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至今的中国古代帝陵，除地面上有高大的封土和一些明清帝陵陵寝建筑之外，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源远流长、数量众多、造型精美的陵前石刻。据古代文献记载，坟墓前列置石雕，似乎早已有之。传说尧母庆都陵和尧陵之前均置石驼，周公墓前竖立有石人，周宣王墓前列置有石鼓、石人、貌、虎、羊、马等石刻。有的文献还记载秦始皇陵前有一对石麒麟。可惜上述记载，现均未能得到考古验证。
就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不但秦及其以前的陵墓前未发现列置石雕，西汉诸帝陵上也未发现过石雕。
因此目前可以说，秦和西汉帝陵前未置石雕。但是，自西汉中期开始，在少数达官贵族的坟墓前列置了石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霍去病墓前石雕、张容墓前石雕，以及山西安邑杜村、山东邹县城东邹庄的汉墓墓前石虎、石人等。
西汉中期的霍去病、张鸯坟墓之前列置石雕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霍去病是征战西域的着名军事家，张寄是沟通丝绸之路的着名外交活动家，他们的丰功伟绩是以西域为舞台创造出来的，西域文化对他们有着重大影响。西域地区的坟墓之前树立石雕约略早于中原地区。
近年在新疆的北疆草原地区的阿勒泰、富蕴、青河等地考古调查、发掘的石人石棺墓文化遗迹，坟墓之前有石人立像或立石。这类石人石棺墓的时代可上溯到秦或秦汉之际。霍去病墓和张蹇墓前的石雕很可能受西域石人石棺墓文化的影响。当然，与北疆草原石人石棺墓前的石刻相比·霍去病墓前石刻反映的历史内容更为广泛、深刻。从古代陵墓前石刻的题材与组合方式来看，霍去病墓前石刻，对以后我国历代陵墓石刻的影响是深远的。如霍去病墓的石虎，实际上成了魏晋时代陵墓前辟邪的前身，后者不过是虎(或狮)的变体。帝王陵墓和达官贵族墓前列置石虎沿袭的时代更长。墓前列置石马，比其他石刻持续的时间都长，扩及的范围都广。像唐太宗李世民昭陵的“六骏”，与霍去病墓前的石立马寓意相近。此外，以石人、石象等饰墓，亦为后代所沿袭。
帝陵之前列置石雕，从目前材料来看不早于东汉帝陵。《水经注》记载光武帝刘秀原陵之前列置了石象、石马。魏晋时代战争频繁，帝王一改厚葬之风，地面不筑坟墓，坟前石雕也无从谈起。南北朝时期，帝王陵墓的封土渐又恢复，坟前的石雕又复出现。洛阳北魏景陵家前的石人像和南朝不少帝陵坟前的华表、麒麟、辟邪就是这一时期帝王陵前石雕的代表。
唐代帝陵石雕群包括华表、天马、驼鸟、石马、石人、石狮等，形成了一套完整制度，对以后历代帝陵石雕有着深远影响。宋、明、清代诸帝陵的石雕群，种类虽有增加，但以华表、石人、石马、天马(或角端、麒麟)为主要内容的石雕群，仍为沿袭历代之物。
宋、明、清帝陵石雕中增加的石象，实际是对东汉帝陵置石象的一种复古做法。宋代以瑞禽、独角兽取代了唐代的鸵鸟和天马，增加了虎、羊。明清两代帝陵石象生中增加了骆驼，但无虎、羊。这些石雕被置于帝陵之前，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①华表。或称石望柱，又简称表。最早是古代交通标志，多置于亭邮、桥梁、城门、宫殿之前，又可作为界标使用，但并不用于陵墓之前。战国时代燕昭王陵墓之前始立华表。东汉以前华表多为木制，东汉时代墓前华表改木为石。帝陵之前列置华表，自南朝已成定制，目前保存下来的也较多。自唐代帝陵起，终中国古代社会，历代帝陵均置华表。
关于华表形状，汉代画像石留下了汉代华表的形象资料。从目前保存的晋骠骑将军韩寿墓石华表来看，柱身为圆形，有凸起的垂直瓜棱纹，上下各一道绳辫纹带，柱身上部有刻文的方面，柱顶为圆雕的石兽。南朝帝陵石华表造型虽与上述华表相近，但其上的石兽、莲花纹圆盖、直列棱纹柱身等，反映出波斯和印度文化的影响。
