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十论）
快乐是一种空气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世间没有天生的多愁种子，即便像《红楼梦》中林黛玉那样的薄命女，其忧郁的个性也是由悲凉身世造成的。在众多不利因素中，贫穷和疾病是快乐最可怕的两位敌人，因此贫病交加乃是愁深如海的源头。一个人须超然物外，才能忘却忧愁，孔子最得意的入室弟子颜渊就有这门独家功夫，“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另一位弟子原宪也有这种安贫乐道的能耐，曾拒绝鲜衣怒马的师兄子贡向他伸出援手。
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最快乐，他们的经济收入稳定，文化层次较高，可以享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乐趣。富翁钱多而闲少，高官权大而任重，均不在此列。一个人若忙于升官发财，就容易在波诡云谲的商务和政务中迷失自我，作茧自缚，错失许多赏心乐事。就算他们斥巨资买入别墅、城堡、游艇、飞机，甚至可以买到足够的选票，却独独买不到去从从容容享受生活的时间。
韩愈在《进学解》中写道：“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一些身外之物确实可以带给我们若干的甜头和乐趣，但在孜孜以求的过程中，我们付出的代价相当高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就表明了他在权势和快乐之间有异乎常人的取舍。名利、权位诱使许多人去火中取栗，甚至铤而走险，即使心想事成，也从此站到梅花桩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
真正的快乐是一种怡然自适的感觉，虽然它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受到外物的制约，但不会轻易受其操纵。名利、权势都很难简单地以好坏而论，但它们都是对人性的考验，唯有宠辱不惊、屈伸自如的人，在盛名富贵之下，其精神仍能岿然独存。假如被身外之物玩弄于股掌之间，失去了自我的主宰，就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对那位“寡人好利”、“寡人好色”的梁惠王讲了一番“独乐乐”、“与人乐乐”和“与民乐乐”的大道理，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个人独自快乐，很多时候确实比不上与人分享。快乐犹如空气，人人受益而习焉不察，一旦离开它，缺少它，就会感到难受，对窒息的恐惧则会迅速放大。
《孟子·尽心上》还讲到人生的三种快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无疑是夫子自道，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处世精神和快乐法则。孝悌两全，亲情融洽，当然是一种快乐；无愧于天地良心，当然也是一种快乐；能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便可以泽被后世，像孔子那样桃李成蹊，学问有继，薪火得传，更体现了快乐的远程响应。由此可见，快乐不仅仅是一种拥有与获得，也是一种施予和贡献。
世间不仅有乐而忘忧的人，也有乐而忘耻的人。《三国志·蜀志·后主禅传》有一段经典的记载：“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自若……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乐不思蜀的成语由此而来。扶不起的阿斗究竟是全无心肝的孬种，还是大智若愚的明白人？我们还不能轻下判断，毕竟他面对的是非生即死的处境，没有第三条路好走。国破家亡之后，一位君王就算有这份聪明苟全性命，也是要遭后世唾笑的。后唐末主李煜就比阿斗更有出息，他填词寄托悲凉感慨，无论死活，多少还要保住一点尊严。
快乐是人生的至宝，也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任何追欢逐乐的游戏若玩得太火，都会滑向危险的边缘，帝王会丧国，平民会杀身。“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这两句诗即告诫那些意欲榨干感官刺激的人应留些回旋余地，千万别乐极生悲，滑向愿望的反面。通常，人们昧于所得，就决计不能迷途知返，他们追寻快乐，就茫如捕风，一无所获。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阅《水浒传》至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必有一件极快意事，方不枉在生一场。”这显然是高要求了，绝大多数人的拳头都派不上任何用场。若按悲观厌世者的说法，人生自始至终都是一场灾难，那么多的愁苦和压抑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日常若没有一两件快意事像奇迹一样降临，就难免要被生活压弯脊梁。
快乐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需要，水、食物和空气使我们得以生存，快乐则使我们热爱生命。
