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铸于康王时期，以其长篇册命铭文提供了大量历史信息而在古代青铜器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其造型和装饰也足以体现其非同一般的意义，然而也并非完美无缺。与大孟鼎造型相似的还有德鼎、旟鼎、堇鼎、龙纹五耳鼎、外叔鼎，以及年代略晚的师鼎、大克鼎、禹鼎等。这些鼎造型相似而表现效果互有短长，其艺术上的高下，首先在于设计制作者能否找到与其作品的精神内涵和体量相称的完美比例关系，包括器身高与宽之比，器耳、腹、足各部分之间的最佳比例，既要符合力学上的要求，又要适应于视觉美感的要求。其次是显示在细部处理上的艺术匠心和工艺制作的精美程度。例如大盂鼎与德鼎、旟鼎、堇鼎造型本是基本相同的，但在足部的处理上，德鼎更胜一筹，大孟鼎三柱足位置靠外，尺度略短，稍稍向内弯，看上去会产生疲软、支撑力不够的印象。德鼎的足位置稍内移，较长且粗，足与腹相连的部位呈直线而不是圆线，感觉挺拔有力多了。
外叔鼎体量很大，腹部很深，器腹上部平直，与腹底的圆浑形成很有力度的转换，但鼎足较短，不甚相称。龙纹五耳鼎是已知西周时期体量最大的鼎，高122厘米，重达226公斤。造型雄奇，最奇特的是腹部与鼎足对应，装置了三个兽首屈舌大耳（鋬），纹饰也较少见，构成饕餮形象的夔龙躯体弯曲如虹，饕餮正中的扉棱之下，饰有牛首形牺首。加兽首耳（鋬）的做法在鼎类中从未见到过，却是同时期簋类器物中所习见的，它明显的是出于便于扛抬搬运的实用需要，不是为了装饰，却也有装饰的效果。
西周鼎类作品中，圆腹鼎可谓占尽春色。方鼎虽依然流行，却不复有像商代司母戊鼎等那样宏伟的巨构。西周早期方鼎如德方鼎、方鼎、趠厚方鼎等依然沿袭着司母戊鼎的造型规范，但由于体量小，制作也较精细，与商代同体量作品相比，显得精致有余而气度不逮。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太保鼎制作不算精工，但双耳上各饰有一对小兽，增添了活泼的气氛。其四足比例甚长，中部各铸一圆盘，可能有其实用的需要。流入美国的成王方鼎双耳也铸有对兽，但鼎足不加长，比例合度。两鼎都装饰着很高的钩形扉棱，外观很华丽。
一些通高在20厘米上F的小方鼎，在耳、足部分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如麦方鼎，双耳改作附耳，四足如犬腿形，前后方向相反，这种趣味性的表现，仿佛是有意与作为礼器的观念进行调侃。麦方鼎四壁和下部转折浑圆，不作直角转折，介乎方圆之间，也反映了一种新的造型趋势。1978年陕西扶风所出的四鸟扁足方鼎，高仅12．8厘米。鼎口四隅各铸一鸟，似相向而鸣，以此代替鼎的双耳。四足作张口卷尾的夔形扁足，这类玩赏性的小鼎，应属于“弄器”一类。
穆王时期的方鼎，造型简单，较少意匠经营，而鼎口上有一平盖，两端有方孔，可以套合在鼎耳上，盖住鼎口，起防尘和保温作用。盖子中部有环钮，便于提取，四隅有矩形足，倒置时，可作为俎来使用。山东滕县所出的滕侯方鼎、北京房山琉璃河所出的圉方鼎，也都有盖，设计思路与之一致，都显示出向着实用化方向发展的共同时代趋势。
与方鼎同—窖穴所出的同铭鼎类还有两件，一件也是方鼎，与之造型相同而体量较小，失盖。两者铭文不同，前者是铸器以享祀亡祖父母的，后者为亡母而作。另一件是圆鼎，与方鼎艺术风格保持一致，但不作附耳而用立耳，三足中部内侧附铸半圆形平台，可以置盘生炭火，加温食物。宝鸡茹家庄出土的托盘夔足鼎是将托盘连铸于扁足中部，可以作为参照。
恭王时期的七年曹鼎更明显地显示着西周中期以后造型简化，向实用化发展的倾向，尽管从其铭文看，还是由于受到周王赏赐，铸器以纪荣宠。曹鼎腹部平浅，附耳、柱足，仅在口沿下铸两道弦纹，再无更多的装饰。
西周中后期再度出现了大盂鼎样式的大型圆腹鼎，代表性作品有大克鼎和鼎。大克鼎各部分比例之完美比之龙纹五耳鼎尤有过之，口沿下饰窃曲纹，鼎腹饰宽大流畅的波纹，益发增强了气宇轩宏的造型效果。双耳外侧纹饰细密繁缛，与主体纹饰有相互映衬的作用。与大克鼎造型、装饰相同的还有小克鼎、禹鼎等。
