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似战场，强者胜，智者赢。一个经营者要在商场立于不败之地，要“刚柔并济，变在其中”。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擅用谋略。“红顶商人”胡雪岩是这样诠释高势的：求商势、用商势，他说“势即利也”。迄今为止，不管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还是荣毅仁、荣智健父子，他们都善于成功地运用“借”字。他们不单纯借钱，还借力，借势，借机器，把这些优势转为利，把利化为钱，借得财源滚滚而来。可以说荣氏家族的借势功夫，在其整个经营生涯中，“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1.白手起家，没钱要学会借
不管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发家发迹过程，都有一个叫做“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对于一些富有的豪门或望族，后辈自然可以接过父辈打下的江山继续前进，但是对于没有庞大的资金做后盾的荣氏兄弟而言，要想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本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荣氏兄弟利用他们活络的头脑，经商的魄力，开始借债办厂，他们的企业，就是在借债中发展壮大，一直到成为后来的商界富豪。“借债”办厂，是荣氏兄弟资本运作的又一个成功的“借”的技巧。
荣氏兄弟几乎是白手起家，短短几十年，他们从一个学徒工、店伙计到到后来登上“棉纱大王”、“面粉大王”宝座，足见其超人的经商手段有多么高明，归根结底，荣氏兄弟运用的经营手段还是一个“借”字。他们最大的“借”是“举债办厂”，即运用信用手段融通资金，达到资本增殖扩张的目的。“欠人、赚下、还钱”，这是荣氏企业获得技术、引进设备的主要方式，也是它套用资金、实现资本较快增殖的成功办法。
开始时，荣氏企业主要是“欠机”，即在购买进口机器设备时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例如振新厂
的添机改造：荣氏兄弟与德商订立分期付款合同，所有机器在6个月内交货，全部价款先付一成，其余九成按每3个月付一成，实际要到2年后才全部付清。显然，这对企业十分有利。申新一厂至四厂的机器设备主要也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向洋行订购，先后8次，共计订购纱机13万锭。当然，其中也有因为洋行不讲信用，拖延交货日期，或者借口汇价变动而追认加价，最终使企业蒙受损失。但荣氏企业利用欠人方式延迟付款，主要还是套用别人资金，掌握了经营的主动权。以后，荣氏兄弟还从“欠机”发展到“欠厂”，即把分期付款的方式，运用到工厂的租买、兼并之中。其中申新五厂到九厂（八厂除外），就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激烈的市场起落中，先后购买上海德大、厚生、英商东方和三新等纱厂，改组而成。这一系列兼并收买，不仅是在被兼并厂陷于困境之时，买价极低，而且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减轻一次性筹资的压力，同时还把买得的工厂资产转押于银行，获得银行的借贷资金，用于整顿、开工、生产。例如收买三新纱厂，商定售价40万两（不含地皮），仅及资产净值的一半，而且只要先付佣金5万两，余款暂欠。荣氏向钱庄借款5万两，买下三新后，立即着手厂务整顿和机器调试，一周后纱、布机全部开齐，实际是用工厂的赢利分期偿还欠款，可谓典型的“欠人、赚下、还钱”。
租办、收买、兼并也是一种方式。1921年前，荣氏共计经办过15家面粉厂，其中租办的6家，租办期满后收买的3家，续租的1家。租办和收买的粉厂设备（粉磨），占当时茂福新系统设备总数的16.7%，最高的年份达到39.3%。至1931年，荣氏经办的纺织企业有10家，其中租办和收买的共计6个厂，收买的设备（纱锭）在当时申新系统设备总数中也占有相当比例。租办、收买是荣氏企业兼并扩充、壮大资产规模的重要途径。这比集股新建工厂省时、省力、节省资本，实际上是通过资产和生产要素的重组，达到资本扩张和运行效率提高的目标。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是荣氏企业迅速扩张的时期，按照荣宗敬的说法，多一枚锭子，就像多一支枪，就可以多生产一磅棉纱，多得一分利。事实上，荣氏租办和收买的企业，都是在对方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的时候，租金和盘价格都相当低，远比投资新建一个厂花钱少，见效快。而且，租下或买下的企业都按照荣氏经营和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整顿厂务管理，改进生产技术，并利用荣氏企业的销售渠道和商标品牌，扩大销售，企业效益尤为明显。按照荣氏兄弟的设想，通过租办和收买别人的工厂，可以减少竞争对手，相应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整体实力，形成规模优势。当然，盲目收买兼并也有失利的时候。
