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雕塑性质的人和动物物象，在商代青铜艺术中是最生动、最富于意识形态意义的作品。
在很长时期内，艺术史研究对于商代雕塑艺术创作的了解，主要限于鸟兽尊—类青铜酒器和玉，石、陶等性质的小型雕塑作品，其中有很多是装饰品，有的是建筑构件。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出的两个古蜀人祭祀坑，出土了与真人等高的青铜立人像和数十具人头像，人画像，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古代雕塑的印象，人们由此而获知，早在三千多年之前，古代匠师已经创作出硬质材料的大型雕塑作品。这在美术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与当时奴隶主贵族祭祀，礼仪活动密切相关的鸟兽尊——类青铜酒器，以猛禽和牛、羊、虎，犀等动物为基本造型，而在细节处理和纹饰上又常将多种不同动物的特征综合于一体，使之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它们较之同时代的人物形象作品远为生动。其象生性质的造型与作为礼器的实用功能结合得自然、合理，充分显示出商代艺术工匠非凡的艺术想像力和创造性。
广汉三星堆青铜
1986年秋季，在四川省成都平原广汉县被人们称做“三星堆”的古蜀国遗址发掘出了两个祭祀坑。坑内有次序地分层堆放着上千件的金器、青铜人家、人头像、面具和祭祀用的青铜礼器，玉石璧、璋以及象牙和大型动物的烧骨碎渣。这类祭祀坑在当地己发现过多次。最早的一次发现于1931年，在一个玉石器坑中，发现有三四百件璧、圭、璋、琮等礼器，由此而逐渐展开了对于商周时期与中原文化相对隔绝的古代巴蜀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继1986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之后，在三星堆遗址又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许多文化遗址、遗物，表明在三干多年前，那里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中心。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最重要的美术考古发现是与真人等高的青铜立人像和数十具青铜人头像，以及16具形象奇特的人面具。
将原始社会晚期辽宁东山嘴红山文化的大型彩绘泥塑女神像、三星堆青铜人像，和秦代十二钟虡铜人及秦始皇陵七千兵马俑前后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大型雕塑直线延续发展的传统，而由于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环境背景不同，又显示出不同的地域和时代特色。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连座高为260厘米，人像（连冠）高182厘米，约与真人等高。其下有—个80厘米高的底座，其整体形式很像现代有底座的纪念性人像雕塑。座高将近观赏者的腰际，这就迫使人们必须取仰视的角度，从中可以见出制作者有意强化造像崇高感的创作意图。
铜入面型瘦削，五官的表现是程式化的，眉毛粗宽，双目呈杏叶形状，中央凸起一道折棱，而不刻画眼珠。其口裂很长，耳朵很大，耳的细部为勾云状的结构，下垂有穿，是戴耳饰的。颧弓呈一道清晰的转折线。其面部虽然没有表情，但那张没有表情而夸张五官的脸却有着严冷的宗教感情色彩。铜立人的头部除特殊的花状高冠和脑后原是插笄的两个长方孔之外，面部特征与同时出土的几十个人头基本相同，其硕大而无眼珠的双目不同于中原地区商代青铜、玉石雕造的人与兽形象常见的那种“臣”字形眼，被误会为盲巫师。但从二号祭祀坑所出—件遗有彩绘痕迹的小型人像可以推知，铜立人和铜人头像原是施加彩绘的，人像贴塑的眉毛上和眼眶、颞部以青黑色涂绘，在眼眶中央画出滚圆的眼珠，口、鼻孔及双耳上的穿孔涂以朱色。类似的彩绘遗痕在有的青铜人头像上也依稀可见。可知这些立人、人头像足以绘塑结合形式画出了眼睛，而并非瞽者。
