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绍钧（1894—1988年），字圣陶，江苏苏州人，是文学研究会的著名小说家。1919年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后改名《一生》）至1928年止，10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等短篇小说集。他的小说主要写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由于作者当过10年的小学教师，对于教育界比较熟悉，故这类题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饭》写一小学教员为了维持家中3口人的饭碗过着屈辱而又战战兢兢的生活。《城中》写一热心教育事业的青年因旧势力的包围使办学的计划无法实现。《校长》写一小学校长面对黑暗腐朽势力的压迫，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的苦闷。《潘先生在难中》则描写潘先生在一次军阀战争中的逃难生活。由于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使它成为叶绍钧的代表作，也是现代小说的名篇佳作。潘先生是上海附近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校长，战火临近了，他首先想到的是保全自己和一家妻小，对于学校师生全然不顾，逃难中妻儿被挤散，顿兴家破人亡之感，找到妻儿后便又开怀畅饮起来。战争并没有打到家乡，他又回到镇上，为了自身安全他挂上了红十字旗，躲进“洋人的红房子里”，乞求洋人的庇护。战事平息了，他竟然高高兴兴地为欢迎发动战争的军阀而写了“功高岳牧”、“德隆恩溥”的匾额。总之，潘先生是一个苟且偷生，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人。无论时局怎样动荡，环境怎样变化，他都能找到保全自己的方法。“在大风浪中翻了船，要紧的是救出自己”，便是潘先生信奉的处世哲学。作者在刻画这一人物时，采取了带有某些漫画化的夸张手法，讽刺了他的极度自私，毫无骨气，毫无是非观念的市侩气。
作者笔下也出现了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苦菜》写农民从事的苦役般的繁重劳动和遭受的沉重剥削。《小铜匠》写家境贫苦而无力读书的儿童。《晨》写一裁缝媳妇的私奔，写出城市文化对乡镇的冲击。写于1927年的《夜》是一篇重要的作品，它描写了革命青年夫妇的母亲，在女儿、女婿被杀害后强忍悲痛，顽强生活下去的坚强意志，为了把革命者的遗孤抚养成人，“决心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
1928年后作者的创作不多，1936年作者43岁时出版了《四三集》，其中的《多收了三五斗》是一篇有名的作品。小说通过农民粜米的一个侧面，不仅写出了“丰收成灾”这一反常的社会现象，而且形象地揭示了丰收成灾的社会根源；洋米的充斥市场，商人操纵粮价，以及繁重的捐税，逼得农民走投无路，最后萌发了反抗意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作者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这部小说正式出版于1929年，茅盾曾称它为“扛鼎之作”。小说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写出了主人公倪焕之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和经历过的思想变化。他是一个有热情有理想的知识青年，曾寄希望于辛亥革命，革命失败后没有消沉，又寻求报国之路，他选择了教育，并实行了教育改革。但阻力重重，又归于失败，当他陷入苦闷之时，一个革命者——王乐山走进了他的生活世界，引导他走上了新的道路，到了上海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虽经受了锻炼，但大革命失败后又陷入苦闷之中，最后病死。临终时认识到自己力量的脆弱，而把希望寄托在劳动群众身上。倪焕之的道路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代表了“五四”时期一般知识分子共有的特点：既有追求真理，敢于反抗的一面，又有耽于幻想温情柔弱的一面。倪焕之的性格也有两重性，有理想有热情，思想敏锐，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富于进取精神，但往往脱离实际，感情上脆弱浮躁，在胜利面前容易陶醉满足，遇到挫折又产生动摇失望。作者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出一个可信的知识分子形象。
《倪焕之》在结构上有前松后紧的不足，全书30章，22章前写“五四”运动前，第22章开始，一下子由“五四”运动转到“五卅”运动，跳跃性太强，许多场面细节无法从容描绘，给人以仓促终篇之感。
叶绍钧小说的风格朴实冷峻自然，有所为而写，有所感而发，不猎奇不造作，不触景生情，不任凭感情泛滥，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和浪漫的情调，而是冷静地客观地再现现实生活，颇具中年人的气质。小说的语言质朴、简洁、洗练，既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冷僻的方言土语，用墨不多但富于表现力。
