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作家的了解过程，往往从阅读作品，到认识，到相知。与袁佑学便是这样，从读其作品，到读其人。
1979年，袁佑学在《云南文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上边说》。一炮打响，犹如黑松林里跳出一个李逵，跃上沉寂已久的云南文坛。《上边说》荣获1980年云南省首届文学创作一等奖。一颗新星升起了。
袁佑学发表这篇小说时，没有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彝族”二字，（迄今，他发表作品时都不习惯加上族称）然而，《上边说》确是地地道道的彝族特色风味的小说。1983年获云南省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的《罗牧阿智新传》、同年获楚雄州“马樱花”文学奖的《斗牛》、1987年获昆明市新时期十年文学创作一等奖的《远方飞来小白鹅》、选人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短篇小说佳作集》的《江鳅》等都是独具彝族特色的小说。可以说，从始至今，佑学发表的近一百篇小说，其题材都是离不开生他养他的彝族山寨，都是执著地耕耘这块园地；都是具有浓郁的彝族特色的作品；而且他至今发表的几乎都是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一位专攻短篇小说的作家。此外，佑学还写作发表了50多篇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其中，1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两部），但是都不如他的小说成就更大。
1948年生于乌蒙彝山的袁佑学，是一个黑彝的后代。他自诩为“禄劝巴佬”、“大山的儿子”。童年放牛、打柴，少年读书、狩猎，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了三年农民。1971年到禄劝县文化馆从事文学辅导工作。先后写作了10多个剧本，《彝山唢呐声》曾获云南省文艺汇演奖，但都不是他的兴趣他的位置。1979年，他参加了省文化局的创作班，在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春风吹拂下，写出了第一篇小说《上边说》，发表后一鸣惊人，从此为文坛关注瞩目。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老同学、时任《滇池》编辑的黎泉家中认识了袁佑学，那时他刚从禄劝县调到昆明市群众艺术馆。1992年，我们一起到思茅体验生活采访写作《思茅丛书》，从此我们才较为相知了。
较早评论袁佑学作品的马旷源，在《滇池》1985年第1期上发表了《“咬住青山不放松”》的文章，旷源说：“在他的谦恭背后，有一种力：山民的执着与坚毅。”“他的园地是昆明远郊的乌蒙山；是乌蒙山皱折里的彝家寨。‘咬住青山不放松’，做到这一点，佑学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
芮增瑞、黎泉等编辑的扶持敲打，旷源的鼓吹勉励，固然必要；然而更主要的是袁佑学的执著与坚毅，从而造就了一位成绩显著的彝族中年作家。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读《上边说》时的欣喜之情。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难得的当代典型形象！作品收入佑学的短篇集《山寨无传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小说描写的时代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公社丁副主任到彝山密多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故事。这个丁副主任（老百姓叫他时还必须去掉“副”字）外号叫“上边说”，因为他有一句相当顽固的口头禅——“上边说”。只要上边说的，臭也香，错也对。“这些年来，运动又多，复过去，翻转来，晕头转向，弄得他再也没一丝主见，整个头脑里只有‘上边说’，像蛋里只有黄和白那样简单明了。再加上他又有个毛病，看见纸笔头就疼，看见报纸头就晕，这就不但使得‘上边说’越加根深蒂固，也使他把一些严肃的字句都读错、读别。”