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创作以曹禺的出现为标志，进入了成熟期。1929年由沈端先、郑伯奇等发起的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中国话剧运动进入了一个以革命戏剧为主的新时期。1930年“左联”成立后，又以艺术剧社为骨干，成立了“剧联”（开始时为“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左翼戏剧家联盟”），广泛开展戏剧演出活动，也推动了戏剧创作的发展，提高了戏剧的艺术质量。除田汉、洪深在本时期继续有新作发表外，曹禺的出现，无疑把话剧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他的《雷雨》、《日出》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夏衍是又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他的代表作《上海屋檐下》是继《雷雨》、《日出》后又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本时期重要的剧作家还有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是他的代表作，独幕剧《十三年》，多幕剧《梁允达》、《村长之家》也是有影响的剧本。作者善于把剧情发展要求的外部冲突与人物情感要求的内部冲突相结合，即注意情节的曲折，又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形成了富有个性的创作特点。此外，袁牧之的《一个女人和一条狗》，宋春舫的《一幅喜神》，徐訏的《荒场》、《鬼戏》等也以不同风格和流派，出现于本时期的剧坛。
抗战爆发前夕，曾有“国防戏剧”的提倡，夏衍的《赛金花》，于伶的《汉奸的子孙》，洪深的《走私》，章泯的《东北之家》，张庚的《秋阳》，石凌鹤的《黑地狱》，姚时晓的《别的苦女人》等都是“国防戏剧”的代表性作品。
抗战爆发后，话剧创作空前繁荣，田汉、洪深、夏衍等作家继续创作有关抗战题材的作品，还有更多的新进作家加入抗战戏剧的创作中来。于伶，作品有《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女儿国》、《长夜行》等，主要描写上海孤岛时期的现实生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反映人民群众的苦难以及反抗斗争。宋之的的《雾重庆》是其代表作。写一群大学生流亡到重庆，穷困潦倒，报国无门，甚至颓唐堕落，鞭挞了国统区的黑暗。《祖国在召唤》写香港的医务工作者响应祖国号召，投身抗敌斗争的故事。老舍的《残雾》、《面子问题》讽刺官僚阶层的虚伪和腐败，《归去来兮》讽刺发国难财的不法奸商。袁俊的《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美国总统号》。杨锋的《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等也是抗战时期出现的喜剧作品。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虽未写抗战，却是一部受到好评的剧本。通过旧社会戏曲艺人的遭遇，探讨了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风格清新优美，具有诗的意境。另一部《牛郎织女》同样充满诗情画意，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
抗战时期，戏剧创作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历史剧的发达，除郭沫若的“战国史剧”外，还出现了“太平天国”史剧，如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等。“南明史剧”如阿美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等。这些历史剧都选取历史重大转折的时代，团结御侮的主题，以达到借古喻今的目的。
讽刺喜剧的出现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现象。陈白尘的《升官图》是代表，此外，还有吴祖光的《捉鬼传》，宋之的的《群猴》，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对日益腐朽的国民党政权予以辛辣的讽刺。
解放区的话剧创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王震之的《流寇队长》描写一支抗日游击队的内部斗争，曾广泛上演。吴雪等集体创作的讽刺喜剧《抓壮丁》，用四川方言演出，诙谐生动。姚仲明、陈波儿等集体创作的《同志，你走错了路》，描写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路线斗争，这在现代戏剧史上还是第一次。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通过人民解放军普通战士的成长过程，表现人民群众与革命事业的密切关系，歌颂了人民军队的铁的纪律和无坚不摧的坚强意志。鲁煤、刘沧浪等集体创作的《红旗歌》是第一部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此外，还有一些有影响的独幕剧，如洛丁等集体创作的《粮食》，胡丹沸的《把眼光放远点》，李之华的《反‘翻把’斗争》等。