友道如天道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除了极少数的孤独者可以绝类离群，人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短缺友情的，这种必不可少的需要实际上暴露了每个人本质上的孤弱。若没有彼此真心实意的援助和扶持，我们就绝不可能在人生路上千里走单骑。
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话有些绝对化，小人和君子未必真就这样壁垒分明，党同伐异的未必全是小人所为，但大意还是不错的。君子相互亲和，并不勾结；小人相互勾结，并不亲和。君子之交淡淡如水的道理就在于此，他们选择对方为友时，其着眼点根本不在利害得失上，着重的往往是其人的才智和德操，若遇危难时刻，必定伸出援手。小人则不然，他们的目的性非常明确，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若时运相济，则如青蝇集聚；若时运相乖，则树倒猢狲散。君子和小人因此泾渭分明。
高山流水堪称千古绝唱，乃是君子之交的典型善果。俞伯牙和钟子期，一个有奏乐的圣手，一个有赏音的圣耳，都是只可偶遇，不可多得的。红尘万丈，熙熙熙攘攘，谁可与你推心置腹，披肝沥胆？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李白就发出感叹：“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人与人相知何其不易。鲁迅集句为联，赠瞿秋白，道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见得，于千万人中得一知己，已是大可欣幸的事情。知己须同忧共喜，同仇敌忾，精神上臻于极高的和谐。寻常的友情易于建立，知己却可遇不可求，若想找到红颜知己或蓝颜知己，就不仅要有运气，还要有福气才行。
有人认为，只要彼此长期相处，不生龃龉，就可成为朋友。其实不然，古人有“白发如新，倾盖如故”之说，意思就是，相识到老，未必结下友情；匆匆偶遇，却一见如故。
“友道如天道，友道不可失，亦天道不可亏。”交友的学问很深，绝对不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八字方针可以概括，“欲知其人，先观其友”的辨别方法也不是十分可靠。孟母三迁，古之美谈，都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孟子若与市井轻薄儿交游就会变坏，这显然低估了个体差异，也轻看了一个人的天赋，好窑不能保证出好瓷，好瓷是好坯、好釉、好火等多种因素促成的。古人近益友，远损友，倒是没错。那些直言规劝、忠信不欺和见多识广的朋友是有益的；反之，那些只知一味甘言谄媚、笑脸相陪和哗众取宠的朋友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孔子特别强调“勿友不如己者”，见贤思齐当然好，可孔子的告诫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人人这么做，人人都将找不到朋友，因为比你强的你交不到，比你弱的你不愿意交。
朋友一旦感情加深，目标一致，就很有可能义结金兰，成为同生共死的异性兄弟。这种结盟，首推“桃园三结义”，但细想来，他们的结义乃是政治需要高于感情需要，政治需要是诉诸于利益的，这个基础并不牢固。在历史上，别说盟兄盟互相残杀，亲兄亲弟都难免同室操戈，《水浒传》那样的乌托邦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江湖义气绑架友情，从来就不乏撕票的恶例。
名利场如战场，你攻我伐，自不免人情浇薄。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有时是成立的，有时那条路会变成黑路和死路。刀子从背后捅来时，你就甭回头了，某个朋友也不必自报家门。这句名言的功利色彩太明显，智者应该警惕才对。势利鬼更喜欢念这句口头禅。有利可图，他们就热脸相贴；无利可图，则冷眼相待。杜甫在《贫交行》中揭了这些人的老底：“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在交友方面，古人有“势利之徒、险诈之辈、愚妄之流皆败事者，不可深交”的说法，在排行榜上，势利之徒首当其冲，他们最可鄙。
君子之交、布衣之交、刎颈之交、忘年之交，都有不少范例。管仲与鲍叔当属君子之交，相知于贫贱，终友于富贵。吴王阖庐与伍子胥当属布衣之交，后者以一介游民的身份借兵于吴王，居然获得首肯，报了杀父之仇。廉颇和蔺相如当属刎颈之交，他们互谅互重，谱出了将相和的绝妙乐章。孔融和祢衡惺惺相惜，打破了年辈的界限，则是不折不扣的忘年之交，直接或间接害死他们的也都是曹操。
朋友之间往往由于志趣不合而分道扬镳。“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这是难能可贵的本质，那些反目成仇的人完全践踏了以往的友情。历史上有一个割席分座的故事，说的是，东汉末年，管宁与华歆同席读书，偶有富贵人家的轩车经过门前，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丢下书，出门看热闹。管宁二话不说，立刻割断竹席，将座位分开，然后用决绝的口气说道：“你不是我的朋友！”有人大惑不解，因此细故，管宁就与华歆绝交，他这人的心胸也太狭隘了。殊不知，管宁的精神洁癖还真不算错，华歆后来热中权势，还真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工业化时代和网络化时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已变得愈益疏离，除非我们有绝佳的运气，才能交到肝胆相照的朋友。便利的通讯工具和聊天工具居然帮不上忙，这真的令人绝望。友情的真谛是在《水浒传》和《三个火枪》之类的小说中吗？可惜那样的“梅林”止不了我们的沙漠之渴。
