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中国当时派出了一个141人的代表团参加，这是旧中国参加奥运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运动员仅69人，余者大都为达官豪富。出国比赛需一笔巨款，但国民党政府只拨给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由足球队去东南亚走江湖卖艺，以便能筹足经费去柏林。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足球队走了6个国家，进行了20多场比赛，总算筹得了一些门票收入和华侨捐款，使中国代表团得以成行。赛前这样如此卖命，怎么可能打好比赛？尽管当时中国足球队中有一些蜚声亚洲绿茵场的名将，如球王李惠堂、铁腿孙锦顺等，但以劳师远征去与人家比赛，自然要败下阵来。中国选手初到柏林时，一些外国运动员和教练十分好奇，想看看中国人是不是拖着一根长辫子，手中拿着一根大烟枪，华人对外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这届奥运会，除了符保卢在男子撑竿跳高中进入及格赛外，其余的中国选手在预赛中就全部被淘汰了，如此结果怎能不令人痛心与失望。难怪当时有一家报刊登出一幅鸭蛋的漫画，讽喻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的成绩。
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派出了一个53人的代表团。代表团同样缺少足够的经费，走之前，东挪西凑，到处化缘。上届足球队走江湖募捐多少有些收获，此次又把足球队提前打发到东南亚一带去“卖艺”挣钱。代表团到达伦敦后，少数官员住进高楼大厦享乐，而运动员则苦不堪言。比赛结果，重蹈覆辙，参赛选手均在预赛中落选。比赛刚结束，代表团一些头面人物便溜往美国，可是大部分运动员却没有回国经费。打电报到国内，“教育部”的复电却是：“政府不能追加预算，请代表团自行解决。”代表团找到国民党政府驻英使馆和“中国银行”，可这两家当时代表中国政府的官方机构，非但拒不借款，并且也并不肯作保，他们对运动员即将面临的流落他乡的悲惨境况，显得无动于衷。代表团只好找到伦敦爱国华侨，又将随团带去的大米卖给餐馆，东挪西凑，总算凑足了回国的路费。
这就是中国运动员解放前三次参加奥运会的情景。国运衰败，民气低微，怎能不叫人耻笑。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奥运会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并不属于中国的梦。旧中国的体育界，尽管有一些充满一腔爱国热血的人士希望通过体育运动实现健身强民、壮中华国威的理想，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中，也只能仰天长叹，毫无回天之力。
旧中国时，国际奥委会的中国委员除了王正廷之外还有两人。一个是孔祥熙，他是1939年被推选加入的。孔祥熙乃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四大家族中的显赫人物，之所以推选他，不过是想借他之手借点儿钱；另一位是在多所大学任过教的董守义教授。董守义教授1947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尽管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已占有三席之地，但是由于旧中国的落后腐败，特别是运动水平和体育成绩的差距，使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没有什么发言权。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古国，一个创造了人类文明史奇迹、历史悠远的民族，什么时候才能摘掉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们的“东亚病夫”的帽子呢？
从刘长春的洛杉矶单刀赴会到中国代表团在伦敦流落他乡，有国难归，由此种种情景构成的旧中国的体育史，真令人不堪回首。
但是，不甘沉沦的中华民族，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注定是要从麻木不仁中苏醒崛起的。
奥运初期传播与旧中国传统体育
1.造成冲突的背景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虽然奥林匹克体育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它却与中国传统体育及其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冲突。人们用民族体育的思想和方法，来批判和抵御西方体育的渗入。甚至不惜夸大民族体育的功能，来贬低西方体育的价值，或者用民族体育的长处来比较西方体育的短处。在这种状况下，西方近代体育被看作是低层次的雕虫小技，或者是伤风败俗的“奇技淫巧”。而我国的传统体育（如武术、气功、静坐）则被称为“国粹”，捧到了不恰当的高度。有人打着保存“国粹”的旗号，编制出了“中华新武术”，自诩为“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考世界各国……未有逾于我中华之新武术者”，并要求将此列为学校体育课程。这一时期，各种类型的武术组织大量涌现，静坐术风行一时，以此来抵制和排斥奥林匹克体育。当时出现在中国体坛上极少的中外体育比赛，也不以体育交流为主旨，却充满了民族复仇心理。强大的民族排外力使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举步维艰，最初它仅在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系统内开展，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以极小的规模寻求立足之地。尽管后期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社会体育竞赛活动，但此阶段奥林匹克运动于中国体育及其社会文化背景主要呈冲突状态，处于受排斥和抵制的境地。以奥林匹克体育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育本身的冲突，也有社会背景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西方文化采用暴力性质的传播方式而被大大激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这是一个外来民族利用其先进的生产力将异质文化强加于本民族的屈辱过程，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征服和取代。因此，中国人民对带有惟我独尊优越感的西方体育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进而排斥一切外来体育文化，坚持民族固有的体育文化。这种文化逆反心理固然是解释冲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是从更加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是由于这两大体育体系本身的特点及其社会背景的不同造成的。
2.造成冲突的原因
其一，体育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不同。
①中国传统体育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奥林匹克体育以工业文明为依托。
②中国传统体育在封闭的国度中发展，奥林匹克体育随资本主义的扩张传向全球。
其二，体育的思想基础不同。
①中国传统体育以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作指导，奥林匹克体育以自然科学为依据。
②中国传统体育强调整体，奥林匹克体育注重分解。
③中国传统体育以心为本，奥林匹克体育以身为本。
其三，体育的价值取向不同。
①中国传统体育重视伦理，奥林匹克体育突出公平竞争。
②中国传统体育追求和谐，奥林匹克体育重视抗争。
其四，体育体系不同。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体育属于本质上有巨大差异的两个体育体系。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制农业社会，不仅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达到了农业文化诸民族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使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庞大体系，而且给了中国民族体育文化以充分发展的条件和时间，形成了内容丰富、层次较高的体育活动形式，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它主要是针对中国封建社会对人的特定需要构建的，从人类发展的社会形态来看，中国传统体育深深地烙有农业社会的印记。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奥林匹克体育进入了兴旺发达的新阶段。它从生产、军事和宗教等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社会文化现象，并有完备的物质设施作保证，在工业文明的背景和近代自然科学的支撑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
其五，影响体育传播的文化交融条件不同。
①中西文化交融的外部条件不同。文化交融的外部条件，主要指一定文化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的地理环境与欧洲有所不同，它被高原、险峰和沙漠包围，形成了一个基本封闭的系统。而欧洲的地理环境基本是开放的。封闭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外文化交往的规模和速度。
②中西文化交融的内部条件不同。随着交通工具和信息传递手段的改进，地理隔离的障碍正在逐步排除，影响一种文化与其它文化交融的深度与广度的主要因素是该文化体的内部条件。
