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兄弟创办企业之初，需要有相当的资本投入，而靠他们自己的积蓄远不足以任事。于是他们动员亲朋好友的钱，即采取集资合股的办法，把社会的闲散资金集聚起来。在创办保兴面粉厂时，议定资本额3.9万元，分作13股，每股3000元。荣氏兄弟父亲的老上司、广东知府朱仲甫出资1.5万元，独订5股；荣氏兄弟抽出钱庄盈利6000元，各认1股；其余在沪锡两地招认集股。以后该厂改组扩建，除荣氏兄弟增资至2.4万元外，同时也吸纳了上海洋行买办祝大椿、张石君等人的资本。振新纱厂的创办，也是荣氏兄弟发起，上海的一批洋行买办、商号老板共同投资。其中荣氏兄弟各认股3万元，合计占实收资本总数的22.2%。至于福新一厂的创办，是荣、王、浦“三姓六兄弟”合伙筹建，荣氏兄弟各出资1万元，王氏兄弟合出0.8万元，浦氏兄弟合出1.2万元。三家都有独自投资办厂的意图和经营能力，但在起步阶段却都缺乏足够的资本，因而仍然只能走合股集资的道路。
如果说，荣氏企业早期的资本投入需要依靠搭股、合资，那么，在企业立定足跟、获得一定规模的发展之后，他们越来越重视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
辛亥革命后，振新纱厂经营好转，加上实施技术改造，工厂面目一新，每日夜出纱达70件，盈利600元。荣氏兄弟跃跃欲试，积极到各地考察，打算在上海、南京、郑州等地兴办新厂，但遭到其他股东的否决，他们要求企业见利即分，反对增加积累扩大投资。这一争议一直发展到诉讼，并导致荣氏兄弟退出振新。
吃一蛰，长一智，经过这件事引出教训，荣氏兄弟在后来的办厂实践中定下一条规矩，这就是，新厂创办投资和老厂附股、增资扩股，各股东三年内不得提取红利，股息也一律存厂，用于清偿建厂欠款或企业生产周转。即使期满后，也千方百计吸引各股东的股利“存厂生息，以厚资力”，直至增资扩建新厂。福新二厂创办，资本来源大部分来自福新一厂的盈利，由一厂拨付的股本8.44万两，占二厂投资总额的84.4%，就是荣、王、浦六兄弟的股息和红利。以后又以福新一厂的盈余作拨入资金开办福新三厂，以福新二厂的盈余盘下相邻的中兴面粉厂，改称福新四厂。申新一厂的初始投资30万元，主要为茂福新面粉厂的盈余。以后历年盈余红利均滚入股本，1919年核定为80万元，1922年达到300万元，增资中吸纳的追加资本投入仅40万元，而股息、红利和提存积累的利润滚成占85.2%。申新三、四厂的新建和二厂的扩建改造资金，大部分也是依靠粉、纱各厂的盈余调拨。一段时间内，荣氏企业就是靠这种“滚雪球”的方式，将企业越滚越多，越滚越大。
荣氏兄弟作为旧式商人，能拥有一个会“借”的头脑，真乃商界奇才，他们收获这么大的“借”法，是当时的商人无法比拟的，他们的“借”，堪称是新时代的“借”法，就是现代的商人，也没有像他们这种成功的“借”，因为他们超前的经营方式——借法，才让他们的企业发展到后来的商界巨霸。
3.借钱滚钱才能壮大
“借”有千万种借法，会借的能借来金山，不会借的一分都借不来。究其原因，是要看如何借。荣氏兄弟很会借钱，向银行，向股东，向亲友，向自己的厂子，他们都可以借来钱，并且越借越多，荣氏兄弟的“借”字，堪称商界中最高妙的“借”，他们把借来的钱又生钱，使得企业在“借钱”中日益壮大起来。
荣家开始是以开办钱庄起家的，荣宗敬也曾想自办银行，可是都没有成功。但他们十分重视银行和资本在生产中的功能，自始至终都与中国、上海两大银行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上海银行原始资本中，荣氏兄弟就投资了五分之一，在中国银行也有50万元的股份。荣宗敬还是这两家银行的董事。此外，申新总公司及荣宗敬个人在十四银行、钱庄中投资100万元。当时有些股东认为他“分散力量”，荣宗敬说：“我对他们投资1-2万元，可是我就能动用它们的10倍资金有助于我们的投资。”荣德生还把女儿分别嫁给中国银行副总经理，以及上海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的儿子，并与上海滩有名的金融巨子宋汉章结成儿女亲家。这为荣家日后不断扩充企业规模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有了稳固的资金作后盾，同时又凭借本身雄厚资本，荣家不断扩充企业规模，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荣宗敬扩大资本及其企业的主要原则是：遇到经营不善、难以维持或即将倒闭的企业，就向银行借款抑价买进，接着再以新购进的厂子向银行做抵押，用来增建或并购另一个企业，大鱼吃小鱼，兼并扩充。