生前身后名
——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
一个人陷身于名利场中，就很难从那个充满诱惑的旋涡中挣脱出来。尤其是年轻人，谁不向往功名？西汉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与南朝宗悫的“愿乘长风破万里浪”都是志在建功立业。壮年李白也曾在诗中发出“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的感慨，这也许就是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的源文件吧？
人们看重功名，认为它是最好的立身之本和价值体现。唐代文豪韩愈曾论及这个问题：“……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儒家重入世，“疾没世而名不称”，入世则不可无建树，身前之功和身后之名同样重要。杜甫一生羁泊，郁郁不得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的良愿彻底落空，最终也只能发出“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的悲叹。
古人总喜欢把功名二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功为果，名为花，“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词句）就是这个意思。若没有功，政治抱负不展，徒有名，诗文风行天下，这样的名就会被视为浮云、虚名和空名，非但无益，兼且有害，都不值得用它去换取浅斟低唱。“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诗句）是此意，“学道深山空自老，留名千载不干身”（晏几道词句）也是此意。
人生苦短，为乐几何？一个人老死于名利场中，不过是南柯一梦。因此有人早早就觉悟了，不再处心积虑地去营求追逐。北宋词人怀才不遇，建功立业就没他什么事儿，于是他绝意科举，寄迹于勾栏瓦肆，乘兴填写曲子词，声称“文人学士，自是白衣卿相”。柳永的人生观可一言以蔽之：“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轻斟低唱？”看似有疑，实则无疑，他放浪形骸，早把功名放下了，只端起酒杯，征逐声色。唐代诗人杜牧早就有自知之明，“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风流才子的角色派位了，他就推辞不了。
孔子不喜欢谈怪力乱神，但他主张“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功名关乎时运，非人力可以强求。“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虽说此言宿命色彩鲜浓，意思是大致不差的。与其纠结，不如达观。“朱颜已改不如故，青史留名在何处……古来如此非独我，未死有酒且酣歌。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岂奈何？”白居易的万端感慨之中，包含了醒悟和超然。
身后名虚无缥缈，很难把捉，它对改善现实处境全然无力。西晋高士张翰看完底牌，大发感慨：“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往往就是这样的人，才能将生前的乐子和身后的美名牢牢抓住，而那些刻意求名的人反而难以如愿。世人既然逃穷无方，逃名也同样无术，因为名比任何一种金属漆都要牢固一万倍，时间的橡皮擦对付不了它。
“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似东晋权臣桓温这样汲汲于身后名确实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钉牢的那些大奸大恶很好玩很好受吗？不用说，他们早已成为冢中枯骨，毫无知觉，他们的后人也很可能数典忘祖，因此他们肆无忌惮，为非作歹，不惧怕任何诅咒，历史中充斥着此类狠角色的血腥表演，悲哀之余，令人掩卷而长叹息。
老子认为不居功才有功，“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但激流勇退也并非绝对可靠，遇上贵为君王的屠伯，一道白光就会身首分离，九族夷灭。张良退隐林下，仍玩幕后政治，看上去身名俱泰，做吕后母子的高参，其实也冒了不小的风险。韩信不听蒯通之言，最终进退失据，到了穷途末路，这才感悟“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也未免见机太迟了。韩信有大功大名，却是典型的悲剧人物。
功名犹如一个逐渐升温的火炉，在上面是不可以长居久处的，有些人最终变成了“巴西烤肉”，那种“死法”看去很红，实则很惨。为名所累，为名所害，连同情都不亦博得。与其在咸阳街头看刀起头落，还不如在下蔡牵黄犬逐狡兔。有时候，封侯就是封喉。庄子宁愿做野龟曳尾于泥途，也不愿做神龟受人馨香供奉，他的智慧是功名的镇静剂，但许多人都学不来，做不到。追名逐名沽名盗名者多了，这个世界愈益喧哗和骚动，名与实的脱节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平则鸣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大地上有山川丘陵，人世间有是非荣辱。当水从山头流下时，无论为瀑、为溪、为涧、为潭、为泉，都会潺潺滔滔，或淙淙汩汩；当人被冤屈和压迫时，也会发出愤怒的呐喊。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一旦失去平衡，物与人都会有过激反应。