1919年，荣氏兄弟以40万元购买上海恒昌源纱厂，改名申新二厂。由于建厂心切，贪图工厂坐落地段好，让价低，而对工厂厂房破损、设备陈旧估计不足，以后在改造时遭遇重重困难，使得工厂复产后的几年间基本无利可图。
进入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荣氏企业的迅速扩张逐渐转向依靠借款，举债。荣宗敬曾对银钱界的人士说：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我有锭子就用得你的银子。开始时，荣氏企业主要是流动资金短缺时，向银行钱庄告贷，用于短期周转。以后荣氏企业向行庄的借款也用于收买工厂或滚入投资，运用金融资本发展企业。如收买东方纱厂后立即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一年半内分3次付清全部价款；收买厚生纱厂，则将原厚生债务转为由申新负担，再以工厂资产向原债权行庄抵押借款。各厂技术改造增添设备，也主要是依靠企业已有规模和信誉，以借款筹措投入资本。这一时期与荣氏企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荣氏兄弟利用儿女亲家关系，以申新公司的名义分别在这两家银行投资25万元和45万元，并由荣宗敬出任这两家银行的董事，而荣氏企业向这两家银行的借款余额则各在400-500万元之谱。此外，荣宗敬还以个人的名义投资于9家银行、钱庄，投资额合计25万元。他说，我在这些钱庄搭上1万股子，就可以用它10万、20万的资金。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申新系统借人资本（包括股东、职工存款和往来借款）高达4374万元，比10年前增加2.75倍，借人资本与自有资本之比为2.4：1。茂福新系统的借人资本也达到1332万元，较10年前增加0.86倍，与自有资本之比为1.2：1。荣氏企业的负债经营，是它迅速扩张的条件，但同时，它也因此而受到高利盘剥和金融资本的钳制，并给随后的企业发展留下了内在的隐患。
荣氏企业的资金营运与资本扩张相辅相成，一方面通过资产抵押，扩大借贷，灵活经营，做足生意；另一方面也依靠借贷扩充，盘大企业经营规模，加快资本积聚。在流动资金周转上，荣氏粉纱各厂主要依靠向行庄借贷，部分也通过零星集资。荣氏兄弟善于从行庄调度资金，周转腾挪，与他们从经营钱庄起家，熟悉银钱业业务密不可分。荣宗敬早年在上海豫源钱庄当学徒，后到森泰蓉钱庄当跑街，作为钱庄内一方面业务主管的“八把头”之一，他专管锡、澄、宜三地的汇兑收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因而熟谙钱庄业务的各个环节。荣德生也曾在上海通顺钱庄习业，以后兄弟俩合开广生钱庄，他更是刻苦学习，白天勤谨做事。晚上常常彻夜算账读书。广生虽是规模较小的“挑打庄”，但由于荣氏兄弟稳健经营。业务不断扩展，除了从存放款和汇兑业务中获取利的汇水，而且利用当时纷繁复杂的银两、银元的比价涨落，在收付中高进低出，获得丰厚利润，这一切，为日后荣氏企业善于借贷、灵活周转打下了基础。
1910年，因上海“橡皮风潮”钱庄相继倒闭加上牵连影响本厂大股东投机失败，振新纱厂遭各行庄追逼索付欠债，一时间在无锡闹得满城风雨。荣氏兄弟千方百计辗转借款，历时一个多月，凑足16万两，赎回押入汇丰银行的地契，终于使风波得以平息。
1921年冬，上海又发生“信交风潮”，一些交易所相继倒闭，各银行收缩信用，纷纷向企业催收贷款。荣氏企业在困境中不得不以申新一、二、四厂的全部财产作抵押，以年利11.5%的高利率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350万日元，以解燃眉之急。以后，荣氏兄弟依托企业经营的好转，减亏增盈，又抓住日元汇价低落的时机，结合远期日汇，套取汇差，1926年初一举还清这笔欠款。至于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争取巨额贷款，不仅为企业经营筹借必要的营运资金，还往往从中获得转移的价值，因为到还款时，实际币值已比原来跌落。如1947年10月-11月间，申二、申五和申七先后向棉业基金会和发展纺织工业基金贷款98亿元，按当时时价能购得火机棉3900担，折合20支双马纱440件。但到一年后还款时，仅折合金圆券3267元，按时价只能购买棉纱2件。
