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应县木塔与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及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同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三颗明珠。同时，它又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
木塔位于山西省应县城内西北角的佛宫寺内。佛宫寺原名宝宫寺，约于明代改为现名。
该塔建成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塔内供奉释迦牟尼佛像，因此称作释迦塔，又因为塔身全是木制构件叠架而成，所以俗称应县木塔。应县旧属应州，又称“应州塔”。
木塔位于佛宫与南北中轴线上的山门与大殿之间，属于“前塔后殿”的布局。塔身为平面八角形五层六檐楼阁式全木建筑。整座塔矗立在一座高约4．4米的大型砖石砌成的基座上，基座分两层，下层为方形，上层则呈八角形。从塔的外形来看为五层，实为九层，因在每层之间平坐内设有一级暗层。自基座至顶层屋脊，全部用木结构框架建成，共高51．14米，顶层攒尖顶屋面上用砖砌成高1．86米的塔刹座；座上立有9．9l米高的铁铸塔刹，由仰莲、覆钵、相轮、露盘、仰月及宝珠等组成，八条铁链系于戗脊下端，虽久经风雨，仍完好无损。全塔自地面至刹尖总高67．31米。我国自东汉末开始有佛塔记载以来，这是保存至今的惟一木塔。
塔底层和附加的一周外廊(副阶)，直径共30米，塔身底层直径为23．36米；从第二层开始依次收小约一米，至第五层直径为19．22米。全塔以第三层面阔(即八边形的边长)为基数，各部均按严格的数字比例进行设计。经实测得知第三层的总面阔约88．3米，各层的层高亦以此为依据，基座高为此数的4／8，以上各层层高至塔顶砖刹座，总计高度为此数的六倍，刹高约为此数的118倍，总高为此数的758倍，而第三层八角形边长，其内切圆直径为21．3米，周长66．92米，与全塔总高67．31米相近。由此可知，该塔的设计是相当精确的。
整个木塔的建造遵循着实用、美观的原则进行的。木塔采用中国古代特有的“殿堂结构金箱斗底槽”形式，共用柱额结构层，铺作结构层各九个，反复相间，水平叠垒，至最上面安装屋顶结构层。每一个结构层，均采用预制构件，逐层安装的方法。每层塔身内，依凭结构框架，逐层立柱，自然形成了塔室、围廊和平坐，每面三间。塔身除底层为重檐外，自第二层开始均为单檐，并建有平坐，以支承上层塔身，在平坐与上层塔身间便形成了一个暗层，正好用做楼梯间。
这样从塔内看，便有五层塔身和四个暗层，总共有九层。
在平坐暗层中，由于采用了与独乐寺观音阁相同的做法，增加柱梁间的斜向支撑，从而增加了塔的刚性。同时在上下层柱使用叉柱造，上层檐柱又较下层檐柱收进半柱经。这样既可形成塔身外观轮廓收分的曲线美，又可保持上下层柱的稳定。各层外檐柱上下之间的衔接有斗拱和草袱承托，其中所用斗拱种类尤为丰富，全塔共有六十余种之多。
各层因作用不同也作了不同的处理。如底层的设计安排就颇具匠心，为安置一尊高约十一米的释迦坐像，底层的高度也较上面各层高约一倍。为了充分利用顶部空间，底层顶部只作了一个华丽的大藻井，而不用平间，以增加其高耸之感。在底层还采取了《营造法式》所谓的“副阶周匝”的方法，在周围设有副阶，并将底层的内外二圈柱都包砌在厚达一米的土坯墙内，檐柱外设有回廊，这样便首创了双层套筒式结构。与之相对应，将底层建成重檐，这样既增加了底层的活动空间，又增强了木塔整体造型的稳定感，从而使其外观更加隽美。而从第二层以上，由于供奉的是小佛像，不仅高度降低，且采用单檐，顶上则安装平间(除顶层外)。但仍巧妙地将每层的平坐悬挑出各层的塔身外，成为观赏周围景色的眺望台。
应县木塔能够历时九百余年而巍然独存，实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它在建筑结构、技术、艺术方面的成就，又使它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重要对象。此外，木塔底层南面山门的边框和塔内第三层木制佛坛，又都是辽代小木作的稀有实例。
李诫与《营造法式》
自从先秦时期的《考工记》问世以来，我国古代建筑虽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繁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至今未见像《考工记》这样的“则例”类的官书传世，倒是在中国古代如汉代的《九章算术》、唐代王孝通的《缉古算经》、宋代秦九韶《数学九章》等数学着作中，却有许多计算距离、土方、材料用量、建筑基地(城寨、营垒)的尺寸及面积等方面内容的计算题，具有很高的水平。
五代至北宋初期都料匠(都料匠是从工匠中分离出来的有建筑专业知识的技师，至迟从唐代起，已有民间职业匠师从事设计、结构和施工指挥，但不亲自操作)喻皓曾撰写《木经》三卷。
当时被木工奉为圭臬，惜已失传，现仅能从《梦溪笔谈》略知梗概，该书采用了与《考工记》一脉相承的原则：以人体的尺度和活动方式为准，由此派生的用具为设计尺度的出发点。
直至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才有另一部重要建筑着作问世，这便是由当时担任将作少监的建筑专家李诫重新编修的《营造法式》。
宋朝李诫在公元1100年编修而成。是世界历史上最早最完备的建筑学专着。该书共36卷，357篇，355条，分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等部分。其内容来自当时熟练工匠的经验，成为当时中原地区官式建筑的规范，对研究古代建筑有重要参考价值。
李诫(1035~1110年)，字明仲，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人。其父郑南公身体力行，支持王安石变法，担任龙图阁直学士。李诫自幼受其父熏陶，多才多艺，擅长书画。他用小篆书写自己创作的《重修朱雀门记》和所画的《五马图》竟然受到以书法见长的宋徽宗的赏识。他于元丰八年(1085)初入仕途，任郊社斋郎，后调任曹州济阴(山东曹县)县尉。元祺七年(1092)调开封府将作监，开始从事建筑业，一干就是十三年。