这个丁副主任口口声声：“上边说，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密多寨，要割的只剩下普大爹为队里偷偷看养的三十多箱蜜蜂了。于是围绕这个矛盾，展开了作为第一人称我的生产队长加上普大爹与丁副主任斗智的饱含幽默诙谐机智的一串故事。正如普大爹说的：“蜜蜂通灵，认人得很，它知道谁个该蜇，谁个不该蜇。”满嘴“上边说”的丁副主任被蜜蜂蜇成个肥头大耳的弥勒佛，见人就摇头：“资本主义尾巴……利害！”粉碎“四人帮”后，还是这个丁副主任不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自豪地咬定自己清清白白：“上边说，肃流毒，治内伤，我这无事干的，嘿嘿，咂烟吧！”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特殊时代里的典型人物形象，一个真实生动的的高度概括的形象，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大于形象的典型，我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的典型。使读者产生更多的联想和补充。小说所充溢着的浓郁的彝山特色和粗犷朴实的泥土味的语言，使读者得到美的愉悦。
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丰富多彩的彝族民间文学中，有一位流传久远的专斗土司头上的机智人物罗牧阿智。小说《罗牧阿智新传》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现代罗牧阿智。“他姓普，名阿智，五十来岁。高大的身躯，黝黑的长脸，狡黠的大眼睛，忽闪忽闪，时时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因他自小诙谐聪明，机智能干，一背能背半架山的柴，犟牯牛被他一把抱在田里按着犁，乡亲们便把历史上的”罗牧阿智“这顶桂冠戴在他头上。”阿智1958年当生产队长时就巧妙地对工作组演出了“堆肥事件”、“羊打谷子事件”，1975年上级派来学大寨工作队，瘦筋干巴、刁钻古怪的女队长被一贫如洗的普常富家“错把狐狸精当作仙女来供奉”。阿智带领乡亲们又连续导演出“犁牛事件”、“梦水泥事件”、“批死老虎事件”等。通过一个个故事、精彩的情节和细节，刻划出一个特殊年代里的彝族机智人物的独特性格和形象来。
如果说《上边说》，作者在理性思维方面还有些斧凿和显山露水的话；那未《罗牧阿智新传》在观念上更臻隐蔽，在剪裁情节、刻画细节和揭示人物性格与心灵方面则更细腻精致。
袁佑学对乌蒙山生活的熟稔，对彝族人心理、性格、气质、观念的深刻了解和体察，对彝族历史、文化、宗教、风俗习惯乃至民间文学的学习钻研和广泛搜集掌握，加上他阅读了大量欧美古典及现代短篇小说并研究过其写作技巧，同时他又给以当代人思维观念的审视和观照，使他的小说根植民族历史，紧贴时代脉搏，不仅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彝山风情画的气韵，而且散发出颇具魅力的当代彝族生活气息，组成了一幅系列彝山人物形象的画廊。
《山寨序曲》中奈微的精明狡诈，阿诺吉的憨厚质朴。《山寨无传奇》中阿卧和阿欧的性格交锋。《山妹赶山街》中本诺与野牧鲜明个性与心灵的碰撞。《斗牛》中的冠军得主阿普尼木梭的诚实和大度气量，曲终时其人性光辉的闪耀。《妮诺和她的温泉》所描绘的彝家女子妮诺纯朴俊美的心灵境界。《冲天槽龙树》中的马塌儿、癞头三、村长各自的人生命运。《憨巴儿》。《山呆子》。《钓神》中的巫师水逼子。《江峡森森》中的神秘牧羊人阿冒哲。《弯弯的牛角号》中那位老实巴交、粗犷质朴的孤老头阿普舅木梭的比金钱还金贵的闪光心灵。《禁猎区的枪声》的守林人阿卧老爹为了救人而误猎了一只狗熊而长期痛疚不已。这些人物，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好人、憨人、恶人、奸人、中间人物等都各具个性，呼之欲出，生动传神。
袁佑学另有一类小说作了可贵成功的探索，即作家将彝族的历史和现实与魔幻主义表现手法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更有利于揭示民族深层的心理、观念、习俗，而且更好地营造了魔幻氛围和神秘色彩，增强了作品的历史凝重感、文化意蕴和现实生活的纷繁矛盾及斑烂多彩。《远方飞来小白鹅》中，作家将彝族的神话传说与现实世界生活古今交融、时空交错地揉合一起。地震中人性和情爱复归与交汇，奈娥最终赢得了小白菜的爱。《冲天槽龙树》的万年杉，村长每砍一斧伤口立即复原，后来大黑狗的头被砍成两瓣，狗血淋在树上，村长一斧将老树砍倒，碗口粗的鲜血从树洞奔涌而出。小说最后一句：“村长真疯了。”启人思考而又韵味无穷。《江鳅》、《钓神》、《江峡森森》、直到去年《滇池》上发表的系列小说《红土高原新聊斋》等都是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读这些作品时，不禁使人深感民族历史的旷古沧桑，彝山的沉重、孤寂和震颤，以及山里天地山外世界的躁动与急剧变革带给人们的叹息和惊喜。
