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当好莱坞再度掀起中国功夫的热潮时．人们依旧会念起那个瘦小强悍的身影。是她让擞癸涎汲了东方武术的魅力．把传奇永远定格在了岁月的胶片上。英年早逝的功夫巨星——动作片明星李小龙
（1940—1973）
李小龙，原名李振藩。出生于1940年11月27日。这一年是中国人心目当中最为神圣的龙年，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诞生了这位后来震动了整个世界的“龙子”。由于生于龙年，又在龙时（辰时）出生，所以李振藩后来从影时便起了这个最恰当的艺名：李小龙。
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是当时著名的粤剧演员，整日奔波于全美各华人社区演出。就是在李小龙出生时，他也正在千里之外的纽约演出。身处异国他乡，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使李海泉深感发展机会有限，于是在李小龙刚满四个月时便举家返回了香港。当时的世界正处在二战中，香港虽没有燃上战火，但日军已是垂涎已久。终于，就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了珍珠港和香港。驻港英军在日军的强烈攻势下被击溃。从此香港落人日军魔爪之中。刚刚回到香港的李小龙一家人，同所有中国人一样陷入了动荡之中。战乱的童年，并没有令李小龙形成懦弱的性格，相反，日军的暴行却激发出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的爱国精神是与生俱来的，面对日军飞机的轰炸他竟然敢于爬上墙头叫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幼稚的行为，但也正是爱憎分明的表现。
1946年，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李小龙便开始涉足电影了。此时的李小龙虽然只是在电影中客串一些小角色，但电影的魔力已紧紧吸引了他的心。他的世界里只有电影是有色彩的，也只有电影才能令他振奋。
少年时代的李小龙，在迷恋电影的同时还深深被武术吸引着。父亲在舞台上精湛的功夫表演令他如醉如痴。电影中更有无数的英雄侠客，出神人化的武功令李小龙崇拜不已。于是他开始跟父亲学功夫；跟师叔、师伯们学功夫；跟所有他认为武功高强的人学功夫。渐渐地，李小龙学会了很多招式，也打下一定的基础。
后来在父亲的帮助下，李小龙正式拜咏春拳宗师叶问为师，学习咏春拳。叶问是香港举足轻重的武坛名师，收徒极为严格，品行不好是绝对不可能人门的。李小龙的事叶师傅知道一些，但叶师傅看到李小龙本质不坏，又是学武的材料，便收下了他。
1958年李小龙移居美国，1964年他在全美空手道大赛中夺得冠军，继而应邀在加州长滩国际空手道大赛开幕式上表演蒙目拦截攻击、寸劲拳等绝技，引起轰动。同年他与美国女生莲达结婚，婚后生下一子一女，取名李国豪和李香凝。
不久，李小龙出演了他在美国的第一个角色：由《蝙蝠侠》的创作者制作的关于大英雄的电视连续剧《大黄蜂》中的卡多。由于有了一点小名气，他招收了许多徒弟来学习他自创的“截拳道”功夫。住在旧金山时，他成为领导70年代潮流的人。他每天跑步、举重、压腿，在睡觉时用电子振动器刺激肌肉。他服用维生素、人参、类固醇和液体牛排。作为有叛逆精神的人，他蔑视义和团不把功夫传给西方人的传统，他也反对把人当成机器一样训练不让其自我发泄。他忠告后人：“通过你自己的经验去追寻真理，吸收有用的东西，增加你自己独到的见解……比接受任何风格和系统都更有用。”
虽然他很想接受美国的个性与文化，但好莱坞却不愿意接受他，因此他回到香港去拍电影。在这些影片中，李小龙选择扮演一些小人物。在片中，他或为抵抗入侵的日本人而战斗，或为保护小城中的家人而与大城市的毒枭作斗争。这些影片情节都很单一：他发誓不再跟人打斗了；他的亲朋好友被欺负并被杀害；他为报仇杀了很多人；他最终投案自首以接受惩罚。
这些影片在亚洲多次创下武打片票房记录，因此好莱坞最终同意他出演他所盼望的美国武打片。但李小龙在他主演的第一部美国影片《猛龙过江》上映前一个月死去。这部电影赚了两亿多美元，大学生们把李小龙的海报与格瓦拉的并排放在一起。
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因脑水肿病发死于女星叶佩家中，引起一片争论。然而不管怎样，李小龙的逝世不仅是电影界的损失，也是武术界的损失。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闯入国际影坛的明星，李小龙以他特有的功夫征服了全世界观众，为当时并不强大的中国树立了坚强、不屈、自尊、必胜的形象。至今，他仍是最受推崇，最被人敬佩，最令人难忘的明星。他光芒四射又神秘短暂的一生，影响和激励了整整一代青年人，使他们从小便树立了自尊、自强的品质。他通过电影塑造的形象，每一言行，每一动作都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他传达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的龙的血气，龙的精神。