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奥运史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体育事业开始逐步发展壮大，并在走向奥林匹克运动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经我国政府多年的努力，于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的合法席位。1984年，中国派出庞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了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获得15枚金牌，从此，我国的奥林匹克稳步发展。
新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积极态度
1.成立中国奥委会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949年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基础上，改组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简称全国体总）。1952年全国体总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后，各地陆续建立了体总的地方分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对外是代表中国的国家奥委会。
体总的主要任务是举办（或与有关单位部门联合举办）全国性的体育竞赛和运动会，负责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举办或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活动；体总地方分会负责各自区域内的体育竞赛活动。与体总的前身全国体协相比，全国体总成员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组织系统也更加完善、健全。40多年来，各级体总配合体委，为推动中国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体委对全国体总作为中国奥委会进行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全国体总成立后，陆续改组和成立了一批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为了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发展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又先后成立了一批行业性体育运动协会。各种各样的全国性体育协会，都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团体会员。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组织和推动体育的发展，促进运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负责举办全国性单项和行业运动会；对外作为该领域内惟一的全国性协会，代表中国参加各有关国际体育组织的各种活动，它们是中国开展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基础。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对它们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1979年以后，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全国体总和中国奥委会分立，钟师统当选为单独设立的中国奥委会第一任主席。现任全国体总主席为伍绍祖，现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也是伍绍祖。
2.新中国积极组团参加第15届奥运会
1951年3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从外交部获悉：芬兰政府期望我国能够参加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次年2月2日，前苏联驻华大使又紧急约见体总筹委会主任冯文彬，希望中国组队参加。周恩来总理在接到有关报告后，于2月4日签发了体总致国际奥委会的电报，报名参加奥运会和出席国际奥委会会议。
然而，当时国际奥委会中的一些人却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拒绝承认体总是原体协的合法继承者，声称体总只能以新会员资格重新申请加入奥运会，而在此之前拒绝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为此，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隆，申明我正义立场和要求，赢得了世界舆论和国际奥委会中正义之士及芬兰朋友的广泛支持。7月17日，国际奥委会第47次会议终于作出了邀请中国运动员参赛的决定。但遗憾的是，它同时也邀请了台湾的体育组织参加，并对中国席位问题予以“保留”。经过多方努力，中国代表团终于在奥运会闭幕的前一天赶到赫尔辛基。由于通知来得很晚，奥运会足球、篮球赛程均已过半，仅吴传玉一人参加了百米仰泳预赛，由于晕机和时差的影响，他未能通过预赛。但是，正如周总理在奥运代表团行前指出的那样：“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国际奥委会委员、全国体总副主席董守义教授也同机到达，并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介绍了中国奥委会改组的情况。
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1958年以后，中国和国际奥委会中许多委员促使中国重返奥运会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1963年由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发起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显示出一大批被排除在奥运会大门之外的新独立国家对未能获得国际奥委会承认的义愤态度，同时也显示了我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不可排斥性。1971年4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被誉为扭转历史的“乒乓外交”拉开了序幕。从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到10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仅半年的时间，就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态势。中国体育为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为自己重返国际奥委会奠定了基础。
1972年12月，在意大利奥委会主席的斡旋下，中国体总代表团领导和当时新当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先生在尼日利亚全非运动会期间见了面。基拉宁在会见中明确表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奥委会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奥委会。在1974年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期间，他再次会见了中国奥委会代表。
1979年3月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主席基拉宁指出，在国际奥委会档案中，确实查不到任何会议讨论承认台湾“奥委会”的记录。在1979年4月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中国奥委会代表何振梁明确表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只应该承认一个中国奥委会，即设在北京的中国奥委会；考虑到让在台湾的运动员亦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可允许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一个地方机构，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留在奥林匹克运动内，但它的旗、歌和章程等应作相应的变动。1979年11月，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以通讯表决方式投票，结果以62票同意，17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决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址在北京；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是“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其新的会旗、会歌和会徽均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批准。各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循此解决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允许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有其席位。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国际体坛的成功运用，后来被称作“奥运模式”，解决了海峡两岸运动员共同参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