宋代将作监隶属工部，掌管宫室、城郭、桥梁等营缮事务。凡属重要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预算、验收等都由将作监总管。李诫从主簿开始干起，先升监丞，再升少监，最后升为监，总管全监事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管营造和修缮的重要工程有五王邸、辟雍、尚书省、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景龙门，九成殿。开封府廨、太庙、钦慈太后佛寺等。具有极其丰富的实践和管理知识及经验。
在他调入将作监的前一年即元祺六年(1091年)，由将作监奉命编修的《营造法式》已告完成，却引起了各有关部门的颇多指责。于是便在绍圣四年(1097年)再令李诫重新编修。李诫接受任务后，仔细地研究了前任所编的《营造法式》。发觉其主要的毛病是泛泛而谈，比较空洞，对于实际操作人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或是避而不谈，或是隔靴搔痒，或是语焉不详。为此，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首先参考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逐一进行比较、研究。随后结合(自己多年实践的经验，进行筛选。将那些切实可行又行之有效的各项制度、原则，乃至具体的操作步骤逐一列出，但他并不认为可以到此为止，可以闭门造车了。相反，他凭多年的经验深知进行实际操作的建筑工匠最有发言权。他将已整理、挑选出来的前人成果，逐一对匠人进行解说，并发动他们进行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了“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在此基础之上，他对以前的《营造法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他充实了大量的可供实际操作、管理的新内容，特别是那些来自工匠们实际经验的第一手材料，合理化的建议及那些易记，便于操作管理的工作流程。进一步明确了各项制度原则，严格规定了料例、工限。随后，他又将已重新编就的草稿再次征求有关部门及经验丰富的工匠们的意见。
这样，到元符三年(1100年)，一部集中了众人智慧的、凝聚着李诫多年心血的新《营造法式》终于编就成功。崇宁二年(1103年)刊印颁行后，立即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成为一部既有理论基础，又具实际管理、操作指导性质的“法式”。
《营造法式》全书共三十四分卷，内容除了行政管理上“关防工料”的要术外，侧重于建筑设计、施工规范，并有图样，在书前另有看样，目录各相当一卷。“看样”的内容主要是各“作”(工种)制度中若干规定的理论或历史传统根据的阐释。卷一、卷二为“总释”；卷三至卷十五为“制度”；卷十六至卷二十五为“功限”；卷二十六至二十八为“料例”；卷二十九至三十四为图样。
在“总释”中，考证诠释了四十八种建筑物或建筑构件的出典与历史沿革，并例举了各种同物异名和当时的俗称。更重要的是，在卷二末尾附有“总例”，包括：测定方向、水平、垂直的法则，求方、圆及各种多边形的实用数据，广、厚、长等常用词的涵义，有关计算工、料的原则等。
是全书通用的定例，使人一目了然，方便易查。
《营造法式》关于建筑的设计、施工、计算工料等各方面的记叙相当完善。最可贵的首先是较详细地说明了“材份制”。使我们知道古代建筑设计的根本法则，它是古代一种完善的模数制。“材份制”规定了宫廷、官署木结构的大、小木作材料及整个建筑的比例尺度。它以拱为断面高度(称为“材”)，分为八种尺寸不同的等级，高与宽之比为2∶1，作为基本模数；又将材高分为十五个单位，称为“份”，六份称为“契”，两者作为补充模数。因此，木工在选择了某一材料之后，就可以按规定的比例关系把其他构件的相应尺度推算出来，从而使建筑构件规范化。
这不仅在当时有利于规范，统一木结构建筑，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和修复古老建筑极有帮助；其次是大木作图样提供了殿堂、厅堂两类断面图，这不仅在当时有利于控制建筑物的规模，更使我们了解到两种屋架结构形式的不同之处；其次是规定了水平、垂直的工具和方法，以及计算几何形的方程式。为了使梁、柱、檩等的结合更加紧密，采用“生起”(外围柱列由中心到四角逐渐加柱高)和“侧脚”(外围柱列均向内侧0.1％-0．8％)使木结构中心内倾，以增强建筑物的坚固性；其次是强调了建筑物的造型美观。它应用建筑艺术手法，使木构建筑造型、构件形式与实用完善地结合。用比例稳定的木构架盖成翘曲的屋面和脊线，舒展的屋檐、多功能的殿堂和宏伟壮观的造型，再配以一定的雕刻、彩画装饰，给人以华丽美观的感觉；其次，规定了各个工种的不同技术等级和用料的标准。如在《诸作等第》一篇中，就将各项工程按其性质要求、制作难易，各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便于施工调配适合工匠；再次，它所包括的六卷附图，不仅适宜于规范、指导当时的建筑工程，更有利于我们后世掌握古建筑的发展脉络，维修保护古建筑；最后，书中还为我们保留了有关占建筑的历史资料。例如檐下铺作用竹网防鸟雀，室内地面铺编织花纹的竹席等等，这些在现存古建筑中未能保留下来的，或是现已不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
该书也留给我们许多问题，例如书中有许多专用名词，由于时代久远而难以理解，这有待于我们继续考证。
当然，该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但比起它所做的贡献来说，只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毕竟《营造法式》是我国现存内容最完整、最丰富的一部古代建筑学专着。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