师鼎风格十分古朴，纹饰也单纯，仅只在口沿F饰雷纹与弦纹相间的装饰带，然而对花纹的阴阳互补和条纹间隔距离的推敲却极见匠心。三只鼎足已不见通常的浮雕饕餮，仅只铸出一道凸棱，应是饕餮鼻梁上那道扉棱的孑余。这种变化意味着由柱足向兽蹄形足的过渡。
西周后期成为时代潮流最新样式的典型作品是毛公鼎。其造型特点是半球形腹，立耳、兽蹄形足，纹饰简单，仅饰一圈重环纹和弦纹，整体造型和谐，轮廓优美，表现出对于单纯、朴素之美的执著追求。与之相同的作品还有颂鼎、鼎、此鼎等，其装饰更为简单，仅饰两道弦纹。
单纯、朴素的形式对造型设计和材质、铸造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西周后期经济的衰退，技术水平的下降，有些作品不免流于简陋而呈现着整体退化的颓势。
鬲与甗
商代中期以后，开始以铜鬲代替陶鬲，但铜鬲的数量很少，到西周后期才渐渐多起来。
西周早期有些被称为鬲的作品，其造型特点是侈口、立耳或附耳、束颈，有三个袋形足，是由商代的分档鼎发展而来，介于鼎与鬲之间的造型样式。有的器形伟岸，装饰华丽，制作精美。其中代表性作品有伯矩鬲、师鬲、三鸠鬲等。伯矩鬲是贵族伯矩受燕侯赏赐而制作的礼器，全器以两个圆雕的牛首和五个浮雕牛首为主要装饰。牛的耳与角端突起于器表，有一种强悍、凌厉的气势，其处理手法令人想起商代的古父己卣等作品。高50．8厘米的师趋鬲从造型到纹饰都至为精工，是同时代青铜器巾的杰作。三鸠鬲腹部以三鸠首为装饰，各展其双翼浮刻于袋足上。器物出白江汉地区，反映了地域性的艺术特色。
西周中后期出现的数量较多的铜鬲一般都较小，高度在10—20厘米左右，宽折沿，蹄形足，有的自铭为鬲，是西周时期鬲的流行式样，如鲁伯愈鬲。
作为蒸煮器的甗，基本上沿袭着商代的造型甗样式，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饕餮纹甗是其中特殊精美的大器。甗的造型特点是甑与鬲的合体，中隔以箅。到后来出现了甗鬲分体的甑，个别也有为甑与鼎分体的，如鲁国所制作的鲁仲齐甗。
簋的造型演变
西周时代，在礼乐制度的规范下，簋与鼎配合使用，鼎为单数，簋为双数，以此代表贵族使用者不同的身份等级。由于它那显赫的地位，设计制作者倾注了大量心血，创造了很多精品，是西周青铜器中特别富于光辉的—部分。
西周初的利簋器体本身的设计就已很完美：侈口，口沿下微微内收，而后外展，成为饱满有力的弧线。腹下的圈足比例合度地张开，稳稳地落实在方座上，两耳上部兽首支起的双耳略高于口沿，下有垂珥，伸展于方座之外，通宽略大于通高，产生向外扩展的张力。耳部的丰富变化与空间处理，又与簋身和方座造成虚与实、圆与方、曲与直、繁与简的对比。
天亡簋造型与利簋基本相同，但有细部处理上的微妙差别。天亡簋有四耳，兽首双耳不上翘，圈足为直筒形，不像利簋的圈足微微弯曲，影响于审美效果；利簋比较偏于灵秀，而天亡簋感觉更淳厚些。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差别就是利簋仍以饕餮纹为主要纹饰，天亡簋纹饰则是周族人自己创造的卷体夔纹。
利簋、天亡簋的造型是西周前期最多见的造型式样。而在具体设计上又各显示着不同的艺术匠心。如宜侯簋也为四耳，而腹部圆浑饱满，圈足加高，有钩状扉棱，接地处起一道方棱，虽无方座，也自有雍容气象。宝鸡所出的甲簋，结构多硬直的线条，簋腹雷乳纹的乳丁既长且锐，遍布四周，予人以严峻的印象。
乙公簋、攸簋、歪簋、班簋等作品不用方座，而用四足托起簋身，设计很巧妙。乙公簋有盖，在器腹两侧的鸟形双耳下端以象首为珥，象鼻下延成足，与之相应的正、背面簋腹下方也铸成同样的象首，共同把簋悬托起来，使整个造型显得中分轻盈。与之相类似的是鼎，在圈足上附铸四象首承托簋身。而攸簋则是在圈足之下铸了四个人立的虎为足，以虎肩将簋整个地托住。攸簋与乙公簋皆出自北京房山琉璃河，作品反映了古燕国工匠别出心裁的巧妙构思。班簋虽未表现出象的具体形象，但四耳之下的支柱也有象鼻的意味。