人世间无异于大自然，也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者”，将这样的丛林法则照搬过来。许多人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仅毫无愧色，而且颇有得色。争夺食物，争夺财产，争夺女人，争夺权力，就算是某些虚名，也能挑动人们争夺得头破血流。斗智斗勇的过程，无数吨血泪和汗水的浇溉，文明的苍白小花总算绽放了几朵。
哲学家异想天开，弄出理想国、乌托邦、桃花源和大同世界的构想，在那里，“饥者得其食，寒者得其衣，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没有饥馑和战争，没有人欺人、人吃人、人杀人的现象，但这样的乐土和息壤只存在于人类的幻觉中。现实则与之相反，无德无能之辈坐享威福，怀才怀宝之士却被弃若敝屣；奸邪之徒左右逢源，贤德之俦四处碰壁。明哲保身和韬光养晦被某些人奉为圭臬。人心太险恶，环境太险恶，激进的冒失鬼更容易踏中地雷，炸个粉身碎骨。
我们读一读旧时的蒙学书籍，就不难明白，大人为何要给天真的小孩子灌输消极的处世哲学。“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种冷漠和疏离乃是避险的需要，越少管闲事，就越少惹麻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种侠义之士多见于小说，罕见于现实。你若不能残忍，就须隐忍，这成了许多人的心法，“忍”字旗下，太多门徒。
中国读者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多半是由于善能克恶、正能压邪的主导思想宽慰了人们卑怯的心灵。殊不知，中国历史给出的视觉效果远比武侠小说更惊悚。绝大多数忠义之士命运多舛，他们的家人、族人和友人都要跟着遭罪受苦，那些奸臣贼子虽伤天害理，却享尽荣华富贵。最发人深省的是，许多人信佛，却不惧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他们干种种恶事、坏事和龌龊事，就跟干家务活儿一样轻松。
清人张潮有一句豪语：“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削也。”宝剑锋利，无奈不平太多，何况这个时代早已不是冷兵器时代。以酒浇块垒的做法也早已证明无济于事，举杯销愁尚不可得，消不平更无能为也。比起清人张潮来，唐人刘叉似乎更清醒些，他的《偶书》一诗这样写道：“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世间的不平随时随地皆可遇见，真要较起劲来，胸中的愤慨将无法平息。世间“野夫”太少，聪明人太多，一个“忍”字将所有不平打包带走。中国人最能忍气吞声和苟且偷生，就算把他们逼入“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犄角，他们还能百忍成钢，拼死抗争的人总是少数。
我很喜欢贾岛的那首《述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种侠义书生的情怀总要好过乡愿者的妥协和卑怯者的匍匐。挑剑看剑的时候多了，不平的叹息多了，就会怅恨自己没有用武之地。
不平乃是荣辱境里和是非场中的产物，如果混迹其中，就难免会遍体鳞伤。世间公道难寻，除了“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除了“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就很难有更好的化解办法。你也许会说，还有法律啊。是的，还有法律，就好像医院不能根除疾病一样，法律用之不当，甚至会制造出更多更大的不平。
浮生难得一日闲
——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
一个人满足了衣食，就追求名利；满足了名利，就追求富贵；满足了富贵，就追求长久保持之术。如此一来，则不知何日才得安闲。难怪天性旷达的北宋文豪苏东坡也不禁要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浩叹。
闲暇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助人细致入微地咂摸生活深层的况味。平日大家忙得陀螺直转，都快不清楚自己姓甚名谁了，就算事事办妥，鱼和熊掌兼得，倘若对其精妙之处缺乏领略，那么，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就真是“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了。