郁达夫（1896—1945年），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1945年9月在印尼的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郁达夫是创造社的著名小说家，一生所作小说约50篇。第一本小说集《沉沦》出版于1921年，共收小说3篇（《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是新文学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是郁达夫前期创作的代表作，小说以自叙传的方式，通过留日青年学生在异邦的苦闷心情，写出了对民族歧视的忿恨，对祖国衰弱的痛心。他作为一个“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所感受到的屈辱、痛苦、自卑，都同祖国的衰弱、贫困、落后相联系，他对这样的国家不满，但又希望它强大起来。小说也写到青春期性的苦闷以及由此引起的某些变态，乃至变相自戕。这种真率的描写，虽有反虚伪反封建礼教的意义，但仍不免流露出某种病态的“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向这种颓废情绪告别的作品是《茑萝行》，小说以告白的形式，讲述主人公同妻子无爱的结合，婚后经济上的困难，精神上的负担，以及无力承受重负而把怨愤移至妻子身上，并弃家出走。整篇作品可以看作是一篇“纪实文学”，是一篇忏悔录，也是一部婚姻史。作品直率真诚，充满自责，充满真情，有浓重的抒情性和强烈的感人力量。
《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女工和什么工作也找不到的穷书生，两个人在贫民窟里相识，展开了对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描写。作者从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的角度来刻画劳动人民的女工，不是“我”高于女工之上，而是“我”处于被帮助被教育的地位，这一角度的选取说明郁达夫对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上有着与众不同的认识。小说不仅是最早表现产业工人生活的作品之一，而且写出了工人身上那种有志气有爱心等优秀的品质。《薄奠》是另一篇描写劳动者生活的著名小说。小说写了一个洋车夫的悲剧，他勤劳善良，生活赤贫，一无所有。唯一的愿望是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但这一愿望因意外死亡而无法实现。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所能做的，也只是买一辆纸扎成的车，在死者的坟前火化，算作对死者薄薄的祭奠。小说充满了对劳动者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旧社会黑暗不平的愤恨。以上述两篇作品为标志，郁达夫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实现了由描写个人到描写社会，由“浪漫”文学到“血泪”文学的转变。郁达夫尽管是前进了，但不很稳定，他常常很愤激，但也常常很灰心，灰心过后又常常进行新的探求。他的后期作品《她是一个弱女子》描写了三个青年女性：“一个是代表土豪资产阶级的堕落女性，一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犹疑不决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向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奋斗的女性”（郁达夫：《忏余集·沪战中的生活》）由于涉及到北伐战争、上海工人起义、“四·一二”事变、“九·一八”事变等广阔的社会背景曾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小说对学生生活，工人运动和日军的侵略都有所表现，但只是简单交代，缺乏精细刻画，且其中也有某些变态性欲描写，有失严肃性。另一小说《迷羊》也有类似描写，都不是很成功的作品。后期作品中艺术技巧圆熟的作品当属《迟桂花》，作者也说这是“我作品中的杰作”。小说把一则爱情故事，写得从容不迫，充满深情。一个纯真无邪的女子使一个羡慕她的青年男子的邪思俗念得以净化，超越了性爱的界限，升华到至爱的高度。他们尽情陶醉在美丽如画香气四溢的山水花草之中，忘掉了其他，即便他们发展成为爱情，那也是“迟桂花”，迟开的桂花是香的，晚到的爱情是甜的，是更成熟更长久的。郁达夫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篇小说是《出奔》，它以大革命为背景，描写一个革命干部钱时英被地主阶级收买利用，后又醒悟过来，放火烧掉地主家园，重新返回革命队伍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大革命时期的现实风貌。
作为创造社的一位作家，郁达夫是属于浪漫派的，他的小说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他的小说大都以自己亲历的生活为素材，有着明显的“自叙传的”特色。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于质夫，还是文朴，其实都是郁达夫自己，至少思想感情是他自己的。故这些小说大都用第一人称来写，也可以说是“自我小说”。其次是主情格调，他的小说故事性不强，但感情浓烈，喜欢直抒胸臆，有时不免多情善感，又可以说是一种“情调小说”。还有，就是对诗意的追求，他的小说往往会创造出一种诗的意境，有的像山水诗，有的像抒情诗，有时还喜欢在作品中直接加入诗词，以增添诗的氛围。
茅盾的小说
茅盾（1896年—1981年），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
《蚀》三部曲（包括《幻灭》《动摇》《追求》）是茅盾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批成果。它以大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为题材，描写了他们在革命浪潮中经历的三个阶段：“一、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即到面前时的幻灭；二、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三、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蚀》虽是茅盾的第一部作品，但却显露出作者善于描写重大社会题材，善于处理复杂生活场面和善于刻画人物心理的艺术特色。《蚀》在艺术风格上是宏大与精细的结合，重大的时代风云的勾勒与细腻的心理刻画相结合，同时不忽视肖像、体态相貌的描绘，人物富于立体感。《蚀》不妨说是大革命时期的《沉沦》，其中有矛盾有痛苦，本质上说是时代的必然反映，但毕竟消极悲观的情绪过于浓厚了。稍后写的《虹》则有较大的改变，着力表现了主人公梅女士对光明前途的追求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同《幻灭》中静女士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梅女士在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历程也是颇为艰难曲折的，但由于《虹》只是一个未完成的长篇，故对梅女士的人生道路表现得尚不够充分。
