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研究者“个人”。
——居里夫人
（一）
1911年对玛丽来说，又算得上是不顺利的一年。
从1月份开始，事情就开始让人沮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玛丽都持有与皮埃尔相同的态度，那就是对申请法国科学院院士保持谨慎的态度。她尤其不愿意因为申请院士候选人而去逐个拜访巴黎的院士。因此，在1910年以前她未打算要申请为院士候选人，她的头衔和荣誉已经够多了。
但到1910年底，彭加勒、李普曼教授和佩兰等法国的著名科学家都劝玛丽试一试。玛丽在众人的怂恿下，便决定申请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争取成为院士。她之所以这样决定，想必也是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当选。想想玛丽也的确够资格：《论放射性》这样的权威性专著出版了，国际放射性会议也决定将“居里”作为放射性强度的单位，纯金属镭也已经被她单独提炼出来了，并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这样的成就，难道还不能当选法国科学院的一名院士吗？
然而，玛丽提出竞选申请后，却引来一片反对之声，尤其是以科学院院士阿玛加梅尔为首的一群老态龙钟的院士们，声称为捍卫科学院的“纯洁性”而大肆攻击玛丽以及妇女竞选一事：
“无论是哪一位女人，哪怕是居里夫人，都绝不可以进入科学的圣殿——巴黎科学院！”
还有一些性格卑劣的人更是在民众当中散布流言，不负责任地说玛丽是“犹太人”。当时法国有一股反派势力正在抬头，它们的主要特征就是军国主义狂热、教权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倾向。
玛丽万万没想到，参加竞选院士竟然扯到女性和民族问题上去了！如果早知如此，她一定不会申请的。
最终，玛丽以2票之差落选了。这个结果让玛丽很痛心，但她却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评论。
但玛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1911年12月，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传来好消息，本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将颁发给玛丽·居里夫人，以表彰她在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去世后独自作出的出色成绩。
一生之中荣获两次诺贝尔奖，这是史无前例的，也可能后无来者了，
失去了可以依赖的丈夫，又要独立抚养两个孩子，每天还得坚持去上课，并要在实验室中做实验，玛丽经常因为劳累而昏厥。而且，玛丽还经常受到法国学士院的歧视，他们称她不是法国人，而是亡国的波兰人，并且是个女人。可是，玛丽的苦闷却无人倾诉，只能一个人默默忍受。
但是，她终于还是获胜了。几年的努力，这一次终于又开花结果，玛丽的心情十分复杂。
按照规则，玛丽需要到斯德哥尔摩去作一次公开的演讲——上次是皮埃尔代表他本人和玛丽去演讲的。这一次，皮埃尔不在了，玛丽只好请姐姐布罗尼娅陪同她和女儿伊琳娜一起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
一路上，她们各怀心事。
伊琳娜只要一想到瑞典国王即将亲自颁奖给母亲，就感到母亲好伟大，内心不禁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布罗尼娅则想起有关玛丽的往事，当年不眠不休地苦学，终于换来了今天的成功，成为两次诺贝尔奖的得主了。去世的父母如果能够知道这些，该是多么高兴啊！
而玛丽此时想些什么呢？她想起6年期曾与皮埃尔一起来到瑞典；而现在，她又来斯德哥尔摩领奖了，可皮埃尔却已经不在了。
在受奖之后，玛丽发表感言，她说：
“今天，我所获得的荣誉，是我和我的丈夫居里先生共同研究建立的；今天，我要把诸位给予我的赞誉，转赠给我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
（二）
从斯德哥尔摩回到巴黎后，玛丽感到身心俱疲惫，想安静地休息休息。她原本认为，再次获得诺贝尔奖能够让那些法国人主动“闭嘴”，改变对她的偏见。但玛丽错了。“自由”惯了的法国人仍在毫不顾忌地向一位病弱的、高尚的女性泼脏水。
玛丽可能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她的真才实学一直都得不到法国人的认可？法国著名生物学家卢克·蒙达尔尼耶说的一句俏皮话可能能说清这个原因：
