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书本或借助权威的言论，并不都是诡辩，有时引用得恰当，还能增加论证的分量和说服力。关键是正确引用，而不是滥用。正确引用有两条原则：一是要因时、因事、因地的引用；二是引用在所讨论的问题上确实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的言论。那种一切都“唯上”、“唯书本”，搞类似“两个凡是”的则是滥用权威。
借助权威充分利用了人们对权威的依赖和崇拜感，影响很广。儿童时家庭是活动中心，父母说的就是真理；少年时进入学校，对教师说的佩服至极；青年时代逐渐走向社会，歌星、影星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追随的“偶像”。这是不自觉的借助权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告蓬勃兴起，借助电、光、声、像的现代媒体深入到千家万户。广告制作人在设法推销厂商的产品时，对人的本性作了充分研究，把大批“星”级的俊男靓女推到人们面前，搞示范效应，以推广各种商品。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有些广告借明星之口评价所推销的商品，利用明星的权威诱使大家购买，则是自觉利用权威，借助权威的诡辩的手法。其理由非常简单，尽管他们是各路明星，但隔行如隔山，他们对所推销的商品的了解与平常人一样，并无高明之处，并不是真正的权威。
就是真正的权威，也会有谬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著作丰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然而，能不能因为他是亚里士多德，就断言他说的一切都正确呢？显然不能。实际上他也是谬误层见叠出。作为生物学家的首创者，对人体的各种经络的存在他并不知道；动脉和静脉，他也不加辨别；脑子，他视为一种降低血温的器官；他相信男子头盖骨的骨缝要比女子多些；他相信男子的肋骨每边只有八条；他还相信女子要比男子少几个牙齿。一直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还如此主张。当时解剖学家为消除亚氏的谬误，特别邀请经院哲学家亲眼看看解剖的人体，他们看后的结论是：“我看到了这一切。但是，假如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没有与此不同的说法，那我一定会承认我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理。”他们是只相信权威，而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对搬弄权威搞诡辩的人，不能姑息迁就，更不能随声附和，应该顺藤摸瓜，找出其逻辑错误，问倒他，或用事实驳斥他。
清朝思想家戴震，十岁时靠此法问倒了借助权威的老师。有一次，老师讲授《大学章句》，讲到“右经”一章时，戴震问老师：“怎么知道这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转述，又怎能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由他的学生记下来的呢？”老师回答：“这是朱文公（指朱熹）所说的。”戴震又问：“朱文公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说：“宋朝人。”“孔子、曾子又是哪个时候的人？”“周朝人。”“周朝和宋朝相隔有多少年？”“将近二千年。”“那么朱文公怎样知道两千年前曾子转述过孔子的话，曾子的意思又是学生记下来的呢？”老师再也无言以对了。
当时的事实如何，我们不去考究了，但小戴震这种不迷信老师，不迷信权威，逐步刨根问底的方法，今天对我们反击借助权威的诡辩却仍有意义。
4．诉诸传统
传统，是由历史积淀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艺术、制度的总称。传统作为中性词，是事实陈述。它本身既包含着适合时代发展的优良传统，又包含着已经过时、需要扬弃的旧的风俗。而诉诸传统作为诡辩术之一，其基本理论特征：一是把本是事实陈述的传统价值化；二是把随时代变化的传统凝固化；三是对传统顶礼膜拜复古化。这种诡辩法主张：凡是已经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有价值的；凡是有价值的，都是应该照办的。也就是社会无论怎样发展变化，祖宗之法都不能违。
