六岁时，妈妈把他送进了一家私塾，这是他家几代人都不敢有的梦想。
私塾里枯燥的“子日诗云”，引不起小星海丝毫兴趣。私塾里有好多水手的孩子，他们天生具有一种冒险精神，渴望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于是，他们悄悄结伴跑出来，在海滩上捡贝壳、玩游戏。等傍晚渔民们归来时，他们便躺在沙滩上，听那远处传来的歌声。在这婉转、悦耳的歌声中，劳累了一天的渔民们倾诉着生活中的苦难与欢乐。歌声在水面上飞来荡去，缭绕不绝，孩子们被这场面、这歌声陶醉了。他们常常来到海边，享受这大自然赋予的欢乐。如果说冼星海的童年时代有什么称得上音乐教育的话，这就是最重要的第一课，朴素的民间音乐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深深地植入他的心灵。
当小星海正陶醉在海的梦想、渔民的歌声中时，又一个巨大的灾难降临了——对他们关怀备至的祖父撇下孤苦伶仃的母子，永远地走了。失去了唯一关心他们的亲人，母子俩生活更加无依无靠了。倔强的母亲决定离开这块土地，怀着一线希望，去新加坡开始新的生活。
1818年，冼星海随母亲由新加坡迁居广州，进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学习。他先后做过打字员、暑假华侨学校的学员、工人夜校教员。由于他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晚会，演出单簧管独奏，后来，他被聘为校乐队的指挥，并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南国萧手”。
1926年，为了更好地学习音乐，冼星海毅然辞别母亲，只身来到北平，希望能在当时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习音乐。
初到北平，他先是在萧友梅领导的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进修小提琴，后又在萧友梅的帮助下，到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习小提琴和作曲，并被安排在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以解决他生活上的困难。
1927的冬天，上海成立了国立音乐学院，由萧友梅出任该院的教务主任及代理院长。冼星海马上由北京来到上海报考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由于冼星海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学习过音乐的缘故，被获准免试进入新建的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兼学钢琴及音乐理论。
1929年夏，他因支持并参加反对学校当局不合理收费制度的学潮，被学校无理地赶出校门，被迫停学。
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冼星海在轮船上找到一个做苦工的差事。1929年夏季，冼星海乘着广州开出的一艘轮船，途经新加坡等地，奔赴巴黎。
1930年1月冼星海到达法国巴黎。经过马思聪的介绍，他认识了著名小提琴家保罗·奥别多菲尔，并随他学习小提琴。同时，冼星海又找到巴黎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路爱日·加隆先生，学习和声、对位等。这两位教授听说星海是一个穷苦的工人时，都决定不收他的学费。
在学习期间，冼星海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苦工，像餐馆里的跑堂、理发店的杂役、看守电话的仆人等。繁重琐碎的工作使星海只能用很少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练习作曲。有时，他一早5点起来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钟。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很累，在餐馆工作中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眩晕摔倒了。老板骂了他一顿后，第二天就把他开除了。
从此以后，冼星海常常处于失业与饥饿的状态中，有好几次又冷又饿，实在坚持不住，在街头就软瘫下来。
他只好忍着羞辱到咖啡馆、大餐馆去拉琴乞讨。有一次，冼星海在拉完曲子后，用碟子讨钱时，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他的碟子摔在地上，并打了他一巴掌，还说他丢了中国人的脸……
星海经受着生活的磨难，然而对于学习音乐却始终没有放弃。在困苦的时候，对祖国的怀念迫使他更加努力地学习。
1932年初冬，冼星海在一间破房子里，寒风呼啸着从破碎的门窗中冲进来。没有被子、没有炉火、小油灯也被风吹灭了……面对此情此景，一时间，个人的种种遭遇和祖国的艰难现状一齐涌上了他的心头。这不能自制的感情洪流，使他借风述怀，写下了一首女高音独唱歌曲《风》，抒发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与思念。《风》受到了巴黎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法国印象派作曲家保尔·杜卡、拉威尔和当时在该院任教的著名俄罗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赞赏，并被巴黎电台广播列为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的演奏节目之一。
由此，冼星海结识了世界印象派三大音乐家之一，巴黎音乐学院大作曲家杜卡先生，并得到杜卡的首肯，让他报考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作曲班。冼星海顺利地通过考试，并获得了一个荣誉奖。从此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并在杜卡先生的指导帮助下，开始系统地学习作曲。
在师长和学校的帮助下，冼星海经过艰苦努力和发奋学习，终于在1935年春，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毕业了。他毅然决定，回祖国，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和人民。
1935年秋，冼星海途经香港回到了上海。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关头。百代唱片公司聘请他担任音乐创作和电影配乐工作。这期间，他创作了《救国进行曲》，为影片《夜半歌声》配乐，并写了插曲《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等。
1938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离开了母亲，转战到了武汉。他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里的群众歌咏活动中。这个时期，他创作了《保卫武汉》、《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太行山上》等等一大批新的抗战歌曲。后应“鲁迅艺术学院”的邀请他于1938年冬天到了延安。
到延安后，冼星海担任了“鲁艺”音乐系的教授，主要担任理论作曲的教学工作，另外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在教学期间，他创作了一些大型作品：《民族交响曲》、《军民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他深深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于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5月，党中央委派冼星海到苏联为飞安电影团摄制的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创作音乐并进行后期制作。到了苏联，没有多久，苏联保卫战爆发了。在这期间，他完成了《第一交响曲》即《民族交响曲》，又创作了《第二交响曲》（又称《神圣之战》）。一九四四年一月，他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创作了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阿曼盖尔达》的交响诗。之后，他患了肺炎，病倒了。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他的病情加重，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那时他只有40岁。
冼星海对我国革命音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