清朝小品名家张潮深得闲中三昧，他在《幽梦影》里写道：“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这是较为纯粹的文人的理解，实际上，闲暇的益处远不止这样几宗，世界上的各种好受用就像一个大派对，若没有闲暇的积极主持，势必很难聚合。张潮还写道：“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别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去钻营的东西，你却视若敝屣；别人认定既不来钱、又不来电的活计，你却乐在其中；这样反其道而行，才堪称艺术人生。必须老实承认，古人对“慢生活”的理解远比今人要透彻得多，明确得多。
以闲暇怡养心神，是必不可少的休整。在军事上，连续作战的疲惫之师远远不如以逸待劳的军队战斗力强。闲时多读书，多交友，多游历，在放松的心态之下，可以更充分地补足能量。那些急功近利、患得患失的人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追求蝇头小利、蜗角微名，因此内心纠结，常常错过良辰美景和赏心乐事。晚唐诗人杜牧的诗句“是非境里有闲日，荣辱尘中无了年”即有感于此。你要在“是非境里”找寻闲日，就必须有所超脱，超脱某些盘算和计较之后才能真正洒脱。否则，长期在“荣辱尘中”摸爬打滚，天天摊上吃“灰”的命运，又怎么能够心情愉快？
人生苦短，时光如同覆水难收，用白居易的诗来形容，就叫“苦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朱颜”，生老病死，谁能置身于这个循环圈外？奇怪的是，同样的岁月，有的人活得游刃有余，有的人活得心力交瘁。明朝学问家余绍祉的一段话或许能够启发世间的忙人：“光阴虽短，静则自长；岁月无多，忙人更促。神随天运，一日可当百年；意逐物移，百年犹如一日。”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意定神闲才算贴近生命的本质。
急于建功立业的人都深感时不我予，因此他们最怕被无端地闲置起来，雄心猛志化为烬余。岳飞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告诫，陆游有“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的感慨，辛弃疾有“闲愁最苦，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悲歌。他们空怀收复河山的壮志，赋闲则如坐针毡，如卧荆丛。如果一个人满心只想建功立业，整日闲得不淡定不自在，那么这份“闲适”就无异于砒霜了。
浮生难得一日闲，这一日闲是在世路上奔波后的休憩。那些“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人，因为习惯紧扣时间的扳机而害怕放松，在他们中间，有的人退休之后精力即迅速衰退，身体状况大不如前，都是闲散则六神无主所致。他们不懂得以书画留白的方式去舒展自己的生命，这真是可悲。
古代的岩穴幽隐之士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与大自然达成精神上的高度默契，那样子就差不多是神仙的状态了。在陶渊明的诗歌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永远令人神往，想象可以使我们胁下生双翼，无限接近那片美丽的田园。
我记得，曾国藩有一副名联，是这样写的：“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很多时候，一动不如一静，这样的“静”，你既可以说是无为，也可以说是无不为。一个人有多少静气往往就意味着他有多少底气，浮躁的人越忙越不成器，越忙越找不到北，张天翼笔下的那个整天忙于开会、演说、赶饭局的华威先生简直就是个笑话。曾国藩即使在戎马倥偬、军书傍午的战争期间，也仍然坚持写信记日记，他用这种方式来涵养静气，并且将这份静气传输给更多的亲友。他特别强调“从容”二字，即是对那些只知瞎忙乎乱转悠的人作善意的点拨。
在国外，带薪休假早已不算新鲜，现在，国内有可能逐步推行，休闲就将由选修课升格为必修课，这个学分我们能不能顺利拿到手，还真不好说。
能忍则大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苍颉造字的确煞费苦心，耐人寻味的地方很多。比如这个“忍”字，悬“刃”于“心”头，可谓险而又险。
日本有个《忍者神龟》的动画片，在中国很著名，于是某些人就先入为主，认为日本人最懂忍术，其实不然。这世界上最懂忍术的恰恰是中国人。清朝末期，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攻破京城，将圆明园付之一炬，将故宫改造为大本营，清王朝彻底认栽，左手赔银，右手割地，只求苟延残喘。当年的大清帝国实堪称列国之中善忍之最，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母子的忍，并不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那种忍，因此国势一落千丈。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唾面自干”，源自《新唐书·娄师德传》：“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洁之乃已。’师德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耳。’”你看看，娄师德具有何等深厚的涵养功夫他的绝招是：别人啐了你的脸，千万不要立刻擦净，那样做只会火上浇油，应该让唾沫自行风干才对。在基督徒中，真正信奉耶稣教导“打了左脸，给他右脸”的人是极少数，信奉自然法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是大多数。在中国人中，无论是学道的、拜佛的，还是尊孔的，能做到唾面自干的则不乏其人。娄师德厕身于武则天暴虐之朝，酷吏周兴和来俊臣罗织罪名，害死了不少廷臣，娄师德却始终是个不倒翁，他的心法应该还有比唾面自干更高明的东西，只不过他不愿讲出来。