唐代棱墓华表造型较前代变化要大，对后代影响也较深。唐高祖李渊献陵华表，柱头有石兽，柱础面上浮雕首尾相衔的螭龙纹，这些都承继了前代南朝帝厦华表的作风。但在献陵华表上已没有刻文方面和介砌。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及以下诸唐陵华表形制相近，柱头由石兽变为宝珠，柱顶台盘之上和柱身与柱座相接处各浮雕仰、覆莲一周，柱身各棱面线刻蔓草花纹。这些变化反映了佛教文化对唐陵华表的影响。
河南偃师北宋诸陵华表沿袭唐陵形制，其柱身雕刻不只有阴文线刻，也有了减地平雕。明、清帝陵华表变化略大，柱身为六棱面，浮雕云气纹，柱头为圆柱形冠，浮雕云龙纹。在明、清帝陵碑楼四角外有四个华表，其柱头有一蹲踞小石狮，柱身上部有云板，柱身浮雕龙纹，这些均与神道华表有所不同。
②石碑。最早是用木制作的引棺下枢工具，陕西凤翔秦景公陵的墓扩南北曾发现有当时挽棺所用的本柱，这是考古发现时代较早的“碑”。现存最早的墓前石碑是公元前26年的康孝禹刻石。东汉时代墓前立碑渐为流行。东晋恭帝陵石碑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帝陵石碑。六朝石碑基本沿袭汉碑造型，由碑首、碑身、碑座组成。
碑首饰交相蟠绕的双龙，碑额凿有一圆孔。碑身雕刻碑文。碑座为一巨龟，因为古人认为龟力巨大，故用为碑座。唐代立碑之风甚盛，然而唐代帝陵中只有乾陵和定陵立碑。乾陵立二碑，分列神道两侧，左为无字碑，右为述圣记碑。定陵只有一通无字碑。北宋帝陵未见立碑者。明代十三陵于神道正中、石刻群最南面筑一碑亭，亭中立一巨大石碑，明仁宗撰碑文。十三座帝陵之前又立无字碑一通。清代帝陵每陵置两通石碑，亦置神道正中，石碑在石象生南或北，无统一规定。
③石狮。作为陵墓石刻始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陵墓石象生中石狮更为常见。帝陵置石狮以北魏静陵最早。南朝人臣墓置石狮。唐初李虎、李昌被追封为帝，一其陵墓均置石狮。自乾陵始，以后诸唐陵陵园四门外各置石狮一对。唐代以后，历代帝陵均以石狮为门兽。狮子产于非洲和西亚，东汉时狮子作为贡品运到中国，当地人民视狮子为神兽。埃及的狮子在神话里还用作圣地的守卫，举世闻名的斯芬克司狮身人面像就是吉萨大金字塔的守卫和太阳神的化身；在西亚的赫梯首都哈杜沙什城门两旁雕刻有风格古朴的狮子像。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狮子几乎与佛教同时传人中国。狮子在佛教中被神化，人们赋予狮子神和佛的外衣。唐代以前帝陵之上多置天禄、辟邪，石狮彻底取代天禄、辟邪在帝陵石刻中的地位，是由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开始，并为以后历代帝陵石刻所沿袭。这大概应归于佛教文化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之所以由乾陵开其端，是因为唐高宗和武则天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④石虎。陵墓置石虎最早见于西汉霍去病墓和张蹇墓。唐太宗昭陵以前，帝陵石刻中置石虎而不置石狮者，以西魏文帝陵最早。魏晋南北朝陵墓前的天禄、辟邪就是以虎为模特、经夸大加工而成，或兼以虎、狮特征而制作的神化动物。传说虎为“百兽之长”，能够吞食鬼魅，为了死者的安全，古人有以虎镇墓的习惯。帝陵用石虎为门兽，以唐高祖献陵的石虎最晚，此后北宋帝陵也有列置石虎的，但已不作为门兽。