铜人穿鸡心领内衣，外着左衽长衫，腋下开口，下身着裙，下摆在身后展开如燕尾形。在中国古代，“破发左衽”（即衣领左掩于右上）被认为是不知中原礼仪的夷狄之服。铜人外衣上工整细密地刻着龙纹、异兽纹和回纹，云纹、三角纹（山纹）等。《尚书·益稷》记古代统治者衣服和旌旗上画有日、月，星辰和山、龙、华、虫等形象，于此可以得到参照，证明铜人所代表的是非同一般的统治阶层人物。铜人双腕各戴三镯，两臂抬起，右臂在上，两只手出奇的大，握空拳成环状，这是古代工匠制作握物动作青铜人物形象时习用的处理手法。其所握之物已失，有人推测可能足琮，其下体赤双足，胫部戴脚镯，两腿并立于方座上。方座由三部分组成，最上为踏足的平座，下部是梯形素面底座，中部为镂空的四个有角的怪兽头。整个像座约占通高的三分之一强。其结构繁简得宜，镂空的怪兽头粗犷而富于变化，并有空灵的感觉，使站立于其上的人像减少了呆板之感。
铜人躯干部分成直立的长筒形，缺少丰富的起伏变化，作为人像雕塑，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而从青铜器铸造技术看，立人形体高大，结构严密，花纹精细。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尚未曾发现过如此巨大的人像作品，它表明古蜀地区也是一个相当发达的青铜器艺术制造中心。
广汉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所出青铜人头像共有54具，其体量多数与真人头相近，有的略小些。从其大小和冠戴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七种样式，而就五官的造型特点说，则主要有两种类型。多数头像上立人的头部特点相似，脸形刻削，颧弓成清楚的折线，颊部低陷，鼻子很尖，鼻端下部齐平，鼻翼窄短。口扁长，下巴是平的，下颏边缘凸起成一道宽棱，两端—直向耳根折上。两耳长大，耳垂有穿，可知是戴有耳饰的。这类头像的感情表现是肃穆、严冷的。另一类型头像面相圆浑，鼻型属中“蒜头鼻”，面颊起伏柔和，没有颧弓生硬的折线，下巴也是圆的，其侧面形成柔和的轮廓线。但其眉毛、眼睛和两耳的结构则与前一类的表现手法相同。这种头像比较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形象，其感情表现也是较为温和、可以亲近的。由此可以看出，占蜀地区艺术工匠具有写实的观察和表现能力，但限于宗教规范，在很多时候还必须采取程式化的表现，人头像之中，有的戴着金箔制成的面罩，以漆类树脂固定于青铜人头的面部，而将眉毛与眼睛镂空露山，以备彩画。这种罩以金面的形象可能正宗教意义上具行特殊尊贵的性质，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上，一向是把金、玉之类的特质材料与最尊贵的神祗联系起来，认为神、佛部是金身。
这些头像有的有冠戴，有的没有，但头顶部有备与其他材质的冠戴相接合的子母扣，人头的颈部前后有倒三角形榫头，也是备插之用的。这些情况都说明，青铜人头脑像是用复合材料制作的人物雕塑的局部。
三星堆青铜人像雕塑中最富于神秘意味的是那些亦人亦神亦兽的青铜面具。其中形象奇特、体量最大的一件人面具，高65厘米，通耳宽138厘米，五官类似人头像，而一双眼球却突出于眼眶之外16．5厘米，形如长筒，中段环以圆箍，向两侧前方斜撑而出。两耳也奇大，如戟形平展开。由两眼和双耳向前方与两侧伸展的方向性，使感觉的空间被极大地扩展了，强化了精神的威慑力，其非同一般的巨大体量表现他是地位显赫的大神。另外一件形体略小，也尘着高突双目的面具，在鼻梁的正中，装饰着高66厘米的卷云纹立体装饰物，高高地伸出于面具的头顶之上。此一面具通高为82．5厘米，宽77．5厘米。前述的那件体量最大的人面具，在前额正中有一方孔，很有可能原先也是装置着卷云纹装饰物的。
这类高突双目的奇特形象在其他地方都从未出现过，有人推测它就是古代史书《华阳国志·蜀志》中所说“其目纵，始称王”的蜀侯蚕丛形象。古人常以夸大身体某些器官的手法，赋予想像中的祖先神以超凡的神力。
面具一类还有些与人头像相似的人面具，大小不一，耳后上下方各有孔洞，说明不是戴在人身上而是连接于其他材质的身躯之上的。另外，还有些小型的兽面具，造型奇特，足钉于器物上的饰件。那些大型的巨目面具，有可能是装置在以木为骨架的大型泥塑躯体之上的。按比例推算，大于真人数倍之高。
若将五十多具人头像、近二十件大小不一的面具参照立人形象加以复原，在我们面前便会矗立起一个规模宏大、高低错落的神人结合的雕塑群像。那些严冷而又怪异的形象由群体气势而进一步强化，出现于肃杀的宗教氛围之中，足令观者的心灵为之震颤。两个祭祀坑出土的金杖、神树、青铜礼器等，有助于我们想像群像所处的具体环境、氛围。
