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描写了30年代一种反常的社会现象——“丰收成灾”，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又是一个“正常”的真实存在。许多作家都探讨过这一问题，如洪深的《香稻米》，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而《春蚕》是成就最高的一篇。主人公老通宝靠全家的辛勤劳动换来了春蚕的丰收，但因茧厂的关门，茧子卖不出去，丰收反增加了新的债务，导致破产。老通宝是一个勤劳善良而又迷信守旧的老农，在他身上体现出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民族性格，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劳动，相信生活是“挣得来”的，他是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决定自己的行动的，而他的理解远远跟不上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故他的行动便不能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他的失败正是对他的狭隘守旧思想的一个否定。小说通过老通宝一家的春蚕丰收，反而生活更加困苦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农民的出路不在丰收本身，应当在丰收之外寻找真正的出路。继《春蚕》之后，茅盾还写了《秋收》、《残冬》，合称“农村三部曲”，进一步探讨了农民的命运和前途，预示他们将走上反抗的道路。
《春蚕》的构思简洁集中，作者把人物放在一个忐忑不安的心境中，通过人物思想感情的起伏，在满怀希望又充满担心的往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牵动读者感情的变化，引起他们对人物命运的担心。作者很好地掌握了对比反衬的技巧，通过人物的一喜一忧，时喜时忧，喜忧相间的描写，使平凡的生活始终笼罩着紧张的气氛。作者越是写出他的人物对希望的殷切，就越能写出失望的痛苦，从而加强了悲剧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总之，茅盾的小说创作，都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再进入创作过程的，因而主题鲜明。同时他又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是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生活的，因而又避免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他的小说都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因而开辟了现代小说的一个新领域，成为社会剖析派小说的代表。
抗战时期是茅盾小说创作的第二个丰收期，接连写了《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走上岗位》等，其中的《腐蚀》是茅盾长篇小说的又一代表作。
《腐蚀》以第一人称的日记体形式，通过一个失足落水的女特务赵惠明从堕落到走向自新的过程，控诉了国民党暗无天日的法西斯特务统治的罪恶，客观上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有力抨击。《腐蚀》把政治小说与心理小说熔为一炉，作者充分发挥了善于描写人物心理的特长，把赵惠明的复杂矛盾痛苦的内心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和刻画，给读者以十分鲜明具体的印象。她的敏感多疑，善于察言观色，以变应变；她的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而又傲岸不群；她的时而自矜，时而自责，忽而愤激，忽而颓丧；她的善于表现自己又善于隐藏自己等各个侧面都被作者表现得活灵活现。《腐蚀》的成功显示了作者对不同体式的纯熟运用和多种方法描写现实的杰出才能，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水平。
老舍的小说
老舍（1899年—1966年），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
老舍小说创作的第一批收获是旅英期间写的三部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前两部以北京为背景，写北京小市民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多写社会弊端和人性弱点。后一部以伦敦为背景，通过华人古董商马氏父子在伦敦经商的遭遇，写出了英国社会排外情绪以及对华人的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三部作品显露出老舍善于以幽默笔调和喜剧性手法反映市民日常生活的特点，但也存在着刻意追求笑料，戏谑过度的缺点。
《猫城记》是以寓言形式写成的政治讽刺小说。它描写主人公飞机失事坠落到猫国，亲身经历了猫国的一段生活，看到社会的各种黑暗，感受到民众的愚昧和麻木，目睹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种种腐败，并经历了猫国城被倭兵侵入，遭灭国灭族之殃。通过猫国亡国灭族的悲剧，表达了作者的悲愤。猫国就是旧中国的象征，通过对猫国腐败黑暗现实的揭露和讽刺，体现了作者改造中国，拯救民族的愿望。但整部小说的基调阴郁沉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认识模糊，对革命力量也有误解，因而也存在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和某些不正确的描写，老舍后来也承认这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离婚》又回到作者熟悉的题材上来，幽默的特色也得到很好的发挥。这是老舍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主人公张大哥是一个无人不熟，无事不知，好脾气，讲交情，有人缘的典型“大哥”的形象。但他也有庸俗世故的一面，他一生的使命仿佛就是为人作媒和反对离婚，处处找“平衡”，但他的努力无补于世，改变不了世态的炎凉和制度的腐败。甚至自己的儿子被误作共产党抓起来，他也一筹莫展，他也是个可悲的角色。小说侧面写出了公务员无所事事的灰色无聊生活，批判了市民阶层的自私庸俗，因循苟且的人生哲学，也暴露出政府机构的腐败和黑暗。小说结构比较严谨，布局匀称，幽默艺术趋于成熟。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也比较鲜明。
