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打电话回去，问父亲收到我寄的钱没有。
父亲说话的声音含含糊糊。我问他是不是睡觉了？父亲说他昨夜熬过了一个通宵，天又冷，就早点上床歇着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熬通宵，问他：出什么事了？
父亲说：振相叔过身（死）了。全村的人都去守夜了。
一听到村里有人死了，我的脑海里马上浮起一个与其名字相对应的形象。振相叔是一个身体壮实的庄稼汉子，种地，养牛，为人做犁耙，贩牛，杀猪，想方设法赚钱。他的一个儿子还是我的小学同学。每次在路上碰到振相叔，他总会问：你爸爸呢？我长到二十岁了，在路上见了面，他仍是那么问：你爸爸呢？
我只有一个答案：在家。
这个家很大，不仅仅是锅碗瓢盆，也不仅仅是餐桌灶台，还包括村落、庄稼地，后山，河流，井边。在门口看得到的地方，都是乡村的家，也都是乡亲们的家。只有离开了这片熟悉的土地，出了远门，看不到乡村的一草一木了，才算离开了家。
振相叔说：叫他有空过来坐嘛。
我说：好。
三句话，我们已经错肩而过。而在不经意间，我们却错过了一生，从今天起，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一脸的胡子，听不到他瓮声瓮气的声音了。
父亲叹息了一声，说：他得肝癌，死在成都，从成都运回来，光运费花了一万多。
父亲在可惜钱：说：在成都烧了就烧了。
我默然，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乡里老人都怕火葬，以为在外地烧了，灵魂就飘在外头回不来了，做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在外地去世的，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他的家人都是希望把他的尸身运回故里，人土为安的。这是一种传统，即使在家门前的火葬场焚化，他们也不会答应自己化为一捧轻灰。他们需要埋进大地，肉体与大地融在一起，才觉得踏实，有个归依。
父亲说：你放心吧，我们还好着呢，睡吧，明天还要放鸭子。
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想起了父亲的朋友。
父亲并没有几个朋友，而我知道的，已经有好些朋友离开了这个热火朝天的人间。也是去年，比现在还稍早一点，我打电话回去，父亲接了电话，告诉我：前几天，子路叔叔过身（死）了。
子路叔叔比父亲大不了几岁，抽烟，滴酒不沾。早前在乡里的食品站上班，后来改制，他返回村里，最初种地，后来打石碑、吹鼓、杀猪。只要是谋生的事，他都做。我父亲说他的身体硬朗，活一百岁都问题。子路叔不这样看，说人有旦夕祸福，生死不由人做主。他们似乎把生死看成是一道菜，小鬼端着，活人迟早是要吃的。所以谈起生死，一点畏惧的感觉都没有。
子路叔喜欢种菜，有了瓜秧子，自己种一些，也带一些给我们，劝我们种下。以至到后来培养了我父亲的一种惰性，到了撒种子的时候，也不撒了，说子路叔撒了，到了时节，去采几棵到自家地里种下就行了。子路叔似乎对种地非常痴迷，只要有时间，就趴在地里，或翻草，或捉虫。我父亲说：子路叔的菜地里，一棵草影子都找不出。
到了十二月，天冷，又雨，路湿滑。子路叔挎着竹篮，下地去揪一棵他种的“环保白菜”，到了自家地头，一脚迈进去就一头栽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待家人寻过来，子路叔已送走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说：年前都说好了，我要先去给他拜年的。眨眼，人不见了。
子路叔是村里的长辈，按辈分论，我得叫他太爷。但他的年龄，只比我父亲大几年，年龄相仿的人，不好按辈分来，只好将就着叫他叔。他也不恼，只是当小辈直呼他名字的时候，他才会眼睛一瞪，凶神恶煞似地说：子路是你叫的么？你爸爸都得叫我爷！
某些年我回家过春节，经常会在大年初一见到他。他不喝酒，我经常允许他以水代酒，跟我碰一杯。他也不在乎，说：你一杯酒，我一碗饭。话犹在耳，而人却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人间。
无论是振相叔，还是子路叔，他们都年轻地活在我的记忆里。我离开家乡谋生的时候，他们都四十出头，正是田地里一把劳作的好手。直到今天，我都想象不出他们沧桑衰老的样子。振相叔的眼神里带着疑问，子路叔的眼神里满是悲天悯人。无论生活如何艰苦，他们始终都对别人充满关怀。乡村令人怀旧感动，正是因为有他们，在以身作则，将农民朴素的情感传送下来，让乡村变得温暖可靠。
当然，父亲的朋友里，也有并不重视感情的投机分子。有的或许是因为环境原因，有的或许是因性格不合，自然分道扬镳了。
在父亲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年轻英俊的朋友，在大队里供着职，但经济收入并不因此改变，搞碾米厂、裁缝店，我父亲都大力支持，除了将自己家里的活给他做，还介绍邻居的活给他。农忙的时候，还组织自己的亲友去帮助这个叫石叉的朋友（他的真名当然不叫石叉，我编的，如果他读到了这篇文章，请原谅我的不恭敬。）。他母亲过世的时候，没钱，我父亲把家里的钱全借给他，不够，自己担保，到朋友家去杀猪，把肉菜赊给他。石叉走出困境，先在大队里放电影，后又通过关系调到乡政府任职。自那以后，就跟我父亲越来越生疏，最后见面只剩到一笑，生怕我父亲巴结了他。我奶奶在世时，说到他，就以“翻脸不认人”来形容他。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父亲一翻“人情账簿”，翻到了石叉的名字，以为交情不薄，自信他会来烧炷香，送送老人家，到出殡时，也未见他人影。
或者，石叉把那些来自乡邻的帮助当作是应该的，是不用记不用还，过了就消失了。他图得了轻松，却也图来了乡亲们的轻视。村里人进县城办事，跟他同一桌吃饭，都当作不认识他。别人问：你们不是一个村么？众村人也只是一笑，自顾自喝酒，不敢高攀他。
现在，我还记得他有一根高高的鼻子。除此之外，他的脸廓已被岁月模糊。
父亲被朋友抛弃过，他并不觉得吃亏。我羡慕父亲，一生平淡，却从来不少朋友。而他的那个年代正在结束，在这结束的时候，让我感到分外地沉重。没有他们的乡村，乡村还会像以前那样古道热肠，那样宽容，那样彼此关心么？我有答案，我祈求但愿我的答案是错的。不然，我将如何去面对地底的那些叔叔伯伯？但愿他们不知道，人间的感情正在变得寡淡，金钱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致命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