无论是加方座或支柱，都是为了提高簋体的高度，方便使用。也有的作品出于同样的需要，在造型设计上作了较大的更改，如碉生簋（召伯虎簋）把圈足加高到超过器腹的高度，相应地把垂珥也加大拉长了。更为奇特的是乍伯簋，簋身中分华美，却在圈足之下很不协调地加了一个光素无饰的喇叭形器座。
西周中期以后，也还有一些华丽型的簋，如追簋、堆叔簋。追簋形体较大，风格厚重，纹饰精工，但若与早期有方座的簋相比，造型显得有些臃肿。陕西扶风所山簋与长安斗门镇所出堆叔簋的簋体造型与装饰意匠颇为相似。但或簋有盖，堆叔簋尤盖而有方座。两簋的双耳皆作立体的鸟形，周身则布满不同的鸟的纹饰，令人如闻啁啾之声。
数量众多并成为西周中期以后簋类主要造型样式的是那些被大人简化了装饰因素，周身饰以瓦瓴纹或直棱纹的有盖簋。这类簋偏重于实用，弇口，宽腹，有盖的—类，盖上有圈足形把手，可以却置盛放食物。造型最简单的如无簋。盖与器身都作瓦瓴纹，腹两侧有很小的衔环兽耳。比较精美的如颂簋、梁其簋、师簋等，都在盖沿、口沿、圈足上饰以窃曲纹、垂鳞纹，两侧有兽首双耳，下有垂珥。在圈足之下另加三个兽足以为支撑，使作品在简朴之中又显得灵巧。大师簋两侧铸为兽首作为把手代替通常的环耳。盖与器身皆作直棱纹而不作平行的瓦瓴纹，使矮扁的器形在视觉印象上得到调节。
西周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也是已知簋类作品中体量最大的是厉王（胡）所作的篇。簋腹宽扁，但有一个很大的方座，和占空间很大的夔龙形双耳。簋通高59厘米，两耳最大的距离为75厘米，设计制作者对各部分之间的尺度、比例有严密的推敲。设计的双耳长度与簋口的直径相同，皆为43厘米。簋口至腹底与圈足至方座底同高，簋腹最宽部位与方座宽度相同。就簋本体联方座而言，是—个方正的四方体，附加的双耳加宽了整体横向的比例，而又由簋腹与方座的直棱纹与双耳夔龙上扬的冠和垂珥形成的向上下扩展的方向感，而使整体高与宽的比例得到和谐。
簋腹的容积约为33．4升，由通高59厘米与两耳最大距离75厘米所构成的感觉空间，约为有效实用空间的十倍，这正是设计者为强化此一王室重器应有的视觉冲击力所着意经营之处。器身单纯雅正的直线装饰与有着奇异丰富变化的双耳相互衬托、对比，又形成审美表现上庄重质朴与繁缛华贵的统一。所可惜者是制作技术上的粗疏与造型装饰上的精心设计不甚相称，它毕竟已是夕阳西下时代的产物。
盨·簠·豆
盨和簋簠都是盛黍、稷、稻、梁的食器。
盨是从弇口有盖的簋变化而来的新造型样式。器腹由圆变为长圆，盖上有四个矩形足，可以却置盛放食物。器身两侧作兽首环耳或附耳。一般都在盖与器身饰以瓦瓴纹，而在盖沿、器口沿上饰窃曲纹或重环纹。盈在造型、装饰上的变化一如簋类，主要是在盖、耳和圈足部位显示着不同的设计匠心。鲁伯愈盨是其中比较精工的作品。其盖上的矩形足，都做成镂孔的夔纹，盖中央铸了一只小虎作为把手。
簠类作品出现于西周中期，在铭文中自称为盨或须。宋代以来误称为簋，而将簠称做敦。近世学者容庚始为之更正。盨在青铜器组合中成偶数使用，流行时期不长，到春秋前期便消失了。
簠出现于西周后期，流行时期较长，其造型仿自竹木器，主要是直线结构。盖器同形，四壁斜线呈放射状向四周伸展。由尖利的轮廓形成的凌厉气势为已往所未曾见，它为青铜器的群体组合注入了新的感情因素。
豆，是盛菹（咸菜、酸菜—类食品）醢（肉酱）以和味的食具。豆的造型一类是浅盘、粗柄，一类是圆盘、有盖、长柄。其渊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陶豆。西周时期的豆多为前一类，盘大而浅，柄部多作镂孔的夔纹或波纹，颇为美观。此类样式早先称为籩。陕西扶风庄白家所出的微伯豆，自铭为“莆”，有人认为它才是真正的簠。现在通常是写作“铺”，以与簠类相互别。但是，也有器形为有盖豆而自铭为簋的，说明这类作品的造型从其他比较成熟的器物造型脱胎变化而来，尚处在发展衍变的过程之中，一时出现名称的混用自不足怪。
酒器群的最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