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草原上的鼠类特别喜食牲畜爱吃的优良牧草,如羊草、针茅、冰草和冷蒿等。据测定,一只布氏田鼠每日吃干草14。5克,全年可消耗牧草约5。3公斤;栖居在甘南草原上的高原鼠兔日食鲜草77。3克,一只成年鼠兔在牧草生长季节的4个月里,可吃掉牧草9。5公斤。有人计算,20只旱獭一年就可以吃掉一只羊的饲草,青海全省每年因旱獭而损失的牧草就相当于500多万只羊的全年饲草用量。在害鼠多的年份里,给畜牧业造成的损失则更大。如锡林郭勒草原上的额合宝力格牧场,1975年由于布氏田鼠大繁殖,牧草被大量啃食,牲畜严重缺草,当年牲畜头数下降了22。3%。长爪沙鼠除了啃食牧草的茎叶外,秋季还大量采食植物种子贮藏过冬。在饲料基地里,由于它的危害,牧草产量可下降5%~10%,严重时可达20%以上。
害鼠不仅采食牧草,而且为了逃避天敌,它们还广挖洞穴。大量的鲜土被推出地面,形成大小不等的土丘,从而破坏了草原。一只沙土鼠可破坏草原3。6平方米,一只鸣声鼠可破坏草原9。6平方米,一只布氏田鼠破坏的草原面积可多达10。8平方米。干旱草原上的黄鼠也可使草原千疮百孔,广大牧民将此现象简单地概括为:“老鼠打洞,地下挖空,土壤沙化,寸草不生”。
中国各族人民对于消灭草原害鼠有着丰富的经验,主要是掌握害鼠的活动规律,抓住有利时机,投毒灭杀。灭鼠最有利的时机是害鼠食物最缺乏的“青黄不接”季节或害鼠大量贮粮的时候。一般可分为春季灭鼠和秋季灭鼠,前者主要是消灭当年的害鼠,后者则是为了消灭下一年的害鼠。
不同的害鼠可采用不同的药物和方法灭除,在不同的季节进行。如用毒饵法杀灭布氏田鼠、长爪沙鼠和达乌尔黄鼠,在春秋两季效果最好;而杀灭高原鼠兔只有在冬季和初春效果才最好。用喷洒法杀灭地下害鼠如鼢鼠、鼹鼠等,只有在牧草返青以后或牧草枯黄之前进行,效果最好。旱獭不喜食饵料,可用枪击或鼠夹、套子等器械来捕杀。
利用鼠类的天敌灭鼠也是一种既经济又科学的方法。所谓天敌,就是以鼠类为食的小禽兽,如鼬类(黄鼬、艾鼬、伶鼬、虎鼬等)、鼬獾、豹猫、家猫等以及猛禽,如周鸟、鹰、枭等都常捕食鼠类。据报道,一头枭(猫头鹰)在一个夏季可以捕杀1000只田鼠;一只白鼬一年可捕食2500~3500只鼠。它们的嗅觉和听觉非常灵敏,很远便能嗅到老鼠的气味,并能准确判断洞内是否有鼠,有的竟可以钻进洞口把整窝老鼠吃光。
根据天敌的生活习性,积极创造有利于鼠类天敌的生存条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草原鼠害的大量发生。如在草原上每隔500米埋一根木杆,供猛禽落脚,则基本上可以控制该地区的鼠害发生。
草原上的昆虫种类也很多,其中害虫占绝大多数,主要有蝗虫、草原毛虫、草地螟以及地老虎、蝼蛄等。
在蝗害严重的草原上,虫口密度可达200头/平方米左右,牧草损失一般达30%~50%,甚至有的地方牧草几乎被吃光,土壤裸露。因此,新中国成立前人们把蝗虫与洪水、干旱相提并论,称为“蝗灾”。史书中有关“赤地千里”、“寸草不留”等词句,就是对蝗虫危害的记载。
草原毛虫和草地螟等对牧草的危害也很大。如青藏高原上,多发生在以蒿草为优势的高寒草甸和以蒿草、针茅为优势的草原化草甸上。大量发生时,每平方米约有草原毛虫300~500条,它们多摄取优良牧草的幼嫩枝、叶、芽等,使植物的生长发育受到抑制;而被遗弃的杂类草却迅速生长和发育,使生产力下降50%以上。1979年乌兰察布盟草地螟大量发生,面积达1000多万亩,虫口密度接近历史最高程度。凡牲畜喜食的优良牧草,均为害虫所喜食,它们往往能把当年生长的青绿牧草一扫而光,残留的茎叶被牲畜采食后,也容易引起中毒。
潜伏在地下的害虫如地老虎,蝼蛄、金针虫、蛴螬等,专门啃食牧草的根系,致使幼苗成片死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几乎每年都在草原上用飞机灭虫,使虫害基本上得到了控制。防治草原害虫,过去主要是喷洒六六六粉,但其含有不分解的氯,对人、畜均有慢性中毒的弊病。以后改用6%敌百虫粉剂或液剂防治草原毛虫,收到了良好效果。10%的除虫精乳剂每亩10毫升,亦可杀死草原毛虫90%以上。
害虫的天敌也很多,如鹀鸟以蝗虫为食;泥蜂用尾刺入蝗体后足基节窝,能致死蝗虫;食虫虻则能捕食幼蝻(蝗虫卵孵化出来的幼虫);花斑芜菁及黑豆芜菁等喜取食蝗卵。寄生蜂、寄生蝇、细菌、真菌以及一些肉食昆虫、鸟类等也能消灭一部分化蛹期的毛虫,其中寄生蝇的寄生率可达44。6%。由此可见,天敌灭虫的本领比化学农药更胜一筹。
除了鼠、虫害以外,草原上还有成千上万种用肉眼看不见的“敌人”——病菌,它们在不声不响地危害着牧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草原上优良的禾本科牧草受麦角病菌感染的已有26属,39种之多。如新疆伊犁草原上的优良禾本科牧草——虉草,在1。1克牧草种子的样本中,就有麦角327个,重达0。7克,占样本总重量的63。6%;灯芯赖草的种子除有麦角外,还严重地感染有网腥黑穗病。
牧草病害除了直接影响牧草的生长发育导致减产外,有些牧草的病菌还含有有毒物质,会使牲畜中毒甚至死亡。
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草原病害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目前,仍然要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根据病害发生的规律,掌握病害动态,及时进行预测预报;加强病害检疫和抗病育种工作;采取合理的耕作培育措施。一旦发生病害,应立即采用各种农用抗菌素,如放线菌素、春雷毒素和内疗素等生物制剂加以防治。
任重道远的使命
林业作为一个生产系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环节,也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子系统。加速发展林业,不断改善环境,创造出一个合理的高功能的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则十分紧迫。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森林的需要和依赖愈来愈迫切,森林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森林资源少,其国民经济所需的木材和林产品,可以依靠进口来满足。但是从森林能改善环境条件这一点来说,就无法靠进口来满足,想买一个优美的环境是办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才能改造自己的环境条件。