“能忍一时之气，可保百年之身”，在极不安全的生存环境里，若抗争无效就会招惹杀身之祸，唯有忍气吞声，才能匍匐过关。那些一言不合即捋袖挥拳的爆脾气，迟早会被强梁给灭了，顶幸运的也会打得满地寻牙。“吃亏就是福”，这种逻辑不通的悖论也只有中国人觉得是真理。东方哲学所讲的辨证法常常关乎人的处境，老子的“祸福相倚”，就能让那些幸运儿不敢高兴过头，那些倒霉蛋不致绝望而死，关键在于隐忍，用时间去换取空间。
在中国，男子汉大丈夫忍受耻辱被视为一门功夫。《史记·淮阴侯列传》提供了一个范例：“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熟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韩信年轻时很落魄，居然容忍市中屠户折辱自己，这是因为他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他的大谋是拜将封侯，而不是逞匹夫之勇。二十年后，他的忍功竟毫无进步，一旦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就心生不忿，想要谋反，终于落在吕后手里，被诛灭了三族。韩信遇到小屠夫能隐忍，遇到大屠夫却不能隐忍，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就算他仍旧能忍，还是会被干掉，大屠夫的眼中只有待宰的猪，道理如此简单。
智者能忍，乃深谋远虑，蓄势待发，其后则是十面埋伏。历史上，最能忍的是越王勾践，吃屎喝尿他也干，卧薪尝胆他更欢，以此换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咸鱼翻身，不仅灭了吴国，而且称霸春秋。隐忍之中不仅暗藏杀机，也暗藏胜机，世间只有极少数智者明白这一点，把万分之一的微渺可能做成百分之百的完美结局。
唐朝的张公艺“恃百忍而同居”，被传为千古佳话，若在今天，绝对可以评为“全国五好家庭”。殊不知，他必须动用一百个忍让才能使阖家和睦，其内心的苦水也许三天三夜都倒不完。亲人之间尚且有这许多的乖离和隔阂，与他人相处就更得容忍和礼让了。
东方忍术源于道家思想，其鼻祖老子对此多有阐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鲁迅对阿Q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在忍术的发达地区，阿Q奇多，由隐忍而至残忍的“翻身咸鱼”也比鳄鱼和鲨鱼更加可怕。对此，信不信由你。
知足常乐
——知足不辱，知止水殆。
人与人的欲望有大有小，有的人只要丰衣足食，居处平安，就已谢天谢地；有的人即使家累万金，名传千里，仍然心怀怏怏。欲望是一匹最不安分的野马，若有所羁绊，尚能驾驭；若任其脱缰，则后果堪虞。
老子所强调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和“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全是教人适可而止，不要另生觊觎之心，只有这样严格自律，才可免于羞辱和挫折。道家的思想具有非常浓厚的利己主义色彩，但在不损人的前提下，利己也没什么不好。
有人说，知足者最能安于现状。其实也有例外。杜甫一生漂泊，吃尽苦头，他仍写诗自慰：“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他自甘贫病，与世无争，但他要为天下苍生代言，黑暗的现实终究不能令他满意，否则，他也就不会写出“三吏”“三别”那样的政治谴责诗了。
诸葛亮手握蜀汉的军政大权，上后主刘禅的表中却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自奉甚俭，为官清廉，他这样做，既不负君王，也不害子弟，在钱财上的知足，恰恰是在精神追求上的不知足，他注重的国与家的长盛不衰。他的良愿落空了吗？魏灭蜀时，诸葛家多人殉国，后主刘禅却在魏国乐不思蜀，只能说一半对一半吧，其家教的成功则毫无争议。
“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倾夺相夸侈，不知身所终。”陈子昂借鉴古今之事，有感而发，作此《感遇》。然而就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谚是铁打的栅栏，也拦不住那些扑火的飞蛾。他们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在荣辱得失的深水区，仍舍不得扔弃那些沉甸甸的“宝贝”。有些人甚至都不用太大的诱惑，只须蝇头小利和蜗角微名，就不惜出卖人格，牺牲良知。
正常可控的欲望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反常失控的欲望则是人类灭亡的诱因，贪得无餍的后果相当严重，希特勒那样的魔王曾将人类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苏东坡早已看出欲望的快车驶向地狱，但很多人视之为兜风，有的人甚至认为，爽一把就死好过不痛不痒的一生。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强调个体差异。由于人与人的智识、才能、胸怀、理解力和承受力并非整齐划一。对于甲来说，可以知足的终点，也许才是乙进取的起点。这就有点像登山，因脚力和兴致的关系，有的人至山腰而归，聆听鸟鸣泉响，已觉意味深浓；有的人至山顶而返，眺见远峰秀色，仍觉意犹未尽。易于满足和不易满足的人所抱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不太可能找到共同甘共苦语言。进取的精神不可或缺，但这个世界有可能被永不满足的人折腾坏，也可能被他们打理好，机会各占一半。