老舍的长篇代表作是《骆驼祥子》，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人力车夫祥子的形象。他是一个体面、要强、正直纯朴又富于“梦想”的年轻人力车夫。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有一辆自己的车，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但这一并不过高的愿望也无法实现。小说通过他买车，丢车，再买车，又卖车，三起三落的坎坷遭遇，写出了他的理想愿望，挣扎奋斗，以及失败堕落的不幸命运，这是一个车夫的真实的悲剧。造成祥子悲剧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的压迫——大兵的抢车、孙侦探的敲诈、刘四的剥削……一个个打击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任他再勤劳，再忍受也无济于事。他想主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而结果只能被动地被不幸的命运牵着走。其次是爱情的不幸。在结识老姑娘虎妞以前，祥子是勤劳忠厚的，清白规矩的，在这以后，祥子消沉软弱了，绝望堕落了，虎妞左右了祥子，控制了祥子，祥子在社会上失去了独立，在家里也失去了独立，于是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此外，还有个体劳动者本身的弱点，个人奋斗，目光短浅，终于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祥子的性格是有发展变化的，其中包含着酸甜苦辣，内容异常丰富，前后的变化虽然如此巨大，但发展是合理的，祥子是一个复杂丰满真实可信的艺术典型。同样，虎妞的形象也是高度性格化的成功的形象。她大胆泼辣、能言善辩，既有从她父亲那里接受来的剥削阶级的影响，又有追求自身幸福的合理愿望。同时还有某些变态心理，这一切都写得相当鲜明生动。
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人物传记体，紧紧围绕着祥子的命运，以祥子的活动为中心，展开多种生活场景多种人物性格的描写。祥子要拉车，自然就写到拉车的同行；祥子要租车，自然就写到“人和车厂”；祥子被拉伕，自然就写到大兵；祥子拉包月，自然就写到曹先生、杨先生；祥子被诱惑，自然就写到虎妞等等。不妨说，这是一种“滚雪球”式的结构方式，以车为轴心，由“车夫世界”逐渐扩大生活面，进而表现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小说的语言是地道的口语，亲切朴实，新鲜活泼，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小说也改变了过去那种有意运用俏皮话制造幽默的路数，即使有幽默也带上了严峻的色彩，成为“含泪的笑”。这种风格也在后来的创作中得到沿续和发展。以巡警生活为内容的中篇《我这一辈子》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看做是《骆驼祥子》的姊妹篇。北京的城市贫民生活以及风土人情始终是老舍所关注的中心题材。
抗战胜利以后，老舍完成了另一部著名的长篇《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小说以抗战前夕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五年时间为背景，通过北京一个小胡同——小羊圈胡同在战争期间的变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和汉奸走狗的卑污罪行，更表现出北平市民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不可征服的坚强意志。小说以人物命运为中心，通过这些人物在北平沦陷，异族统治的特殊环境下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写出不同的人物性格。战争在锻炼着人也考验着人，即使是“四世同堂”的祁家也分化成不同的营垒，既有苦闷徘徊的瑞宣，也有英勇反抗的瑞全，还有甘心事敌的瑞丰。但多数市民都是坚强不屈的，如钱墨吟，为了不当亡国奴，自发反抗，虽遭敌人逮捕严刑拷打仍不低头，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人力车夫小崔面对敌人的刺刀，宁死不屈，他们代表着民族的大多数。老舍以崇敬的心情描写他们身上体现的重气节重大义的民族传统美德，同时也以憎恶的态度揭露那些奴颜卑膝，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如冠晓荷、大赤包之流。而这些汉奸虽猖狂一时，但无一有好下场，正体现了作者对他们的鄙视和厌恶。小说还以极大的愤怒，控诉了日寇的侵略暴行。好端端的一条街道，平静的小胡同，奉公守法的平民，安宁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侵略者铁蹄之下，变得满目疮痍。人们走的走，逃的逃，病的病，死的死。洋车夫小崔因日本特使被人刺死，无端被杀头；剃头匠孙七因吃了“共和面”拉肚子被强行拖走进行“消毒”（活埋）；善良的布商祁天佑忍受不了游街示众的侮辱而投水自杀；钱太太因儿子的惨死而撞死坟上；小文夫妇则惨死在舞台上……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都在召唤着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起来斗争。
