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群星灿烂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中，杨苏是有其代表性和独特性的。1957年，杨苏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发表了短篇小说四十多篇，中篇小说三部，散文三十篇，报告文学四篇，两个电影文学剧本，及一些革命斗争回忆录和长篇传记文学《周保中将军》等等。
这里，我们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杨苏走过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杨苏于1927年生于云南省剑川县，白族。他在剑川、丽江、鹤庆的中学读书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并组织进步的“读书会”。他喜爱文学，广泛阅读了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返回家乡后，他担任过党总支副书记、特区党委副书记，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曾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中共滇西地下工委领导的剑川起义成功后，他们特区派了四百多人的武装，与兄弟部队配合，解放了乔后盐矿。随后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杨苏任团政委、团长，带领指战员同国民党部队、地霸和土匪武装进行战斗，直到云南解放。解放后，曾任龙陵、腾冲县委书记、副书记，中共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委宣传部长和保山地委宣传部长。亲身参加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清匪、反霸、土改、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边疆民族地区艰苦复杂的工作，把他卷入到了各个阶级、阶层的矛盾斗争漩涡之中，使他了解和熟悉了众多不同经历性格的人物，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素材，他经常被无数新人新事所激动，时时想把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表达出来，但苦于没有时间实现这一愿望。1957年，杨苏的第一篇散文发表在《萌芽》上，从此，他在党的鼓励下，开始了业余创作，连续发表了不少优秀的小说、散文。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他的第一本短篇集《没有织完的统裙》，老作家茅盾，叶圣陶、冰心曾撰文给予热情评介。1962年，杨苏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他的第二个短篇集《求婚》。他的不少优秀作品被选人《全国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当代小说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讲》，列入高校教材，及三十年《云南小说选》、《云南散文选》，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二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是杨苏创作的第一个丰收季节。很多脍炙人口的短篇《求婚》、《剽牛》、《没有织完的统裙》、《春雨满山寨》、《梅恩莎》，散文《响吧，象脚鼓！》、《山庄夜语》。电影剧本《景颇姑娘》都是这一时期的佳作。它们不仅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口赞誉，而且赢得了国内各族读者的欢迎，有的被介绍到国外，为我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一朵色香浓艳的花朵。
阅读杨苏前期的作品，我们仿佛欣赏到一幅边疆民族“绚烂的文锦”：既有傣家英俊的小伙，又有景颇豪爽的姑娘，既有德昂憨厚的队长，又有傈僳强悍的民兵，既有白族勤劳智慧的妇女，又有献身边疆解放和建设的干部和民族新一代医生教师……杨苏作品的全部描写对象是边疆各兄弟民族，因此，这就要求他的作品不仅要通俗化；而且要“真”，要在描绘出边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塑造出栩栩如生的“这一个”民族的“这一个”人物来。读杨苏的作品，你会看见兄弟民族中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被山官用九条牛卖出的孤女、为大军带路追歼残匪、在景颇山带头办起第一个合作社的景颇姑娘黛诺；吃尽旧社会的苦，深知共产党是亲人的文帅爷爷；善于作民族工作，一心为景颇人谋幸福的女军医；勇敢而热情的傈僳族猎手民兵英雄余三……可以说，各民族中那一个个闪耀着新思想新道德光芒的人物都活蹦蹦地出现于作家的画廊中，令人目不暇接，杨苏就是这样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五、六十年代滇西边疆的历史来。他的小说一般都短小，作者以清新隽秀而又色彩秾丽的笔触，描绘了新的边疆，刻画了众多兄弟民族的独特的心理、性格、气质、精神风貌，表现了他们从历史的丛林走来并对美好未来的热烈追求，反映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温暖大家庭里亲密团结、勇敢斗争、辛勤劳动、建设新生活的进程。
杨苏这一时期的创作风格是清新、明丽、隽永，还表现在他的语言特色上。如环境、景物的描写，作者叙述的语言，尤其是人物对话。在杨苏的短篇中，大多在开头就为读者描绘出一幅边疆特有的风景画、风俗画，或浓妆，或淡抹，或渲染，或点拨，或明媚，或幽静，声色香味俱全，使人仿佛亲历其境。《没有织完的统裙》写阳光下的攀枝花，从“含苞待放”到“刚绽开”再到“盛开”，巧妙地把三个织统裙的清晨与娜梦的三件喜事的经线与母亲对女儿行动的不理解的纬线天衣无缝的纵横交织，明暗相衬，使其情景交融，诗意盎然。《春雨满山寨》对春雨变化的细腻描写。《景颇姑娘》对景颇山寨环境的描写，大家是熟悉的。如《“汤跌”》开头；“岗坡头，松柏苍翠，栎粟成林，红木树吐出了紫玉般的嫩芽。丛林中，闪出几个景颇族青年，其中有联防队长勒拉。在他们白色的包头上，缝着火一样红的绒球，插上用元珠串成的闪亮的英雄结，吹着‘桑比’，充满朝气和自信。他们披着阳光，唱着山歌，轻捷地向蛮岗方向奔去。‘砰……叭’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这里作者显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在描绘特定环境中，简练几笔就镌刻出几个景颇民兵的肖像，并随着枪声展开了汤跌风俗的介绍和故事，颇有古典小说的笔法。