有一点，我绝对赞同，不管是谁，都无权侵占他人的利益。“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应该是所有进取者的底线。
读书
——人生至乐，莫如读书。
读书，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心境。俗人与书无缘，忙人与书无分。若非有情有意，我们就很难与书结成“百年之好”。
古代儒者的经验之谈值得一记：“人生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读书，则身心得裨益；教子，则薪火有传人。至乐至要之说诚然可信。至于“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香喷喷的画饼，有点哄人的意思了。
“人之学如饮江河，小饮则小盈，大饮则大盈。”一般人读书，专求实用，喜欢种花的读花经，喜欢做菜的读菜谱，这些专业知识有济于事，但对精神的助益是相当间接的。唯有思接千载，博览群书，才能囊括万有，如日月星辰罗于心胸，时时得其光耀。
读万卷书，该怀疑的要怀疑，该理解的要理解。书中的智慧毕竟是别人名下的“支票”，要转到你的账户来，还须看你的功夫和本事是否到家。古人重行旅，重交游，重阅读，三者并重而无所偏废。李白少年入川，陆游中年入蜀，其足迹所至，多有诗文印证。
明朝的东林书院有一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此联流传甚广。儒生读书的最高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子当然很有抱负，很有理想，但把读书的功用看得过于太神圣了，就不太靠谱。谁不知道，“刘项原来不读书”，专制帝王只不过把读书人当作奴仆来用，当作管家来用，当作秘书来用，读书人有感于所谓的知遇之恩，就鞠躬尽瘁，为之效犬马之劳，这与阅读的本意（知书达理，明心见性）反而是抵触的，身心不自由和精神不独立绝对是致命的绞索。
有的人自命为书生，口口声声要书生报国，平日却以事务繁忙为借口，连书的边角都不去碰触一下。开卷有益，他们却宁愿去上网，在漂满垃圾信息的“大海”中随波逐流，宁愿去看电视，给娱乐至死的综艺节目多追加几个哈哈。有趣的是，小学课本中仍有“凿壁偷光”“悬梁刺股”“囊萤映雪”之类的故事，孩子们不仅会觉得古人太傻，也会觉得老师的解释很傻，要向古人学习还真难。
“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饮者不以寒暑改量，喜读书者不以忙闲作辍。”读书并不像礼佛，非得斋戒三日，焚香沐浴，搞得煞有介事才行。平日只要平心静气，就可忙里偷闲。岳飞在军中午夜挑灯，读书不倦，他在军帐中熟读兵书，比那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要高明得多。
三国时，魏人董遇教学生用“三余”读书。何谓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我们再怎么忙，这“三余”的时间还是有的。美人可以养眼，好书可以养心，用三余做此功课，尤其值得。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原因何在？阅历，阅历，阅读与经历是密切相关的。同样一本书，例如《史记》，年轻时读，多半只看看传奇故事，即使心中存疑，也会不求甚解；年壮时读，则着眼于历史教训，以期加深自己对盛衰兴废的认识；年老时读，则高屋建翎，心中再无疑窦，只有叹息。“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而为所得之浅深也。”人生愈行愈远，读书也是渐入佳境。
读书能使你“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也能使你“非复吴下阿蒙”，这就等于说，读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气质和命运，疗俗骨，脱凡胎，书籍确实是不二妙选。
健康的境界
——健康直接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
圆满无憾的人生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一是身体健康，二是事业成功，三是家庭温暖。其中，身体健康尤为重要。若天生蒲柳弱质，病病歪歪，就很难有足够的精力去投入自己的事业。尽管也有例外，如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他以多病之躯完成了经典的长河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但他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终身未娶，十多年息交绝游，而且只活了五十一岁，所幸比前辈大师巴尔扎克还多活了一岁。
俗话说：“久病床头无孝子。”一个人偶或小病一回，肯定能从亲人那儿得到不少温慰；倘若长期缠绵病榻，原有的亲情就必然大打折扣。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父母子女之间，都受不了那种格外考验神经的持久折腾。