1999年，李小龙被《时代》杂志评为“20世纪的英雄与偶像”，是惟一入选的华人。2000年，美国政府宣布发行一套《李小龙诞辰六十周年纪念邮票》，这是继玛丽莲·梦露和007之后的第三位获此殊荣的艺人，也是华人中的第一人。
这个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反抗不公正的人．在像基督一样殉难后．并没有被遗忘。相反，在世界不同角落，他的眼睛仍在因不平而燃放着光芒。
燃放激情的生命
——拉美游击队员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于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一个资本家兼庄园主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童年时饱受遗传性哮喘病的折磨，可疾病的痛苦并没有打垮他，反而磨炼了他的意志。
1953年3月，25岁的格瓦拉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医生资格。凭格瓦拉的成绩，他完全可以获得一份理想的职业，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到委内瑞拉一所麻风病人收容所工作。当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车站与父母告别时，意味深长地说：“一个美洲士兵向你们告别了！”
1955年6月的一个夜晚，格瓦拉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小公寓里见到了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共同的志向，使两人一见如故，通宵畅谈革命形势和策略。在卡斯特罗的再三邀请下，格瓦拉参加了正在组建中的古巴远征军，成为这支远征军中最早的成员之一。
1956年6月8日，格瓦拉因参加卡斯特罗的远征军，被墨西哥警方逮捕，囚于墨西哥城监狱。同年8月，获释出狱。1956年11月25日凌晨2时，82名古巴远征军成员在墨西哥湾的图斯潘港悄悄登上了破旧的“格拉玛”号游艇，缓缓地向古巴出发。想到即将投入到一场革命的风暴中去，格瓦拉兴奋不已，和卡斯特罗领着大家不停地高唱古巴国歌和《七月二十六日赞歌》。经过7天7夜的漂泊，他们终于到达古巴东南部科洛腊多斯海滩一个叫贝利克的地方。不料，他们刚一登陆，就遭到巴蒂斯塔政府军队的袭击。结果，82名远征队员中有70人丧生。格瓦拉作为随队医生，一面救死扶伤，一面参加战斗。在突围过程中，格瓦拉的哮喘病复发，又在战斗中负了伤。他以顽强的毅力，忍住疾病和伤痛的折磨，和卡斯特罗一起率余部冲出重围，转移到层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了游击运动基地。
1957年1月14日，游击队在拉普拉塔河口打了第一个大胜仗。7月，格瓦拉被授予起义军的最高军衔——少校。12月下旬，格瓦拉率第八纵队攻打拉斯维利亚斯省会、战略重镇圣克拉腊市。经数日血战，于1959年1月1日，解放了这个重兵守卫的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此战震惊了古巴全国，巴蒂斯塔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独裁政府如鸟兽散。格瓦拉也因此而名声大振。随后，格瓦拉乘胜挥师西进，于1959年1月4日，一举攻占首都哈瓦那。一时间，在古巴，乃至整个中美洲地区，格瓦拉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被誉为古巴起义军中“最强劲的游击司令和游击大师”。1959年2月9日，古巴政府宣布格瓦拉为古巴公民，此后，又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和地位。
1960年，格瓦拉到中国访问，见到了被他奉为导师的毛泽东，两人亲密地拉着手说话。回国后，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号召民众学习中国专家不计较工资只讲奉献的精神。
尽管他身体力行，在一天工作16小时以上的情况下，坚持每周末去参加义务劳动，但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人缺乏必要的经济学基础和对经济规律的把握能力，仅凭满腔的热情，是注定搞不好经济建设的。古巴革命胜利的“蜜月”之后，人民迫切需要物质生活的改善与提高，做不到这一点，空唱高调，难以得到人民的信赖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领导层对他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在上下都得不到认可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满怀激情、崇尚完美的英雄，切·格瓦拉很难继续留在古巴。