九十年代以后，佑学发表了10篇人与动物题材的小说（作者称为：笔记小说），对他来说是开掘出一个熟悉的生活时空，对读者来说是拓展出一个神奇诡秘的人与自然的新奇疆域，独具意蕴而别具特色。《孤狼》、《墨狐》、《斑鸠谷》、《香獐》、《猴王》、《撞钟岩》、《野狼沟》、《蟒蛇箐》等。佑学的这些动物题材小说决不像有的作者闭门造车，仅凭理念或想象编造出来的。他具有狩猎生活较丰富的积累，具有扎实的彝山生活的功底，并注入了当代人关于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艺术的开掘，写得真实、自然、生动、可读性强，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提出了人与自然如何相生相处这一人类共同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且在艺术效果上达到雅俗共赏的境地。例如：在《斑鸠谷》中，作者以一个少年猎手的眼光观察思考，将动物的灵性与情感，人的复杂性写得怦然动情，并且将彝族民间故事巧妙地穿插揉合，使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自然升华。在小说结尾作者感慨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打斑鸠，特别是绿斑鸠；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上斑鸠谷，一直到今天，当我提笔写这些小故事的时候，我的脑海中，还老是晃动着一颗血淋淋、突突直跳的红心。”作品留给读者的是严肃的思索和隽美的诗韵，令人回味不尽。
佑学小说的语言具有浓郁的彝族生活气息和泥土味，当然不是每篇都句句珠玑，但大多数作品的语言无论是叙述描写文字还是对话都颇具特色。随便举《憨巴儿》中一段叙述语言吧：“憨巴儿人憨，但心好，勤快，力气大，是全村人的义务工，每逢婚丧嫁娶，不论张王李姓，挑水、磨菜刀、劈柴这些下活，他就全包了。不要工钱，只消朝他伸伸大拇指，‘咴咴咴’笑着，脚不沾地忙得欢。最能发挥憨巴儿的作用的事，是办丧事。谁家死了人，挖坑、抬扛子，都是他的事。孝子们嚎丧的时候，他就扯起嗓子大哭，哭得比那些孝子们还伤心。办喜事的时候，他就显得有些多余：除了干下活，他还瞎帮腔挤着去闹房、听壁脚……”这些语言简洁、天然、朴实、生动，既是生活化的民族语言，又是锤炼过的艺术语言。
钱钟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曾十分欣赏短篇小说大家契诃夫有一种“以不了了之”的手法，“就是避免顶点，不到情事收场，先把故事结束，使人从他所讲的情事寻味他未讲的余事或后事。”钱先生举了《一个带狗的女人》为例，从而指出了所谓“富于包孕的片刻”、“引而不发”、“妙处不传”、“既至妙处，笔墨却停”。这种手法“不仅适用于短篇小说的终结，而且适用于长篇小说的过接。”缘何说到这一点？那是我冒昧地感觉到佑学的小说有的结尾或自然或精妙，而有的小说在故事如何终结这一点上不妨反复体味钱先生这段精辟的论述。
袁佑学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显著成绩。当然还须用功。其小说的特色也只能简要地谈这些肤浅之见，谨供参考。佑学曾说他的两三个中篇被编辑砍为短篇发表，惊叹“真下得手！”由此，且让我引用汪曾祺的经验之谈：“小说是删繁就简的艺术。”这里的“小说”就是“短篇”，因为汪曾祺一再说过：“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引自林斤澜《短篇短篇》，载《北京文学》1997年第10期）这里我引用汪曾祺这句话，决无讥诮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之意；或许我以为，佑学应该攻长篇了。
1998年4月昆明
（载《凉山文学》1998.6期，收入《彝族哈尼族文学评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