荣氏企业的资金营运常常与商品的购销调存结合在一起。企业通过原料的赊购和商品的预售，尽量套用客户资金，减少自己的资本占用。茂福新各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产品尚未出厂，甚至小麦刚刚投料，批发部已开出发票，十足收取现款。与此同时，各厂购买小麦一般出具承兑汇票，利用申汇较长的偿付期限推迟付款。因而荣氏企业常常是购进小麦已到厂投入生产，但实际上账款并未付出；一面又开出发货单，收回面粉销售货款，再用以偿付购麦款，结果是工厂未用一文钱而做成一轮生产经营周转。正因为荣氏企业有这样良好的资金运转情况和信誉，所以企业运出货物的提单或存放商品的账单，也能向银行做押汇，抵押借款用作企业周转资金。在抗战后期和胜利后，国内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荣氏企业则千方百计套购和囤积商品物资，以及购买国民政府发行的美金储蓄券和黄金存单，既防止手中的现金贬值，又在商品购销和外汇、黄金交易中获取收益。申新各厂大量抛出期货栈单，利用栈单回笼的货款充实生产流动资金；一面大力组织棉纱运销粤、港、澳和南洋等地，以套取和积存外汇。据不完全统计，1946、1947年间，申新各厂每年结存的外汇，少者数十万美元，多者上百万美元，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综合实力。
荣氏企业的资金筹措，除了向行庄借贷和集聚股东的股息红利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吸收职工储蓄。开始时，公司和各厂用旧式存折方式吸收职工存款，考虑到普通工人工资收入微薄，起存点降低到以角为单位。以后，吸储对象逐步由工人扩大到员工的亲属、朋友。到凹年代后期，存款余额增加到100万元，而当时荣氏企业常年向行庄借款的余额也不过300万元左右。
1928年，荣氏兄弟为了进一步扩大储蓄业务，增加企业营运资本，又创办了茂福申同仁储蓄部，储蓄部总部设于上海江西路总公司内，同时在无锡申三、常州申六、杭州茂新批发处、汉口福新批发处设立分部。荣宗敬自任储蓄部经理，其次子荣鸿三任主任。储蓄部成立后，首先以较高的利率吸引存款，利率通常较银行同期存款利率高出0.5至1个百分点。以后又实行大额累进利率，即存款在100元以上的户头，年利率提高为5厘，存款在500元以上者，年利率6厘。同时，储蓄部开辟了多种存款方式，除常规的定期、活期、零存整取存款外，还开设定期取息、复利滚存、礼券存款、活期流通等项目，根据储户的不同要求，在存取手续、利息计算上不断加以改进，提供方便。其中活期流通存券可以在各地茂福申工厂、批发处、麦庄、收花处等通存通兑，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储蓄部还打出“以实业保证储蓄，以储蓄发展实业”的旗号，迎合储户心理，强调公司的可靠性和信誉，增强吸储的能力。储蓄部成立当年，存款余额即达到147万元，连同原有旧式存折存款，总计达250万元。至1931年，储蓄部存款达到503万元，旧式存折存款也突破140万元。两项合计超过了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各自对茂福申总公司的贷款数额。储蓄部业务的扩大，不仅部分地解决了荣氏企业兼并扩充和经营周转的资金需要，例如申新三厂1928年增添布机446台，1929年购置400千瓦发电机组，都动用了这笔储蓄存款；而且，这也减少了企业向行庄借款的利息支出，据估计，这一时期总公司因吸收存款而节省的贷款利息支出每年约在20-30万元。从抗战时期到战后，荣氏企业吸收员工存款始终没有间断，并订立了职工余款交厂存储的具体办法，实行定期转存、息上加息的优惠办法。以内迁的申四、福五为例，到1945年，吸收存款超过10亿元，为银行贷款余额的4.5倍，这笔稳定可靠的存款，对维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沦陷区，上海租界一度游资充斥，投机盛行，各种名目的银行、钱庄层出不穷，荣德生突破同仁储蓄部的局限，于1939年发起组织广新银公司，在吸收储蓄的基础上，经营银行存贷业务。1944年，荣鸿元兄弟等还曾组织创办三新银行，除银行业务外还经营外汇、黄金兑换。但这两个金融机构存在时间都不长，只是荣氏企业发展的一个枝节。
总而言之，荣氏兄弟懂得任何事业都不能一步登天，但“登天”的办法都是多种多样的，办法得当，就快捷省劲。巧于“借债”，精于“借债”，是荣氏企业由小到发展壮大的一大绝窃。更是其家族发家的秘诀之一。
2.靠朋友——借众友之力做大自己的厂子
每个商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借法”，诸如“借鸡生蛋”、“借花献佛”等，荣氏家族也擅长“借”，他们是借众友之力来办自己的厂子。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从几千元创办工厂，发展到后来的拥有亿万资产的实业界巨擘，如此巨大的跳跃，是与他们具有现代资本经营的头脑，成功地借用各种各样的资金运筹，向亲朋好友借钱来实现资本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