荣德生说：“只有欠人赚钱还钱，方有发展之日。”荣宗敬认为，收买旧厂比建新厂便宜，而减少一家纱厂，就可以少一个竞争对手；在申新方面，则并购一家，力量就增大一分，竞争也更为有利。在这个指导原则下，从1925年到1933年，荣家先后购进了上海的德大、厚生、东方、三新四家纱厂，改建为申新五、六、七、九等厂，同时新建了申新八厂，把申新系统扩展至九个厂，生产力大幅成长。例如装有2.8万枚纱锭的德大纱厂，当时至少值100万元以上，他们却以60万元买了下来，连荣德生自己都说：“真便宜。”
荣家利用银行借款，大力扩展企业范围和经营规模，同时也债台高筑，负债累累。有人估计，荣家所欠的债款维持在1000万以上。在1929年，荣家借贷的资本与自有的资本比率已高达4：1，即4：1还多一点。1935年，仅申新各厂所欠债务即高达6亿多元，已超过它的全部资产，这是要负担相当大的风险。
荣宗敬对自己举债扩充企业的行径，曾自我解嘲：“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凉。”当有些人看到荣家举债扩充企业太快速，而与他的实力不相称，常为他担心，他则十分坦然说：“我虽没有钱，人家肯借给我，我就要借。”
还有人问荣宗敬，这样做是否过于冒险？
荣宗敬回答说：“做生意就有赚有蚀，不会永远蚀，也不会永远赚。蚀了就罢手，就蚀定了，蚀本时不停手，反而更放手去做。借了钱做，到赚钱时，就可以赚得更多。真要倒，别人都要陪你倒，也决不让你倒，也就永远倒不掉。”
荣宗敬就是这样，透过银行借债和厂子抵押，把企业的命运与银行、钱庄的发展相结合，使银行、钱庄不得不与企业共存亡，从而保障了企业的未来发展。因此，在时机来临时，因为有银行、钱庄的支持，荣家发了很多财。在时机来临的时候；由于有大银行的撑腰，使得他们免于被官僚体系所并吞。
1935年宋子文想吞并荣家时，上海银行陈光甫、宋汉章由于本身利益，都支持荣家，使荣家渡过难关。当时人常说“怕小厂倒，不怕荣家倒”，就反映了荣家信誉和荣家与银行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荣宗敬富于冒险，并表现出过人的胆识与眼光。
所谓“肉烂在锅里”就是把企业的大量利润，全部或一部分不断地转化为资本，继续扩充再生产。荣家扩展企业的资金，除向行庄借款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大量吸收职工存款。总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以旧式存折方式吸收职工存款，每年年底的存款余额约在100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算是不小的数目。存款的对象，主要是部分股东、职员及亲友。
为了扩大储蓄业务，增加企业的营运资本，1928年，荣宗敬、荣德生决定筹办“同仁储蓄部”，并制定同仁储蓄部章程。存款方式有“定期存款、定期复利储蓄存款、定期取息存款、零存定期存款、零存整取存款、活期存款、礼券存款、活期流通存券等，其中活期流通存券在江南一带十分流行。
同仁储蓄部成立后，随即又在无锡、常州、杭州、汉口等地设立分部。荣宗敬自任储蓄部经理，他的次子鸿三为储蓄部主任。开办同仁储蓄部，多少实现了荣宗敬想办银行的夙愿。虽然名为同仁储蓄部，实际上并不限于同仁。储蓄业务开始以后，他们随时揣测和研究储户的心理和意见，在存款手续、利息计算不断改进，务使储蓄者感到参加这项储蓄有保障，并以它是最稳妥的储蓄机构，而乐于参加。为了吸引更多的储户，荣家还以较银行略高的利息招徕顾客。从1931年9月1日起，又规定凡每日存款在100元以上的活期储蓄，利率改为年息五厘。如在6个月内，每日存款在500元以上者，利率加一厘，即按年息六厘计算。因为即使这样，也比银行的贷款利息还低。
储蓄部成立的那年，存款余额达140多万元，连同总公司旧式存折存款100多万元，共达25万元。此后存款额逐年增加，1931年储蓄部存款达到500多万元，加上旧式存折存款140余万元，共吸收存款640余万元，远超过了预定300万元的目标。这种由企业向银行吸收存款的办法实行后，不仅部分地解决了荣家企业，特别是申新系统因不断兼并扩充而对流动资本的日益需求，而且利用这项存款，进行营运周转可节省的利息支出约计20至30万元。其吸收存款数额，甚至超过中国银行或上海银行的贷款。当时这两个银行对荣氏企业的年放款额都只有500万左右。荣家创办同仁储蓄部，可说有经营眼光，且成效卓著。
同时，荣家长期以来，把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多采少数发息，不分红利的办法，从事于扩大企业以及开办新企业。荣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从企业的利润转化而来。如福新一厂原始资本仅4万元，开办之初，投资人即议定“三年不提取红利，用以扩充企业，股利亦存厂生息，以厚资力”。据统计，在1913年至1923年中，福新一厂陆续拨付二、三、七厂投资金额达390余万元；大部分是利润和股息。申新一厂，1913年创办时，原始资本也仅有30万元，到1922年资本已达300万元，其中230万元是盈余红利。荣氏整个系统无论增资或新建，都仿造这种办法来取得资金，结果雪球般的越滚越大，资本也越来越雄厚。这一点是荣宗敬比其他资本家高明的地方。张謇把大生纱厂所获得的利润一大部分（甚至亏损时）按八厘股息和摊派红利的办法，分配给股东，因而影响并限制了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来源，所以大生纱厂很快就衰落了。由此来看，荣宗敬确实比同时代的企业家略高一筹，精明而老谋深算，是个不可多得的企业家。