“我们法国，是个非常讲究平等的国家，枪打出头鸟。我就是个活靶子，不仅仅因为我在科学领域获得的成功，还因为我在新闻媒介引人注意。”
而玛丽就恰好符合了蒙达尔尼耶所说的两个条件：辉煌的成就和新闻人物。
自从1903年起，玛丽的名声和荣誉就已经让她成为一个新闻人物了，而这一次竞选院士、再次斩获诺贝尔奖，更令她的成就再一次突显出来，并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
所以，一些守旧派和嫉妒玛丽成就的人，便四处散布流言，企图中伤她。这也令本来就病恹恹的玛丽更感到悲愤，加重了她的疾苦。
12月9日这天，玛丽突然晕倒，人事不省，亲友们见状，赶紧将她送到医院。
一位为法国征得无限荣誉的女性，一位世界闻名的女科学家，在身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下，终于倒下了！
经过医生的救治，玛丽才渐渐苏醒过来，她感到自己这一次一定会死去了。
然而在经过一次手术后，玛丽最终还是挺了过来。因为她倒下后，惊动了许多善良的人们，他们的安慰和鼓励再一次给了玛丽勇气和力量。就连医院的医生都安慰她说：
“居里夫人，您的身体不仅属于你自己，还属于国家，甚至全世界。您不必理睬那些无聊的中伤。这个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和职工都是您的朋友，都支持您，您就尽管安心地养病吧。”
在这种亲切、友善的氛围中，加之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玛丽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
到1912年1月，她虽然还不能站起来，但已经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她决定搬到新家去住，闭门不出。毕竟精神上的隐痛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
就在玛丽的身体逐渐康复时，一封来自波兰的信在她的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令她心潮澎湃。
5月的一天，一位波兰的教授代表来到巴黎，给玛丽带来了波兰伟大的作家显克维奇的一封信。显克维奇是波兰人民的骄傲，于1905年因“他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的卓越成就”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显克维奇以饱含热情的语言，给从未谋面的玛丽写了这封信：
最尊敬的夫人：
敬请您将您灿烂的科学活动转移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首都来。您一定很清楚近年来使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科学濒临没落的原因。我们对于我们的智力丧失了信心，在我们的敌人看来，我们在不断退步，而我们自己也在放弃对于前途的希望。
……
我们的人民都十分敬仰您，更希望您能回到您的祖国来工作。这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有您在华沙，我们就会觉得力量大了许多，我们因种种不幸而低下去的头也可以高高昂起。
深切地希望我们的请求能够得到满足，请您不要拒绝我们向您伸出的手。
这封信让玛丽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她真的很想离开法国，离开那些对她不友好的法国人；而且，那份深藏在心底的爱国热情，也令玛丽心生离意。
可是，这时的玛丽已经45岁了，身体也非常糟糕，如果现在回到波兰，她的身体能够承受在那里重新启动工作和实验时带来的种种压力吗？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她和皮埃尔曾经期盼多年的实验室现在终于达成了协议，很快就要破土动工了。如果这个时候离开，那多年的努力争取就全部白费了……还有，玛丽现在也明白，她自己也不仅仅属于波兰了，她应该属于全世界。
思虑再三，她决定继续留在巴黎，不回波兰。于是，她非常难过地给显克维奇写了一封回信，请他原谅她不能够回波兰工作。但她表示，她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指导波兰科学家在华沙建立一个放射性实验室，并派两个得力的助手去华沙管理这个研究室。