茅盾的代表作是长篇《子夜》，这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出现是我国革命文学的巨大收获。《子夜》出版于1933年，作品以1930年在上海发生的两个月的事件为背景，相当全面地描写了30年代中国社会的面貌：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买办金融资本的泛滥，民族工业的破产，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以及军阀的战争，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等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其中选取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以他们的命运为中心，写出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地位、处境和相互关系。整个作品的时代气氛正如题目所写的是最黑暗的“子夜”时分，它同时也预示着这种状态是不能持久的，黎明即将来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大规模全景式地描写中国社会，特别是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吴荪甫。他是一个有手腕，有魄力，肯冒险，极贪婪的民族资本家。具有一个资本家应具备的一切条件，本可以大展宏图，建立他的“王国”，可惜，他生错了时代，他不能不遇到外国资本的侵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外国资本是他最可怕的竞争者，买办资本是他的死对头，民不聊生使他们的产品无法销售，工农的反抗又增加了他的困厄和恐慌，最后不得不向外国资本投降，走上破产的道路。吴荪甫的悲剧是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幻想与这个阶级历史命运相矛盾的悲剧。作者在塑造吴荪甫形象时没有把他脸谱化简单化，而是比较全面地写出他性格的各个方面：一方面有胆识有魄力，高出对手；一方面又举措失当，屡遭败绩；一方面争强好胜，踌躇满志；一方面又软弱空虚，灰心失望；既是镇定的，又是慌乱的；既是刚毅的，又是犹疑的；既刚愎自用，又色厉内荏。随着事业上的一再失利，他的性格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由刚毅自信到暴躁不安，进而颓丧苦闷，最后竟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作者的高明不仅在于写出这一复杂丰满的性格本身，还在于揭示出形成这一矛盾性格的根源。吴荪甫身上不仅体现了一般资产阶级的特征，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的特征，他的矛盾性格正是这两种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
《子夜》成功的人物形象决不止吴荪甫一个人，此外，赵伯韬、屠维岳、杜竹斋、冯云卿、李玉亭、林佩瑶、徐曼丽等也各有性格特色。特别是屠维岳这个资本家忠实奴仆的形象格外鲜明，他善于随机应变，看风使舵，遇事胸有成竹，又能当机立断，有点小军师的狡黠和聪明，知道如何博得主人的赏识和欢心。当吴荪甫暴躁时，他表现出非凡的冷静，当吴荪甫表示赏识他时，又表现出有限的孤傲，很能以喜杀怒，以静制动，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人物。
《子夜》的结构宏大而又严谨，多条线索并行发展，而又相对集中加以展现，形成一种多而不杂，繁而不乱的蛛网状结构，这种结构同它所要表现的重大题材和复杂事件的丰富内容是完全适应的。整部作品虽有理论的指导和对政治经济状况的科学分析，但并不是从概念出发的，而是以从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方法为基础，同时也吸收了心理分析和象征隐喻的艺术手法，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瞿秋白曾指出“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
在写作《子夜》的同时，茅盾还写了《林家铺子》、《春蚕》等短篇小说，可以看做是《子夜》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生活的扩展。这三部作品取材的角度虽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写破产。《子夜》写民族资产阶级的破产，《林家铺子》写小商人的破产，《春蚕》则写农民的破产，破产是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写破产便抓住了时代的本质。
《林家铺子》通过林老板破产的过程，反映了“一·二八”前后小城镇社会生活面貌，对促使林老板破产的原因有着更为充分的描写：战争和抵制日货的影响，国民党“闲神野鬼”的敲诈勒索和苛捐杂税的负担，同行业竞争和排挤打击，钱庄债主的催逼以及农民购买力低下造成商品无销路等。小说对林老板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成功的，被公认为是成功的典型。在结构方面，中篇的规模，短篇的写法，浓缩了的内容与精细的局部描绘相结合，也别具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