荣氏兄弟能在最短的时间借来如此多的钱扩大企业，是与他们平时为“借”钱打基础分不开的。他们的“借”，和他们平时的善举成正比。所以，应该说荣氏兄弟能在不同的地方“借”来钱，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有句话叫：钱不是省出来的，是挣来的。在这里是，荣氏家族的企业之大，不是一下子扩大的，而是他们向银行“借”大的。
4.借“时机”——机遇是不可用金钱估量
机遇是不可用金钱估量的，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法宝。荣氏兄弟对此深信不疑。他们成功地借时机购买西方的先进武器，确实省了不少的钱。
借有千万种，最高明的借，莫过于借眼前一晃而过的机遇了。
借时机引进外国设备，曾经帮助荣家兄弟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经济难关，使企业转危为安，特别是在荣家企业初创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以振新纱厂为例，1909年至1911年间，这个厂曾先后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一度停工，企业陷于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荣氏兄弟利用外国争相推销机器设备的时机，与德商霭盖奇公司商定，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进机器设备，1913年开始安装，1914年完工，使全厂生产设备达到3万纱锭，产量比1913年猛增一倍以上。这样，开支减轻，利润增加，迅速扭转了困局，“每日可余600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荣家企业引进机器设备十分慎重，在确定引进项目时，一般都要经过周密的讨论分析。由于进口机器通常都委托外国洋行代办，很容易上当受骗，荣家在这方面也吃过亏。因此，非常强调“看样本定机”，重大项目还要派懂得技术的人员去实地考察后，才决定选购。1919年，为订购新式粉机及纺纱机、发电机，他们就派曾经“游学海外”、熟悉业务的荣月泉先后赴美、英等国实地考察，比较设备的优劣，最后才决定订购英国好华特纱机3万锭，美国的1600千瓦发电机两台。同时，荣氏兄弟鉴于在订货时受到外国洋行的欺骗、敲诈而蒙受损失的教训，因而在签订引进各种设备和合同时，谈判都很仔细，合同条文规定都得非常严谨。
1906年，振新纱厂向上海英国瑞生洋行签订购机、装机合约和条款就十分详细，在条文中甚至还规定了“瑞生所派洋匠赴锡装机，必须品行端正，勤慎从工”，洋匠“在工作时，不准外出闲游滋闹”，“对华匠工役不得擅自殴打，制造事故”等等。在安装机器之前，他们对厂房定点、结构、安装底脚、机器排列等方面，也考虑甚周。因而保障了引进设备的质量，增进生产效益的提高。
从荣家企业引进外国机器设备的情况看，他们很少从国外引进全套设备，一般说来，他们只引进主机，配套设备则力求自行解决。
1905年，茂新面粉厂为了扩大生产力，向英国怡和洋行定购了6部十八寸的锟磨机。当时该洋行的买办祝兰舫就问起其他机器怎么办，荣德生还是坚持自造。他随即买了柚木两根，又购进了一些车、钻床，自造粉机、麦机。结果证明，自造的那些设备与外国主机配套使用，效果甚好。为了提高自造配套的生产力，荣氏兄弟还将公益工商中学实习制造机械的工场，扩大为公益机器厂，专为申新、茂新等厂制造零件及修理机械。随着企业规模扩大，配套机械生产规模也得到迅速发展，到抗战开始时，每日已可生产新式布机八台。据荣德生讲，自产机器质量“较日本丰田式、英国狄更式更佳，价格则便宜五成以上。其他台面粉机、纺纱锭亦可做出”。
1948年，荣氏兄弟为了使机粉、纺织机械达到自造、自用、自修的目的，还在无锡创办了开源铁工厂。荣氏兄弟为节省资本，在引进外国的主要机器设备时，是有选择的，哪个国家的机器实用、便宜，就购买哪个国家的设备。保兴面粉厂是荣家创办的第一个企业，这个厂在创办时的设备十分简陋，只有4部石磨，引擎马力60匹，麦筛三道，粉筛两道，但虽然只是这些简单的设备也分别来自法国与英国，说明荣氏兄弟是很有主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