小说结构宏伟，脉络清晰，全书近百万字，写到十几个家庭，60多个人物（涉及到的人物有130余人），但作者选取小羊圈胡同的祁家为中心，祁家又以第三代瑞宣、瑞丰、瑞全三兄弟为中心，兼及冠、钱两家及其余各家，做到有主有次，主次分明。这种通过家庭生活反映时代历史的艺术构思，反映了老舍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进展。
老舍还写有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和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主要写于1932—1936年间，多收在《赶集》、《樱海集》、《蛤藻集》中。有的描写城市贫民生活的悲惨（如《柳家大院》），有的鞭挞恶势力的为非作歹（如《柳屯的》、《上任》），有的则是对古老文化风俗和伦理道德的反思（如《老字号》、《黑白李》等），其中著名的有《月牙儿》、《断魂枪》和《微神》。
《月牙儿》描写母女二人被生活所迫，先后沦为暗娼的悲惨生活。作者通过女儿的自白，以散文诗的笔调，如泣如诉地讲述着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女主人公一步一步被旧社会紧逼，走投无路，跳下火坑，忍受着非人的屈辱和痛苦。小说结尾把饱受摧残的女儿投进监狱，更加重了悲剧气氛。小说反复出现“月牙儿”的形象，正是主人公形象的象征。“我心中的苦处假若可以用个形状比喻起来，必是月牙儿形的。它无依无靠的在灰蓝色的天上挂着，光儿微弱，不大会儿便被黑暗包住”，月牙儿“只能亮那么一会儿，而黑暗是无限的”，暗喻纯洁靓丽的女子终被黑暗势力吞蚀。小说一改过去那种幽默俏皮的风格，而为庄严深沉的旋律。女主人公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句句都凝结着辛酸和血泪，读来令人心碎。同《月牙儿》相似的《微神》写一美丽纯洁的少女，在恶势力胁迫下，失去了爱情的幸福，最后变成暗娼的悲剧。小说用散文化的笔法，回忆、梦境与现实交替，极富抒情性和诗意。
老舍由于善写北京市民生活，被称为“市民诗人”，“庶民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北京的风土民俗，人情世态，具有浓郁的市井风味和地方特色。因而又被称为“京味小说”。这同老舍出生于北京，熟悉北京生活和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他表现出的是一个京味十足的世界，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的风俗画。老舍的作品拥有国内外的广大读者群，并对后来的许多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巴金的小说
巴金生于1904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巴金是现代文学史上以专写小说著称的多产作家，其创作数量达400余万字。
巴金的小说创作始于1927年，第一篇小说《灭亡》，是他计划写的“革命三部曲”的首篇。小说以1925年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描写青年诗人杜大心为了向黑暗势力复仇，甘愿舍弃爱情，从事暗杀活动，最后牺牲自己生命的悲剧故事。作品具有双重主题：“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而“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的一身”，即使这样，也要“予同汝偕亡”。杜大心虽然采取了并不明智的暗杀手段，但他那种为正义和信仰而献身的精神曾给人以鼓舞。《灭亡》的续篇是《新生》，以日记形式，写李冷在杜大心献身精神鼓舞下，在妹妹和女友的帮助下，摆脱了个人虚无主义，投身工人运动，并在罢工风潮中被捕牺牲的故事。面对死亡，李冷认识到“我的死反会给我带来新生”，因为“人类不灭绝，则群体也决不会死”，表达出对未来的信念。“革命三部曲”的第三部原定名为《黎明》，但未完成。《灭亡》、《新生》所写都是生与死，爱与恨，事业、理想、信仰等重大问题，并且奠定了巴金的爱憎分明，充满热烈激情的艺术风格。
“爱情三部曲”包括《雾》、《雨》、《电》三个连续性的中篇。小说通过爱情和革命活动，分别写出三种性格：优柔寡断的周如水（《雾》），热烈而浮躁的吴仁民（《雨》），近乎健全的李佩珠（《电》）。这三部作品虽冠以“爱情”之名，实际上并非写爱情的作品，而是写“信仰”的小说。主人公都围绕“信仰”而活动，即使是“爱情”也受信仰支配。这里的“信仰”主要是指那些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献身精神。所谓“近乎健全”的女性李佩珠，就是类似那些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俄法女革命家式的人物，并非存在于中国现实社会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巴金笔下的信仰与爱情，同左翼作家所写的革命和恋爱仍有某些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知识青年所热切关注的问题，因而颇受青年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巴金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其中《家》的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这部作品以一个高姓封建大家庭祖孙三代的日常生活为题材，通过这个家庭长幼之间、兄弟之间、主仆之间、夫妻之间、妯娌之间，以及与周家、张家、钱家、郑家、冯家等亲朋之间的关系的描写，控诉了这个封建家庭的种种罪恶，预示这个家庭必然崩溃的趋势，宣告了封建制度的必然灭亡。作者饱含着激情，深切同情封建制度压迫下的牺牲者，热烈赞扬青年一代争取人身自由和幸福所作的反抗和斗争，表现出作者鲜明的民主主义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