1965年4月1日，格瓦拉给卡斯特罗写了告别信，辞去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军籍和军衔。为了避免连累古巴，他还宣布放弃古巴国籍。他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的革命者都是在豪华的汽车里、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所以，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选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架式的壮美结局。
1965年6月，格瓦拉率领一支有125人的古巴游击小分队，开赴非洲的刚果（现在的扎伊尔）金沙萨地区，化名“塔图司令员”，指挥那里的起义军，想在非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新古巴”。然而，格瓦拉领导的起义军屡遭挫折，格瓦拉认为这里不适宜建立游击中心，便撤回了古巴游击队。格瓦拉决定在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建立游击中心。1967年3月22日，以拉蒙为化名的切·格瓦拉领导游击队开始军事行动。
1967年8月，由于叛徒的告密，游击队的秘密仓库被捣毁，城市中的联络网也遭到破坏。8月31日，游击队分两路突围。由于华金率领的一路在横渡马西库里河时，遭到玻政府军的袭击，全军覆没。格瓦拉率领的17名游击队员被围于尤罗峡谷。10月8日下午1时，格瓦拉率游击队员滑下峡谷准备突围。傍晚，格瓦拉腿部不幸中弹。一个游击队员将他由谷底拖到山顶。当他正埋头包扎伤口时，玻政府军枪口已对准了他。格瓦拉镇静地说了句：“我是切·格瓦拉。”
格瓦拉被俘的消息像闪电一样迅速传到了玻利维亚最高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次日黎明，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亲自乘直升机赶到现场，确认被俘者就是格瓦拉，并对其进行审讯。格瓦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审讯一无所获。最后，审讯者问：“你现在在想什么？”格瓦拉坚定地回答：“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1967年10月9日下午，审讯者见从格瓦拉口中得不到任何口供，便将格瓦拉枪杀，时年39岁。
法国哲学家及作家萨特在评价切·格瓦拉时说：“他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他被冠以“浪漫的冒险家”、“红色的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尘世的耶稣”等称号，在东西方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久久地传颂着。直到如今，格瓦拉那忧郁、深沉的眼睛，缀着小红星贝雷帽的头像还广泛地出现在酒吧的墙壁和青年人的T恤衫上。
切·格瓦拉给父母的告别信亲爱的老人家：
又一次，我似乎觉得．我的双脚又碰触到这匹赢马的肋骨；又一次，我似乎觉得．我手挽战盾，上路前行。
距今将近十年之前，我曾写过另一封信，向你们俩告别。我记得，在那封信中，我悲叹自己既当不成好战士，又当不成好医生。现在．我对当医生已没有兴趣了，但我却不是一个蹩脚的战士。
本质上我并没有什么改变，除了我比前更加清楚，我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根深蒂固，更加纯净——我是一个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我是这种冒险家中的一个，为了证明他们平凡的道理。他们甘冒风险。
很可能．这次将是我生命的结束。我并不想寻死，但死总是大有可能，总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我这一次死了，让我最后一次拥抱你们俩吧。
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们，只是我不知如何表达我的爱。我为人非常固执严格，我想有时你们并不了解我。想了解我是不容易的。不过，请你们今天就姑且信我的话吧。
现在，我用艺术家的趣味磨炼的意志．将支撑我摇晃的双腿和疲乏的肺腑。我愿意这样干下去。
请时时想念我这个20世纪渺小的征人吧。让我吻茜丽亚、罗伯托、约翰·马丁与普托亭、贝德里兹，以及所有的人吧。
让你们顽固的、狂放不羁的儿子再拥抱你们一次吧。
（此信写于1965年夏秋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