⑤天马(翼马)。仅见于唐陵石刻。天马头有角，两胁有翼。古代文献关于天马的记载由来已久，汉代已把西域、中亚地区的良马称之天马。汉晋以来天马多被看作祥瑞的化身。唐陵置天马，以此嘉瑞表示明君盛世。天马造型变化较明显，早期以乾陵天马为代表，两胁翼纹较繁复，腹下四腿内中空；中期以唐玄宗泰陵天马为代表，两胁翼纹为三长翅翎，腿下四腿内为实体，表面雕饰云气纹；晚期的神道左右排列天马追求对称，如唐德宗崇陵天马的鬃毛左披右剪。晚期唐陵神道两边天马马尾左列垂尾、右列缚尾。
⑥麒麟。作为帝陵石刻较早出现，六朝帝陵石刻中均有麒麟，唐陵之中惟有唐睿宗桥陵以麒麟替代了天马。北宋和明清帝陵石刻普遍使用麒麟。麒麟是一种神化动物，它具备鹿的身躯，马的四足，牛的尾巴，头长一角，两胁有翼。麒麟属于“仁兽”。
⑦天禄、辟邪。传说中的两种神兽。西汉时，二神兽以虎为模特雕刻而成，东汉以后，它们兼具虎、狮二者特点。天禄、辟邪均两胁有翼，二者所不同者在于其头顶，天禄单角，辟邪双角。南朝帝陵石刻置麒麟和天禄。辟邪作为石刻置于南朝王侯墓前。
帝陵石刻中的天马、麒麟和天禄均属于祥瑞之兽，陵前置放上述石刻是为给帝王歌功颂德。
⑧石象。最早见于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刻之中。据文献记载，东汉光武帝原陵之前已经把石象列置于陵前。北宋及以后历代帝陵石刻中大多包括石象。象是吉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乾陵及以后诸唐陵神道石刻中均置鸵鸟，北宋帝陵则以莺鸟代替鸵鸟。明、清两代帝陵石刻中既无鸵鸟，又无鸾鸟。
天马、犀牛、鸵鸟等石刻反映了古代中外友好交往，也表明了圣君的“怀远之德”。
⑨石马。古人视马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远在商周时代，就以真车马为死者随葬，后来又以车马俑代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和咸阳杨家湾汉墓的兵马俑，其数量、规模令人叹为观止！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立马、卧马和跃马是目前所知陵墓前最早的石马。东汉时，随着陵墓置石刻之风的流行，墓前置石马者也多起来了。帝陵置石马，有可能始于东汉光武帝原陵。魏晋南北朝以来，无论帝陵或人臣墓，一般未见置石马者。
唐代帝陵除唐高祖献陵外，均置石马，此即象征朝廷仪仗队伍中的仗马，仗马旁边的石人应为控马官。唐陵神道设置仗马之制，为宋、明、清诸帝陵所沿袭，但历代帝陵石刻中的仗马数量、马饰和控马官则有所不同。
⑩石羊。古人认为羊代表吉祥和长寿，羊又能驱盗镇邪。墓前置石羊，自东汉至明清历代相沿，十分普遍，但作为帝陵石象生，仅见于北宋帝陵。
骆驼。在魏晋墓中曾随葬陶骆驼，唐墓之中的三彩骆驼造型逼真、色彩鲜艳。骆驼是丝绸之路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骆驼作为帝陵石象生存在于明、清帝陵神样与和平的象征，相传又有驱逐鬼怪的本领。石象列置于帝陵神道，大概也是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
犀牛。以犀牛为石象生仅见于唐高祖献陵。古人视犀牛为神异。周秦以来，我国境内的犀牛越来越少，邻近地区和国家常把这种被中国帝王视为嘉瑞的动物，作为重要贡品献到中国。汉唐时代，西域、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献犀牛于中国的记载屡见于史。历代统治者对犀牛十分重视，如商周时代制成铜犀牛作为重器；秦国李冰在四川都江堰雕刻了五个巨大的石犀牛，用以镇压水妖为患；西汉薄太后陵墓中以生犀殉葬；汉长安城附近的皇家公园——上林苑中把犀牛作为神兽饲养；唐太宗把外国使者进贡的犀牛献于皇室太庙。
鸵鸟。地质时代自上新世初期至更新世晚期，鸵鸟在我国北方分布很广，几乎遍布秦岭以北的黄土分布地区。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鸵鸟在我国消失了。在中亚、西亚和非洲地区，鸵鸟仍然生息繁衍，因为它的强大生命力，疾走如飞的本领，当地人民将其视为珍禽。