形体高大的神树，研究者认为属于具有接地通天，沟通人神之际关系的特殊功能的祭器，在祭祀活动中处于中心的地位（赵殿曾《三星堆祭祀文物研究》）。神树为分段组合的结构，主干粗大，顶端有花带状的座，推测上边可能铸—大鸟，已残失。上下共三层，每层歧出三个枝条，其中有一枝分山两杈，枝端都结着桃状的华果，共计12颗果实，每枝栖一鸟，加上树顶贱失的鸟，应有十只鸟，亦即古代神话传说中栖于若木或扶桑上的代表着天上十个太阳的十神鸟。神树上还有叶、铃等饰物，其下端以三叉支架交会构成树座，其上满绘云气纹。树身上还有一条盘桓而下的长龙。发现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另—个树座，样式与之相似；以三道大扉棱界开，每面有镂空的花纹，下端各有—个背朝树干跪着的小型铜人。铜人戴冠，腰束带，两臂上举，手部残失，其中一个铜人己失。作者以间人与树比例的悬殊，强调神树的高大与神秘。
以树木为题材，本非雕塑语言的长处，表现神树，主要是出于宗教的原因，是艺术上匠凭借想像创造出来的形象。随着神话传说的流传与拓展，类似题材的作品在后世屡有所见。如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所出十五连盏灯，虽是灯具，但创作的思路和表现形式也与广汉三星堆神树有很多相似之处。西汉时期的桃都树、东汉时期四川地区流行的摇钱树与其有相似的性质，但又增添了新的社会内容。
三星堆两祭祀坑还出土有青铜的小型跽坐人、爬龙柱等显示着地域特点的作品，它们可能在器物组合中有自己特殊的意义。
商代青铜礼器题材
除广汉以外，安阳和其他地区商代美术作品中，以人物形象为题材的雕塑性质作品，属于圆雕一类的，在玉器和大理石作品以及陶塑中比较多，青铜器中少见。青铜礼器、兵器等作品中所见的人物形象或人头像多数是浮雕。
在鸟兽尊中比较突出的—件是分别收藏于日本和法国的两件虎食人卣。其造型人同小异，为湖南安化出土。
虎食人卣以猛虎食人的情节为器物造型，人与虎蹲坐着，互相抱持。夸张了的巨大虎头形象狞厉，张大的口部，齿牙森列，含住了人的头顶。两只前爪，攫住人的腰部。人，蹲坐于虎的胸前，两手搭于虎肩，头转向左侧，赤着双足，踩在虎的后爪上。这一奇怪的动态呼应，引起人们对于这件器物造型内容的涵义做出不同的猜测，因之它也有“孔虎卣”的名称。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引证国外学者民俗学研究成果，认为：“虎食人或龙食人意味着人与神性的龙、虎的合一，这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解释。”（见《南方民族考占》第1辑）
出自湖南地区的这件充满神秘感的作品，无沦在材质上和取材、艺术表现上都合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而又在总体的风格上与中原地区的鸟兽尊体观看共同的时代特色。据研究者分析，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多含有—定数量的锑，与北方青铜器物金属配比不同。
作为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青铜礼器卣，虎食人卣有提梁，其上饰夔纹，两端有立体的兽首。卣顶部有盖，盖上铸有立鹿以为捉手。虎周身布满浮雕的夔、虺、走兽等纹饰，背部是—个巨大的浮雕饕餮纹，有云雷地纹，制作技艺中分精工。虎背上，盖、器相连，有一道扉枝，直抵尾端。虎尾下卷，与两只后爪构成鼎立的三足，有力地支撑住卣身、人的脑后披长发，面部五宫塑造手法写实，眼睛不作臣字形。面部肌肉与骨骼的结构起伏处理得很好。法国所藏的—件人的耳部结构表现得比较具体，耳垂有穿。衣服的领部有方格纹，背面饰饕餮纹云雷纹作地，下身有双蛇纹。由于有领有袖，看来那些纹饰不是文身现象。
虎食人的形象屡见于商代的青铜器、玉器上。作为青铜器纹饰以浮雕手法表现的，重要作品有分别出自安徽阜南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龙虎尊。虎作一首双身的形式，口下衔住举手蹲踞的人形。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两只侧身的虎共衔一个人头，其主要的作品有司母戊鼎耳和妇好钺上的浮雕纹饰。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商代鸟兽纹四足觥的后足作饕餮食人的形象，人的下身作蛇躯，有鳞甲。类似的神话性质的青铜器作品还有该馆所收藏的安阳出土人面蛇（龙）身杯（卣）。盉的盖子是一个浮雕的人面，额头上有三道皱纹，头顶两侧生有瓶形角。盖、器纹饰相连，自人头顶背后成为蛇躯，盘绕于器腹，双爪自两侧前伸，抱住益的管状流。在纹饰空隙处，填以夔龙纹。整个器物最为突出的是作为盉盖的人面，其下颈与头上的双角突出于盉口之外，仰面朝天，充满神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