人类对森林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如何利用森林,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一般的说,世界林业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大体都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盲目破坏和浪费森林资源阶段。主要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过渡到农牧业开发时期,广大土地被森林覆盖,为了开辟农田、牧场,于是毁林开荒。二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大规模破坏森林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大量采伐木材,不考虑破坏森林的后果。三是保护和节约利用森林资源阶段。人们认识到破坏森林的严重后果,并逐步走上自觉保护森林和以木材综合利用为主的道路。四是集约经营,综合利用,以营林为基础,全面发挥森林多种效益的阶段。我国林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四个阶段的情况兼而有之。但总的来说,我们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
我国是一个大国,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又有适合发展林业的自然条件,完全可以在改变我国的自然面貌方面作出显著成绩,并对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当然,发达国家经营林业的历史比我国长,他们用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逐步达到现在的水平。我国只搞了30多年,起步较晚,我们正处于大发展阶段,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加速林业的发展。
上面举的事例,说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已成为全球范围的大问题。我国森林资源少,分布不均,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点遗产,但同时许多省区森林资源的消耗量日益加大,消耗量大于生长量,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管理水平低;二是破坏森林的现象比较严重;三是森林火灾和森林病虫害的发生面积还相当大。
认识来源于实践。人们破坏森林,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才感到有“切肤之痛”。现在的关键在于提高认识,摆正林业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位置。在制定地区的农业规划时,应对农业资源的特点、潜力、适应性,农林牧的相互关系,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做到合理规划,以便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由于林业具有生产周期长,收益慢,破坏易恢复难的特点,因此,当前普遍存在着重采伐轻造林,或者重造林轻抚育的问题。特别是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未为人们所认识。必须加强宣传党的林业方针和政策,宣传森林的多种效益。并要大力加强林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那么,绿化祖国,使大地园林化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为了地球上的生命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地球上,但对地球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
我们能够从地球深处不断地攫取财富和资源,但我们攫取的力量、改造的能力能与这颗伟大的行星抗衡吗?我们真的已经把握了地球命脉的搏动了吗?与沉默少言的地球相比,人类仍是脆弱无知的。我们不能无视唐山大地震、阿拉善大沙暴、替姆搏拉火山爆发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
人类如今是有了本事了。遥想亘古,我们的远祖藏在山洞里,躲避着洪水猛兽的袭击,守着一堆炭火瑟瑟发抖时,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无奈。而如今,当我们这一代人喝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从炸碎的深山中掏出宝藏,从千米地下抽取石油;把火箭射向苍穹,在大气层中爆出蘑菇云时,我们显得多么有智慧,多么有力量。人类本不过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本不过是地球的产物,但如今,人类竟成了征服大自然和地球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