健康是造物赐给我们的“第一桶金”，要特别珍惜才对。穷人的快乐固然有赖于此，富人的幸福也同样依托于它。病人无求于锦衣玉食，林黛玉讨厌参汤和燕窝粥的程度更甚于苦胆黄连。她多愁善感，怨天尤人，固然与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身世有很大关系，也因为沉疴不愈使她的内心阴影挥之不散。多病多愁只是苦命种子，无忧无烦方为快活神仙，这应该是全人类的共识吧。
在吃喝玩乐方面，我们多少会有些嗜好，但酒色财气过度，必然伤身。尼古丁和酒精的害处就不用说了，棋、牌、麻将之类的游戏，若陷溺太深，也会使人心力交瘁。三者中，彻夜通宵打麻将的危害最大，雀坛高手们将搓麻将美其名为“砌长城”，兴趣之大，热情之高，比秦朝的刑徒要高万倍。殊不知，身心的损耗正如一笔银行债务，累计起来，数目惊人，终将有清算之日。赌瘾仅次于毒瘾，是导向毁灭之路的迷惑，在它的长期作用下，一个人很容易失去身心的平衡，免疫力下降，疾病乘虚而入。
一个人多忧虑，易烦闷，情绪剧烈波动和摇摆，都容易伤及元气。挣不脱名缰利锁，恒处于患得患失的焦虑之中，倏然而至又倏然而逝的快乐就不再是春天温煦的阳光，而会变成冬夜清冷透骨的月色。
心胸豁达一些，性情澹泊一些，我们就会少去许多额外的营求和揪心的计较，就不会被那些身外之物引入困境。那些执著于名利权色的人就像苞谷地里的猴子，整天费神费力地掰个不停，到头来，所获得的快乐也十分有限。
健康的境界有三重：一是无病无愁，二是心旷神怡，三是悠然自得。
要无病，就须动静得宜，要无愁，就须处世安详。第一重境界的门槛看似不高，其实也不低，许多人就倒在这道门槛前。心旷，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神怡，则“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身体无病，心理无疾，二者平衡，不相龃龉，才能达到和谐共振。当一个人悠然自得时，则无适不可，就像冯友兰先生强调的天地境界一样，能与造物者同游，与鸟兽虫鱼对话。
芸芸众生，能在某个时间段跻身于第一重境界的确实大有人在，但要再上一层楼，许多人就会感到力不从心。究竟谁才能享受更完整更强大的身心健康？智者显然更容易捷足先登，成为快乐国里持有“绿卡”的公民。
健康直接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人类在劳作之余，还要修身健身，养性养心，就是要使自己变得更强更美，内部能保持平衡，外部能抵抗击打。古希腊的雕塑至今仍告诉我们：健美的身体和智慧的心灵结合在一起，神性便会焕然而生。
无可奈何
——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圣也。
我们只是世间的暂居者，不管是否乐意，都要身不由己地与时间拔河，直到那条长绳将我们拽过死亡线，一切才戛然而止。我们阅尽沧桑，心头郁积了许多不得已的苦衷，即使以他人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生活的参照系，也往往毫无欣慰可言。
我们根本无法选择自身所处的时代，人们常常感叹生不逢辰，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无法选择自身的父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我们若生于贤良、殷实、慈善的家庭，从小衣食无忧，并且得到良好的教育，前途肯定更为乐观；反之，苦苦挣扎于社会底层，前途则较为黯淡。对于童年时期所遭遇的不幸，我们是无可奈何的。
成人之后，我们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选择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置身于庸俗的人群之中，你若特立独行，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当你受到排挤时，当你遭到冷落时，当你被流言中伤而百口莫辨时，当你被恶势力钳制而无力反抗时，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孤绝无援时，你唯有仰天长叹，满怀忧伤。
庄子说：“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圣也。”
这是极难做到的。我们在困境里或许会扼腕叹息，或许会愤世嫉俗，或许会怒火中烧，或许会奋力抗争，若没有意外的转机，结果就会一筹莫展。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北宋的宰相词人晏殊《浣溪纱》中的名句，于闲情逸致间掺入一点虽惆怅却不失乐观的念想，确实文采斐然，但针对苦闷的人生而言，它就未免过于轻飘了。
一个人坠入世情的缧绁中，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无可奈何。接人待物要圆滑，说话行事要违心。就算费尽心机，自身仍可能被卷入是非的旋涡。晚唐诗人李商隐就因为娶了李党的王茂元之女为妻，被牛党的执政者令狐绹视为忘恩负义之徒，因而沦为牛李党争的牺牲品，从此困顿失意。
这世间，诸物与人的遭际往往有相同之处。古人说：“镜不幸而遇嫫母，砚不幸而遇俗子，剑不幸而遇庸将，皆无可奈何之事。”《红楼梦》中，妙玉责怪宝玉不会品茶，只知牛饮，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