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物老师像背书一样告诉我们：“虻，是昆虫的一科，体长，呈椭圆形，头阔，触角短，复眼大，黑绿色，口吻粗，腹部长大。生活在田野杂草中，雄的吸植物的汁液或花蜜，雌的吸人和动物的血液。幼虫生活在泥土、池沼、稻田中，吃昆虫、草根等。”
紧接着，他又卖弄学问似地说：“有一部世界名著叫作——”
“《牛虻》。”
几个自作聪明的学生不等他话音落地就异口同声地答道。其中有个咬音不准的孩子将牛虻（niúméng）念成了流氓（liúmáng）。课堂里便有人窃窃发笑，若不是惮于生物老师的那根竹鞭敲头，肯定早就开了锅。
不料这位马面（刀条脸）马形（身体颀长）的迂夫子破例笑一笑，说：“牛虻与流氓也差不多。”
身为“半边户”，马老师（他本姓麻，因像形和谐音，故被学生偷改）后来为他这甸漫不经心的话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和老婆（也是老师）晚了四年才吃到国家粮。
校长曾面斥他：“《牛虻》是革命著作，你怎么说跟流氓差不多？这个问题要是反映上去，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真正的战士不怕恫吓！”
四年后，马老师与老婆总算转正了，他又有了好汉本色，用鲁迅的这句话为自己挣足了面子。其实，就算他不提起，我们也仍然记得他的经典之作。那个咬音不准的学生期期艾艾向马老师道歉：
“都是我害了您，真过意不去！”
“我天生就是小脚不怕绣花鞋。吃一个螃蟹，拐两个弯嘛，教书先生不犯这种祸从口出的禁忌，谁犯啊！”马老师这几年攒了点幽默感。
如今，马老师已成了马校长，不再教生物课了。初中部的学生们就只能无精打采地听一位嘴上无毛的男老师照本宣科，虻的解释也就与伏尼契的《牛虻》彻底脱钩了。
当年，高中部教外语的是年轻漂亮的兰老师，怪就怪在别的课下面总有男生飞纸条，讲悄悄话，唯独兰老师上课时下面鸦雀无声。我想，兰老师不怒而威，统治力太强大了！尽管这样夸一个女人未免有点用力过猛，甚至用词不当。班里最喜欢调皮捣蛋的张小虎竟也成了瞪着铜铃般大眼睛听课的机器猫，那情形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他说他有记英语单词的绝招，我们将信将疑，他神气地说：“这不难，比如说‘嘴（mouth）’，就把读音标成‘茅室’，看见别人张嘴就想起厕所，你说多有趣！比如‘丈夫（husband）’，你就标成‘红漆板凳’。‘妻子（wife）’，标成‘外夫’，你想想看，能把丈夫关在门外的人除了妻子还有谁？”张小虎简直比陈景润解开了‘哥德巴赫猜测想’还要得意。然而，身边已经有人骂他“臭棋篓子”。大家把英语课本打开，一齐挤兑张小虎：“瞧，你那一招，我们早就无师自通了！”有人把“接吻（kiss）”标成“去（湘中方言读）死”，把“学习（study）”标成“思大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兰老师似乎总有点闷闷不乐，大家就想逗她开心，学好功课当然是重要的，这道理就连张小虎也深深懂得。除此之外，我们还邀请她打排球，打羽毛球，她参加了两次，却心不在焉。
班长李连英（不是清末太监李莲英）说：“你们知不知道有个成语叫‘师出无名’？”
张小虎不耐烦了，催李连英别在节骨眼儿上卖关子。可是这位绰号“小学究”的班长仍然慢条斯理：“师出无名乃兵家大忌。我这里曲解一下，我觉得我们想让兰老师出来散心，却没有恰当的名义，因此才一筹莫展。”
大家都被他的话点醒了，这的确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兰老师心事重重，肯定有原因，只不过我们没掌握准确的情报。于是张小虎自告奋勇，说他可以借补交作业的机会去兰老师宿舍火力侦察一下。
“你这样做行不行啊？别弄巧成拙了。”有人疑虑。
也有人怕张小虎莽撞，好心办错事，捅出娄子来。张小虎就心平气和地请大家赶紧拿出更好的方案来。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像《水浒传》中的军师吴用那样算无遗策。
张小虎自作主张去了兰老师宿舍，回来时，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在兰老师那儿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
下一个学期，兰老师离婚成了学校中一条爆炸性新闻。
“才结婚不到两年呢，嫌对方是个工人，没能耐。”教师家属中这类嚼舌根的话让我们风闻了，觉得很不是滋味。离婚后，兰老师原本苍白的脸色渐渐红润了，还主动和我们打球唱歌，出去春游。大家本该觉得功德圆满，但我们不少人认为兰老师离婚是明显的败笔。
“离婚不算赏心乐事，兰老师却像获得了什么大奖，我看这里面有问题。”
班长李连英力排众议，他说，兰老师心地善良，这次不能用有罪推断。张小虎也为兰老师说话：“我们原本只要兰老师快乐，现在心想事成了，你们又产生怀疑，要如何才能让你们满意？”
兰老师的英语课大家仍然喜欢，期考时，没有一个分数落在七十分以下的，张小虎居然破天荒地考了第二名，让人好一阵刮目相看。
事隔十年后，我邂逅张小虎。他大学时读的是援藏班，最近才调回来。回忆起高中时的老师同学，他心中仍有一本明细账。
“兰老师离婚，是因为那男人有性虐待的毛病。开始时，她忍气吞声，从不对人说起。后来，那男人越来越疯狂，她便去法院要求离婚，法院方面出面调解，没见什么成效。苦挨了一年，换了个女法官，她说我们都是女人，我同情你。这段痛苦的婚姻才宣告结束。”
张小虎又提及马老师，说他当校长很有一套，现在，神气全变样了。
“你还记得他关于‘虻’的解释吗？他曾语重心长地开导我：‘人的一生总有几次走背运，不要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急有什么用？还不如等着瞧！’我觉得他这句话很在理，对我启发很大。”
“究竟什么是‘虻’呢？”我似在自问，又似在问他。
“也许就是那种把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虫子。”
“这样说来，兰老师的前夫就是一只可恶的虻！”
我跟李连英见面的机会很多，他在省府的一个要害部门工作。有时，你会觉得时间可以轻易地改变一切，唯独很难改变一个人的脾气性格。李连英仍然学究气十足，写杂文时，笔调也温厚含蓄，让人在他文章里既找不到错别字，也找不到投枪和匕首。我当面调侃他：
“老班长，你的杂文太没火气了，让人读过之后，感觉就像喝水酒抽摩尔烟似的。”
“这世上凡是可以理喻的人，就不必对他大喊大叫，若是不可理喻的，你就是刺得他流血，也照样是做无用功。更何况他们中间不少人脸皮已坚厚到快刀卷刃的程度，你怎样写，对他们来说，都没什么不同。”
仔细想想，李连英的话也对。有的人，法律都震慑不了他，一篇文章的火力就更是微不足道了。他们是一群带菌的虻，死死叮住社会的肌体不放。但他们贼有贼道，竟然能够自圆其说：
“就算我是一只虻，那么，国家是一头大象，我再怎么吸血，也不会使这头庞然大物受到致命的伤害。”
这些人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嗡嗡营营，蠢蠢欲动。
老班长仍用平和的语气说：“一旦变成这种低级昆虫，就永无超生之日了。”
沿着这个话题，我们谈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