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必须要有耐心，特别是要有信心。
——居里夫人
（一）
皮埃尔不幸去世后，索尔本大学当局便想让玛丽继续留在大学里工作，但该以什么样的职位和头衔留下她呢？
皮埃尔去世了，他的讲座按理也应该取消，与讲座同时设立的实验室（玛丽是该实验室的主任）也将同样撤销。那么，玛丽如此高的学术地位，怎样安排她，才能让她和大家都满意呢？
这时，皮埃尔生前的一些亲友，如皮埃尔的哥哥亚克、玛丽的哥哥约瑟夫以及他的朋友佩兰等，都替玛丽向大学建议，认为玛丽是唯一能够继续主持皮埃尔讲座的人选，而且她也肯定有能力、有资格完成皮埃尔未竟的事业。
索尔本大学当局对这位拥有理学博士头衔的不凡女性的确不敢轻视，但当时有个大问题，那就是巴黎大学还从来没有过“女教授”，谁有勇气打破这个传统呢？
可为了事实需要，大学当局不得不鼓起勇气，打破了这个规矩。
于是，在皮埃尔逝世一个月后，理学院的会议一致决议保留皮埃尔·居里所创设的物理讲座，并把这个位置给予他的夫人玛丽·居里接任。
这是法国，恐怕也是整个欧洲，第一次将最高教职委任给一位女性。接到聘书的玛丽真是百感交集，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
“我试试看吧。”
这天，玛丽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
皮埃尔，我已经接任了你之前的工作，即将坐你坐过的椅子，拿你拿过的教鞭，我的心情是错综复杂的。想到你经常说的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我们都要完成共同的实验。”这番话给予我足够的勇气，所以我接受了校方的聘书。
……
玛丽必须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她要活着，继续皮埃尔的遗志而活着。关于放射性的科学，现在还不过是刚刚开始，正在等待她的研究；两个女儿还都年幼，也正在等待她的抚养。
玛丽决意收起悲伤，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她怎么能够忘记这些悲伤呢？
从少女时代开始，因为家庭拮据，她就不得不到荒僻的乡下，做一个被人藐视的家庭女教师。好不容易有机会到巴黎求学，她那如花的青春却在阴冷的阁楼上消磨过去……
此后，她与皮埃尔相识、结婚，夫妇俩志同道合，本可以过得很好，却为了科学研究，在阴冷潮湿的棚屋里做了4年的粗活重活！好不容易苦尽甘来，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了，死神却这样残酷地降临到皮埃尔的头上，突然之间带走了他的生命……
虽然这些悲伤的过往还在玛丽的心头存在，但是，她要让皮埃尔在地下瞑目。为此，她必须坚强地踏着皮埃尔的脚步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
不久后，布罗尼娅和约瑟夫也都返回了华沙，为了尽快忘记过去，重新生活，经过慎重的考虑后，玛丽在巴黎的市郊租了一幢有庭院的房子搬了过去。
从此以后，玛丽、伊琳娜、艾芙，还有79岁的老居里先生4个人，便开始过新的生活了。
（二）
1906年11月，新学期开始了，玛丽为了准备大学物理的课程，整个暑假都在实验室中埋头工作。
为了做得比皮埃尔更出色，也为了不辜负皮埃尔，她参阅了皮埃尔生前的各种参考书和笔记，不断地深入理解课程。
11月5日下午1点30分，是玛丽的第一堂物理课。然而正午时分，就已经有人拥到大学理学院阶梯教室的门口等候了。
刚刚1点整，小小的教室已经座无虚席。在教室中听课的，既有科学院的成员，也有各个科学团体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还有一些根本听不懂课的新闻记者、艺术家等。而真正需要听课的大学生反而没有了位子可坐。
人们都好奇地议论着：
“她今天会穿什么衣服来上课呢？”
“她开头会怎样讲课呢？会表示感谢吗？”
“肯定要对她的丈夫讲几句赞美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
上课的铃声响了，身穿黑色外套、身材娇小的玛丽·居里从侧门步入讲台。
挤满教室的人们激动地鼓起掌来，向玛丽表示最深切的敬意。这位怯懦的夫人还带着明显的忧愁和哀伤，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算是感谢大家的热情。
掌声停止了，大家都屏息静气，想听听玛丽的第一句开场白将怎么说。
玛丽用一种声调不高但颇具穿透力的声音，开始了和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课：
“当我们考虑到近10年来物理学所取得的进步时，我们将不得不对电和物质方面的新思想表示惊叹……”
听众们都十分惊讶，大家以为她一定会从赞扬她的先生皮埃尔的工作开始，但她却对可能会引起人们同情的往事只字未提，并正好从皮埃尔上次讲完的地方接着向下讲。
这节课讲的是有关原子分裂、放射性物质的新学说。玛丽讲得从容不迫，纯熟的法语中偶尔夹杂一点波兰口音。
那些一直听皮埃尔课程的学生，在听玛丽的讲课时，不禁都鼻子发酸，眼泪悄悄地流出来。也许只有他们，才能真正理解玛丽内心深处隐藏着的那种巨大的哀痛。
下课时间一到，玛丽又微微地一鞠躬，转身走出了教室。教室里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是十分成功的一堂课，学校当局对玛丽的学问和讲课水平都深表钦佩。