20世纪40年代初，解放区曾掀起广泛的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推动了秧歌剧和新歌剧创作的发展，出现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挂彩》等一批小型秧歌剧，为大型歌剧的诞生打下了基础。1945年由贺敬之、丁毅执笔写成的歌剧《白毛女》是最突出的代表。它通过民间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表现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既有现实性又带有浪漫的传奇色彩，它的曲调也富有民族特点，因而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毛女》也就成了中国新歌剧的经典之作。继《白毛女》之后，还有《刘胡兰》（魏风、刘莲池等编剧）、《赤叶河》（阮章竞编剧）、《王秀鸾》（傅铎编剧）等歌剧。
与此同时，解放区还对传统戏曲进行改革，新编了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和新秦腔《血泪仇》等，在戏剧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田汉的剧作
田汉（1898年—1968年），字寿昌，湖南长沙人，现代戏剧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的剧作家。
田汉一生的话剧创作有60余种，戏曲剧本近20种，电影剧本近20种，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戏剧文学宝库，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遗产。田汉是创造社成员，他的早期话剧创作以浪漫主义为主调。作为“出世之作”的《咖啡店之一夜》，通过咖啡店侍女白秋英被富商子弟李乾卿抛弃的故事，说明“穷人的手和富人的手是永远握不牢的”。其中写到大学生林泽奇同白秋英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同情安慰的脉脉温情，流露出感伤情调。《获虎之夜》写流浪少年黄大傻和富农猎户女儿莲姑的爱情悲剧。控诉了门第观念和封建婚姻制度，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和个性解放思想，是一部现实主义较强的作品，但仍流露出浪漫的感伤情绪。男女青年不能正常的约会，黄大傻被击伤当作老虎猎来，以及黄大傻为减轻莲姑的痛苦而自杀都是令人悲哀的。《湖上的悲剧》、《古潭里的声音》、《南归》等剧不仅有感伤情绪，还增加了神秘色彩和唯美主义倾向。《南归》写一流浪者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往哪里去，茫茫宇宙，漫漫长夜，何处是归宿？往日的理想、爱情都烟消云散，只能孤苦伶仃地再次踏上无边的旅途，成为一个“永远的流浪者”。这是田汉早期创作中感伤情绪最为浓厚的作品。《古潭里的声音》写一诗人发现自己的恋人投身古潭而死时，自己也投古潭而死。这是一个爱者与被爱者灭亡的悲剧，具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因为诗人的恋人是美的，而美的肉体在古潭里，诗人也就毫不犹豫地跳进古潭，同她融合，即使美是地狱，也要向地狱走去。
《苏州夜话》通过老画家刘叔康因战乱同女儿离散，后又重逢的故事，控诉了军阀混战造成的罪恶，表达了人民期望过和平生活的愿望，是一部感伤成分较少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可以看做是作者创作向现实主义转变的一个信号。而《名优之死》则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剧作。剧本取材于京戏老生刘鸿声之死的真实事件，通过剧中人物刘振声和刘凤仙师徒之间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的矛盾冲突，批判某些艺人经不住考验而走向堕落，控诉了官僚社会对艺术的迫害和破坏。刘振声悉心培养女弟子凤仙在杨大爷的物质、金钱、地位诱惑下，日渐堕落，懒于练功，勤于打扮。凤仙的行为无疑是对艺术的背叛，有悖于“戏德”，这对忠于艺术的刘振声说来是不能容忍的，但他出于对弟子的爱护，对她只是规劝，而把矛头指向恶势力的代表杨大爷，最后在杨大爷的喝倒彩声中死去。在他的教训下，凤仙最后表现出忏悔，愿重新清清白白的做人，兢兢业业的演戏。作者从严肃的艺术和腐败的政治的对立角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艺人的生活，进而表现出社会的黑暗。剧本的矛盾冲突比较集中，对话简洁传神，具有朴实的生活气氛，说明作者对艺人的生活比较熟悉，观察体验也较细致深入，因而取得了创作的成功。
30年代以后，田汉用《我们的自己批判》的长文，宣告与感伤唯美浪漫情调决裂，开始了创作的新阶段。首先表现在题材的变化上，由较多写知识分子转而较多写工农。《梅雨》写工人潘顺华一家因失业而生活无着，最后被迫自杀，与之相对照，则写出工人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团结斗争，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月光曲》写工人克服行帮主义的狭隘观念，同样表现了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主题。《洪水》写农民同洪水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同反动统治者的斗争。其次是现实性增强了，写了许多关于抗日救亡题材的剧本，如《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回春之曲》，描写南洋华侨青年高维汉，在祖国遭受侵略的形势下，抛开和平生活，离开心爱的梅娘，毅然回国参加“一·二八”抗战的动人故事。他身负重伤，神志不清，在病床上仍高喊“杀啊，前进”的口号。3年后他终于恢复了知觉，而这天正好是“一·二八”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他将以重新走上战斗岗位来纪念它。这个剧本较多保留了抒情性和浪漫主义色彩。高维汉与梅娘的爱情带有传奇性，歌曲的穿插使剧本更具诗意，充满浓郁的抒情气氛。
抗战时期，田汉写有著名的剧本《秋声赋》，表现了革命知识分子在战斗中经过锻炼和考验，克服心中的“秋意”，走向美好的春天。