汉唐时代，域外使者常把鸵鸟作为珍禽献给中国，中国人称鸵鸟为“大鸟”。皇帝对这种贡献活动十分重视，有的甚至专门命文人为之谱曲歌之。墓前置石鸵鸟，东汉时已有。唐高宗时曾把吐火罗贡献的鸵鸟作为珍禽和贵重纪念物献于其父皇唐太宗昭陵，而武则天把鸵鸟作为“怪君世”“祥瑞出”的珍异，雕成石鸵鸟置于乾陵道石刻中。
石人。我们一般将古人对其死后的安排，看作其生前活动的缩影。远在商周时代的墓葬中就有人殉，也有用玉、石、陶、铜等制作的人俑随葬。人殉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墓内殉人或随葬人俑的身份有蓦主人的亲信臣妾，也有仪卫扈从等。陵墓前列置石人，应该是前述墓内殉人或随葬人俑的墓外地上新形式。
中古以来，石人作为石象生列置帝陵之前，应是象征仪卫。陵墓前的石人与陵墓内属于帝王仪卫肩从身分的殉人或随葬人俑有着相近的关系。
从目前较为可靠的资料来看，墓前置石人不会早于汉代。帝陵之前列置石人以北魏孝宣帝景陵和西魏文帝永陵的石人最早，二陵之前的石人均手持兵器。帝陵前列置石人成为定制，当始于唐高宗和武则天乾陵。唐代以后，北宋、明、清诸帝陵亦置文、武石人，惟其数量少于唐陵。
藩像。过去认为陵墓列置石刻蕃像始于唐代，在唐陵中又仅见于昭陵和乾陵。就目前所知，我国古代陵墓石刻中列置蕃像者最早应为西汉霍去病墓的“马踏匈奴”和“野人”石雕，前者身分为战败者，后者还待研究。霍去病墓石刻中的蕃像渊源于新疆北疆草原一带的石人石棺墓文化。在这类墓前列置有石人或立石表示战场的俘虏，用来装饰坟墓，让其服侍死者。霍去病的蕃像石刻，其意义与此相近。
由西汉中期至唐初，历经七百多年，就目前所知，其间陵墓石刻中置蕃像者甚少。由唐太宗昭陵开始，帝陵置蕃像已较普遍。这种葬仪一方面是传统形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深入的反映。
见于文献记载的唐陵蕃像，只有昭陵的十四尊蕃像和乾陵的六十四尊“王宾像”。关于上述蕃像的身分有着不同说法，我们认为其身分不能简单划一，他们之中有被征服者、归化者，也有友好国家、地区的使者。近年来，其他五六个唐陵也发现了一些石刻蕃像。唐代，中国与西域交往频繁，新疆石人石棺墓文化始于秦汉，延续千余年。如果说唐太宗昭陵蕃像包含有“为先君所擒伏者”，那么这与石人石棺墓文化中的石人表示战俘应属同样意义的葬仪。唐陵蕃像石刻可能受波斯葬仪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统治者又给予它新的含意，即蕃像不只是被擒伏者，更重要的还是归化者和宠者，后者有更积极的政治意义，促进了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同时也巩固和加强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北宋帝陵石刻中虽仍有蕃像，但均属侍卫之类，其身分与唐陵石刻蕃像已不相同。
陵墓石刻的分布位置，历代陵墓不尽相同。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既在墓南有“马踏匈奴”等石雕，又在墓上分布有其他石刻。东汉墓的石刻分布，有在墓北者，也有在墓东者。六朝陵墓的石刻分布位置也不统一。唐陵石刻分布一般为：陵园四门各置石狮一对(献陵为石虎)，北门外置仗马三对，石刻主要分布在南门外神道东西侧。北宋和明、清帝陵基本沿袭了唐陵石刻分布位置，但陵园北门外均不再列置仗马。对陵墓石刻分布位置的调查与研究，不仅可以了解陵墓的方向，还为研究都城布局提供了间接资料，因为帝陵往往以皇帝的都城为模式修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