除了讲课之外，玛丽还要到他们的实验室进行指导研究。现在实验室正在研究的，是居里夫妇尚未完成的“镭的单独提取”。这项工作的艰巨和实验的困难，比准备讲课更加辛苦。
要肩负两份如此重要的任务，玛丽的劳累也是与日俱增，常常因为贫血或劳累过度在实验室或家中晕倒。健康状况不佳的人，是不能担任这种工作的，可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玛丽的工作。
幸运的是，在实验室孤军奋战的玛丽获得了出乎她意料的帮助。
首先，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在听说了玛丽的事情后，为她提供了几年的研究经费，让玛丽实验室中的设备得以完善，并增加了研究员。
另外，一位名叫安德烈·德比恩的物理学家也经常来协助玛丽的工作。后来，玛丽能够成功地将镭单独提取出来，德比恩可谓功不可没。
经过不懈的努力，到1907年，玛丽又成功地提炼出400毫克的氯化镭，并再一次确定了镭的原子量。
这一年，玛丽在发表的《论镭的原子量》一文中写到：
1902年，我发表了用90毫克氯化镭对镭的原子量进行测量的结果。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从多次矿石处理中又得到数百毫克看来很纯的镭盐。我对它们进行纯化工作后，获得了400毫克很纯的镭盐。这样，便在比上次好得多的条件下，对镭的原子量进行了重新测量。
在1902年时，玛丽就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也是《论镭的原子量》。那时，她通过实验测定镭的原子量为225.93。
而这一次，她在实验“比上次好得多的条件下”对镭的原子量进行了更加精确的测定，最终测定结果为226.45。
（三）
在皮埃尔去世后，玛丽虽然接任了皮埃尔的物理学讲座，但当时学校给她的聘书上用的是代课的名义。
1908年，索尔本大学理学院正式任命玛丽为实任教授，她在那里教授放射学——世界上第一个教授这种科目的人，而且是当时唯一教授这种科目的人。
每天，忙碌的玛丽不但要在课堂和实验室工作，还要着手整理丈夫皮埃尔的遗稿。这一年，一本600页的大著作出版了，题目为《皮埃尔·居里的著作》。
这是皮埃尔生前的撰著，玛丽对其进行认真的整理后付印。封里有一副居里先生的像，还有一篇序，是玛丽亲自写的。
在这篇序文中，玛丽追述了这个不幸的学者的生涯，并惋惜他在创业中途不幸失去了生命。
这本著作出版后的两年中，玛丽还着手编著她所教授的课程。1910年，一本内容高深的专著《放射性论》出版，几乎有1000页。
更好的消息也传来了，1910年，玛丽终于成功地提炼出了纯金属镭元素。我们前面所说的纯镭，其实都是指氯化镭或溴化镭，因为纯金属镭是极其不稳定的。
然而，在这辉煌的一年，又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皮埃尔的父亲老居里先生因病去世了。这对玛丽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老居里一直都与玛丽和孩子们住在一起。皮埃尔去世后，老居里高度的理性和智慧给予了玛丽很大的勇气，并且帮助玛丽照顾两个孩子，让玛丽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她和皮埃尔未竟的研究事业。
1909年后，老居里便因肺部充血几乎卧床不起了。玛丽很感激这几年公公对整个家庭所起的作用，因此常常在身边陪伴他。
老居里的许多观点与皮埃尔都很一致。例如，皮埃尔死后留下了一克镭，对于这一克价值百万法郎的镭该怎样处理？
有一次，玛丽对老人说，她想把这一克镭赠送给实验室。但许多朋友都劝她留给自己，因为这是名正言顺的。就算不为自己，也要为孩子们的以后想想。但玛丽自己不同意这种观点，她认为，孩子们以后应该靠自己生活，怎么能靠父母的遗产生活呢？
老居里很赞同玛丽的观点：
“我赞成你把它献给实验室，贵重的镭应该是属于国家的……”
玛丽对老人家的理解十分感激。这位老人一生虽然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伟人。
遗憾的是，2月25日，老人病情加重，离开了人世。
不过，玛丽的成绩还是一件接着一件地凸显出来，她陆续发表了《论镭放射性系数的测定》、《论金属镭》等论文。
这年的9月，玛丽还参加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国际放射性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放射性强度确定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单位。
与会者大都同意应该由玛丽来确定这一计量单位，因为她是这方面不可动摇的权威。有人提议，将放射性强度的国际标准单位定为“居里”，玛丽慨然赞同。她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纪念皮埃尔居里·先生在这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不过，对于这个计量单位该如何定义这个问题，与会者们没有讨论出一个具体的标准来。
回到巴黎后，玛丽立即将她提炼出来的21毫克纯金属镭封存入一个玻璃试管中，然后郑重地将其送往巴黎附近的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从而确定了后来通用的国际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