抗战胜利后写的《丽人行》是田汉剧作的一个高峰。剧本以抗战胜利前夕沦陷区的上海为背景，写了3个出身不同的女性。刘金妹是纱厂女工，朴实善良，曾遭日军奸污，又被流氓欺侮，丈夫为救她被弄瞎双眼，生活的重担落在她一人身上，在一切生路断绝之后她被迫出卖肉体，但无法改变悲惨的处境，在绝望中跳了黄浦江，但被救起，经革命者的救助而得到新生。李新群是革命女性，是留在敌后从事抗日救国工作的地下工作者，对抗战充满胜利的信心。梁若英是知识女性，倾向进步而又留恋资产阶级生活，具有正义感，但比较脆弱。丈夫章玉良因到内地参加革命离家出走，她因不耐寂寞又忍受不了清贫便与银行家王仲原结婚，后发现王仲原对自己不忠实。经过现实的教育，梁若英才开始觉悟起来。3个女性的不同命运和不同经历构成三条发展线索，时而平行，时而交织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最后在黄浦江边汇合。作者特别安排在日寇投降的日子里，让3个女性相聚在黄浦江畔，象征着民族的共同苦难把她们连结在一起，“三个女性在美丽的夕阳中紧紧地抱在一起，迎接新的斗争生活”。剧本成功地塑造了3个青年女性的形象，也刻画了革命者章玉良及党的领导人刘大哥的形象，谱写了一曲革命的地下工作者的颂歌。剧本是为配合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而创作的，“明批日伪，暗斥美蒋”，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剧本对戏剧形式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功，为了容纳广阔的社会内容，加快戏剧节奏，汲取了传统戏曲多场次的结构方法。全剧共21场，每场前又由“报告员”说明剧情发展，起到前后连贯的作用，对于丰富话剧的表现形式，作了有益的尝试。
田汉是时代的歌手，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解放后写有名剧《关汉卿》、《谢瑶环》等，因敢于直言，为民请命，被称为“现代的关汉卿”，是中国的“戏剧魂”。1968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曹禺的剧作
曹禺（1910—1996年），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
曹禺早在中学时代便参加戏剧活动，集演员、导演、编剧于一身，是一位有舞台经验，深切了解剧场和观众的剧作家。他的剧本一般都有尖锐的冲突，动人的场面，鲜明的性格，生动的语言，富有激情的诗意，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的出现使中国话剧的艺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写于1933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通过周、鲁两个家庭30年的恩恩怨怨，重点表现封建资产阶级及其伦理道德的残暴和伪善，深切同情妇女遭受的不幸和她们同命运抗争的精神。剧本以周朴园为轴心，安排了三条主要矛盾线索：蘩漪对周朴园的反抗，侍萍与周朴园的冲突，鲁大海对周朴园的斗争，其他还有蘩漪、周萍与四凤之间的爱情冲突。这些矛盾冲突，既包括社会性的阶级对立关系也包括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形成一个相互交错的复杂的网。周朴园与鲁大海表面上是资本家同工人的阶级关系，实际上又是父子关系；周萍与四凤表面上是主仆关系，实际上却是兄妹关系，其他几个人物也无一不卷入这个矛盾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最后酿成悲剧。
造成这一家庭悲剧的罪魁祸首是周朴园，他对侍萍始乱终弃，使她负屈含辱一生；他严密控制和欺压蘩漪，使她丧失尊严和自由；他镇压工人运动，迫害鲁大海，使他难以安身……他专横自私，冷酷虚伪。他抛弃了侍萍，却时常表现出“忏悔”和“怀念”；他压制蘩漪，却常常以“关心”、“爱护”的名义出现。处处以伪善掩盖罪恶，这就是周朴园的本质特征。作者没有把他简单化，而是充分写出他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在对付以鲁大海为代表的工人运动方面，他是一个吸血成性的资本家；在对付妻子蘩漪，使其成为自己的玩偶和奴隶方面，他是专制暴君；在对待儿子周冲的天真要求方面，他是严父；而在对待被他遗弃了的侍萍方面，他又是一个时常内疚的忏悔者。他在同不同人物的不同关系中表现出的许多侧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朴园，使他获得了一个真实人的生命。
《雷雨》中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是蘩漪。她心比天高，却生活在阴沟里，她有烧不息的火样热情，却偏偏枯干在砂石上。作者是把她作为一个美的毁灭者来同情的。她聪明美丽，也很矜持倔强，敢于反抗周朴园的专制，追求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她爱上了周萍，但很快又发现周萍另有所爱，她又受骗了，使她落到“妻子不像妻子，母亲不像母亲”的尴尬境地。她在绝望中性格变态发展，冷酷的环境迫使她把自己正常的追求变为反常的发泄，由亲而仇，由爱而恨，以至变得乖戾而疯狂，用“雷雨”式的激情摧毁了封建家庭秩序，也毁灭了自己。通过她的悲剧，对那个压制人、摧残人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雷雨》借鉴西方戏剧中的“三一律”和“锁闭式”结构，通过“回溯”，把“现在的戏剧”与“过去的戏剧”紧密结合，通过“过去”不断地被“发现”把剧情推向高潮。剧中的2个家庭、8个人物、30年的恩怨，三条主要冲突线索以及多种矛盾关系，基本上是在“三一律”的框架内得到了完整的艺术体现。《雷雨》是曹禺剧作中结构最为严谨，也是作者用力最多，戏剧冲突最为强烈的剧本，它的出现曾引起轰动，给曹禺带来巨大的声誉。但曹禺并不满足，他反而感到“太像戏了”，于是改变戏路，创造出不同于《雷雨》的《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