在玛丽的支持和帮助下，1913年，华沙的放射性实验室落成了。这时，玛丽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而且实验室的工作也很忙，但她的思乡情绪还是令她决意回华沙参加实验室的落成典礼，这也是波兰科学界空前的盛举。
玛丽带着虚弱的身体，从巴黎火车站启程，赶赴波兰——这条路她走了近十次，每次都会感到心潮澎湃。
波兰的学术界给予玛丽热烈的欢迎，就如同欢迎一个爱国的英雄一样。华沙的俄署当局也很识趣，他们很清楚，玛丽是国际间著名的科学家，对待她的措施稍有不慎，就会贻笑大方。同时，他们也知道，玛丽纯粹就是个科学家，未必会有激烈的言行。
因此，俄国当局便对玛丽和她的活动放宽了管制措施，并且一些官员也来参加她的欢迎盛会。
玛丽在一个拥挤的大礼堂中，用波兰语发表了科学演讲，这还是她生平的第一次。
接下来，她又参加了许多团体的活动，华沙人都为能够见到“波兰人的骄傲和镭的母亲——居里夫人”而激动万分。
（三）
从波兰返回巴黎后不久，玛丽就又应邀到英国的伯明翰，接受伯明翰大学名誉博士证书，同时又在当地访问了几个科学研究所。
随后，玛丽又匆匆地返回巴黎，因为此时她主持的镭学研究院已经快要落成了。
皮埃尔在世的时候，虽然是个卓越的科学家，可偏偏坎坷不遇。他梦想着索尔本的讲座、可以应付生活的薪水和一个设备完善的实验室，但直到1903年，这些希望还都没有实现。
直到拿到诺贝尔奖金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才获得了一些改善，然而巴黎大学给他的实验室，却是两间简陋的、没人用的房子。皮埃尔关于实验室的梦想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一直到去世，皮埃尔想要的实验室也没有得到。玛丽继承了丈夫的遗志，仍然在那两间设备简陋的实验室中工作。但是，她那倔强的心里时刻都记得丈夫的梦想。本来他们是可以建造一座伟大的实验室的，但由于他们坚持“科学精神”，拒绝有碍全人类幸福的专利权，才没有用发现镭的专利换取巨额财富，用于自己的实验室。在这一点上，也充分体现了居里夫妇谦虚和淡泊的处事风格。
1909年，巴斯特研究院（巴斯特为法国霉菌学家，对医学研究有极大贡献，该院是为纪念巴斯特而建立的）的院长提出了一个意见：由巴斯特研究院拨出一笔钱，为居里夫人创设一所实验室。这样，玛丽就能离开索尔本，将她光荣的名字列在巴斯特研究院的职员名单上。
院长与玛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当他提出这个意见后，玛丽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但是，巴黎大学当局却不同意。他们不允许玛丽离开理学院，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留下她。
于是，巴斯特研究院与索尔本大学商量，提出来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由巴斯特研究院与巴黎大学共同出资80万法郎，创设一个镭学研究院。研究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放射性的实验室，与巴黎大学保持密切联系，由玛丽负责；另一部分是研究生物学和镭治病的实验室，与巴斯特研究院保持密切联系，负责人是两位著名学者兼医师。
这个镭学研究员就建造在皮埃尔·居里路，这条路也是为纪念居里先生而命名的。玛丽经常来这里，提出一些可行的建筑意见。她不希望这座研究院建立得过于富丽堂皇，但她需要里面要有现代化的实验设备，让在这里从事研究的人员感到舒适。
玛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这座建筑具有坚固、朴素、完备等优点，不但她的余生可以在这里度过，等她去世后，有志于放射学的科学家还可以继续利用这座研究院，为全人类的事业做出贡献。
现在，镭学研究院已经要竣工了，玛丽每天都要到那里看看。她想象着自己即将从原来破旧的实验室中拆卸仪器，然后搬到这所即将落成的镭学研究院来。可惜，她的合作伙伴已经不在了。
1914年7月30日，玛丽期盼已久的镭学研究院终于落成了。玛丽久久地站立在研究院的楼前，追念她的亡夫，并且记起了巴斯特所说过的话：
“如果是有益于人类征服感动了你的心，如果是电报术、银版照相术、麻醉术以及其他许多宝贵发现的惊人效用引起你的惊佩，如果你希望你的国家能够分沾这样奇迹的恩惠，我恳求你注意这个有着深意名字的神圣房舍——实验室。你得要求人们增加实验室，要求人们装饰实验室，它们是前途、财富及安适三者的庙宇。人类在里面加强、长大，并且进步，人类在里面学着读自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