杨苏作品中人物对话生动形象，幽默风趣，比喻联珠，什么人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各具性格特征。
他对少数民族的谚语、歇后语、民歌是那样熟悉和运用自如，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俯拾皆是。如：“男人不会耍刀，不能出远门，女人不会织统裙，不能嫁人。”“豹子肉是打来的，好日子是挣来的。”“新娘不会跑娘家，母猪也要笑话她。”等等。
杨苏还善于从日常生活口语中提炼、创造自己新的语言：“孔雀的美丽是羽毛，人的美丽是知识。”“竹笋没有雨水发不起来，景颇人没有共产党站不起来。”“随着晨风飘来了樟木的幽香，也飘来了傣家两个小卜哨的声音。”等等。杨苏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发掘、提炼和净化是作出了贡献的。
杨苏这一时期的作品正是以其真实深刻地反映边疆民族的生活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而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欢迎。
三
在那些动乱的年月，作家虽然也有过痛苦和忧愤，但他始终没有垂下思考的羽翼。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苏发表了十多篇描写云南解放前在党的领导下各族儿女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活的短篇：《同心结》、《送粮》、《撤退途中》、《乌黑海的血迹》、《少将特务和他的警卫》、《带血的腊梅》、电影文学剧本《藏民骑兵队》和中篇《绿林新传奇》、《石钟山的故事》、《一块白杨木的墓碑》等。题材的不同，思想和艺术的深度，风格的发展都使读者耳目一新！也有人问：“杨苏为什么不写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了？”事实上杨苏近几年发表了二十多篇写边疆民族生活的散文，杨苏并没有回避现实。
写“边纵”题材的小说，是杨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一面。他的这些作品为党落实“边纵”政策，恢复“边纵”革命历史面目起到了文艺的先导作用，也填补了一段空白，垦出了一片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处女地。在《边疆絮语》中，杨苏有一段自白：“我这样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全国各个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都流过血的，是各民族鲜血的结晶，绝不是靠谁的恩赐。过去不能写，写了会被戴上帽子。……”之所以要引出这段话，正是从中看出作家一直在认真地作纵横思考和严峻的探索。他正在双管齐下：一方面探索如何去反映今天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他以一种积淀的历史意识的穿透力，选择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在他青年时代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中去挖掘宝藏，去寻找重要的题材，去开拓一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和历史的生荒地！他说过：“记载下各兄弟民族斗争的历史，这正是讴歌他们的诗篇。”
杨苏的小说，如《送粮》中对以阿祥为首的一群白族妇女高尚精神的描写；《洱海风雨》对白族大婶王阿秀的感人品质的赞美；《撤退途中》对党的地下工作者阳生茂和警卫员张锡良的刻画；《董禾根》中对一个老游击队员的遭遇的深切同情的抒发；《伍扎和他的凉山马》对一个藏族战土和他的战马的着力雕塑；《绿林新传奇》对揭竿造反、刚强骠悍的英雄罗得才的扣人心弦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描绘……都使读者从中受到震撼、教育、启迪和艺术感染。杨苏近期“边纵”题材的小说，总的看比前期更重视通过情节和行动，集中刻画人物性格，结构也较谨严，风格上更显悲壮之美。
中篇《一块白杨木的墓碑》是杨苏的又一突破，或许可以说是“边纵”题材风格的力作。作品在人与历史与自然的庄严沉重的氛围中，集中地揭示和刻画了白族女共产党员赵冬梅的成长过程和鲜明性格，用既热烈又严峻的笔触描写了她的美丽善良、人生命运、机智勇敢和壮丽牺牲！她命运多舛，嫉恶如仇，追求幸福，向往光明，革命斗争终于使她变成了一个坚强的女性。由于对赵冬梅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人物显得栩栩如生，立体感很强，加之写法上情景交融，更摧人泪下。其他人物如李德海和董泽宗等，形象真实，生动深刻，跃然纸上。在当代作家中，杨苏是十分擅长塑造少数民族妇女形象的。《一块白杨木的墓碑》中的赵冬梅，不仅是我国少数民族妇女的艺术典型，也是当代文学中难得的一个艺术典型形象。
杨苏“边纵”题材的作品所追求的悲壮的阳刚之美，除了作者厚实严峻的生活经历外，更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分析和对历史对人物的正确的美学评价。它通过地下游击斗争把边疆各族儿女的艰难斗争历程和高尚的精神品质再现出来，它不仅启示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这一页边疆的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且启迪我们要“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珍惜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从而去为实现四化、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
（原载北京《民族文学》198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