我们不否认，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曾凝聚出今天仍有一定价值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在今后还应发扬光大，对此，我们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同样，也不能否认长期的封建统治，也使得我们的传统中渗入大量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糟粕。这些糟粕不能因其存在的时间长，就肯定其价值高。三从四德，好女不嫁二夫，从孔孟时就开始提倡，已有二千多年了，但却是妇女解放的精神紧箍咒；妇女裹小脚也有上千年历史了，事实是对妇女肉体的残害，把人视为物对待。对那些诉诸传统进行诡辩的人，他们现在也绝不愿意再回到与世隔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社会；他们也绝不愿意脱下花花绿绿的时装，再穿上长袍马褂，留上长辫子，说起“之乎者也”，回到十分地道、纯真的“传统”生活中。
大思想家黑格尔曾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理论为我们指出了如何正确对待传统。传统在历史上有过合理性，所以它存在过，但现实不是历史。现实中，传统习惯有些部分已没有了合理性，就不应在现实中再存在了。依此，过去有的、过去有价值，现在未必还应有、还有价值；过去没有的，现在未必不能有。冷气机，过去没有，乾隆的时代要避暑，只得到承德去；现在有了，有其价值，安上冷气机，家中就可避暑。现在没有的，将来未必不能有。所以，诉诸传统只会使我们固步自封，不思发展，必然要自我陶醉，夜郎自大。
5．诉诸情感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必然要形成各自的交往圈。人又有复杂多样的情感，对不同的事，有不同的喜怒哀乐；对同样的事，有不同的认知。正所谓“爱屋及乌”、“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人的情感不自觉使然，不应非议。历史上或现实中也有一些人在自己有所立论或反驳他人的主张时，不是在理论的逻辑基础上论证自己的观点或他人的主张是如何正确或错误，而只是任凭个人的好恶情感为尺度和论证的根据，任意决断事实或驳斥他人之理论观点。这种自觉运用情感，去左右自己的判断、推理，就属于诉诸情感的诡辩。
近代欧洲有个思想家曾说过一位神父和一位多情夫人的故事：
他们听到人家说，月亮里有人居住，他们相信这句话。于是这两个人手里拿着望远镜，努力侦察月亮里的居民。夫人首先说：“要是我没弄错的话，我看见了两个影子，他们互相偎依着。我觉得毫无疑问，这是一对幸福的有情人……”神父答道：“哎呀！夫人，您搞错了，您真是，您瞧见的这两个影子是一座大礼拜堂里的两口钟。”
多情夫人说他们是一对情人，并不是依据事实本身，而是依据自身的多情善感，来左右对对象的判断；神父也被自己的执迷于宗教的情绪所幻化影响到对对象的看法。
争论的双方依据盲目的感情、情感，必然于事实而不顾，陷入诉诸情感的诡辩。
关于这一点，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给你一些提示。
有个女人，她的情人发现她偎倚在他的情敌的怀里，把她当场拿获了，她居然敢向他否认他亲眼见到的事实。他向她说：“怎么！你无耻到了这步田地……”她大声叫道：“啊！负心贼，我知道你不爱我了，你相信自己看见的事，甚于相信我告诉你的事。”
现实中也不乏以好恶如何判断是非的例证。和自己亲近的人，不管说的是什么，几乎都是“真理”，应全力赞成、支持之；和自己疏远的人所说的，得要琢磨琢磨；对自己有敌意的人，只要一说出来，准无好话，全是歪理，要全力戒备、提防之。这是诉诸情感诡辩之一种。
再就是政治家们利用情感诡辩作用于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过程中，它常常出现在选举活动、政治集会和宗教集会中，以控制操纵人们的情绪。比如反对移民到本国的政治家们，只要说出自己民族的整体利益正受到危害，而且大批移民涌入导致房价上涨，就足能激起本民族人们的支持。这些人不必摇唇鼓舌大谈事情的原因、结果，只要鼓动起群众的感情就足够了。
事实说明，人是有感情的。感情是意识的重要部分，有着重要的作用，“没有激情，任何事业不会成功”，但不能让感情冲昏了头，让感情代替理智。感情缺乏理智的指导，就要陷入诡辩的泥潭，轻则不辨事实真假，重则祸国殃民。
6．诉诸怜悯
怜，这个字在古汉语中首先作“爱怜”、“爱惜”解，然后才是怜悯、同情。诉诸怜悯的诡辩有两种：一是利用对方或听众的爱惜心、爱怜心作为支持自己论点的论据，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二是利用对方或听众的怜悯心、同情心，使其接受自己不正确的观点，以摆脱逃避困境。这两者通过一个“怜”相连，既是一而二，又是二合一。从爱怜人手，不难转为怜悯同情，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结果，二者可由此及彼，转化相通。
怜悯与人类共存，诉诸怜悯的方法运用也源远流长。
杨贵妃曾经因妒忌吃醋而出言冒犯唐玄宗，惹得龙颜大怒，顾不得夫妻情分，一挥手令高力士用辎车送她回老家，不准回宫。杨贵妃登车伊始就悔恨不已，涕泪双下。情急中，剪下自己一绺头发交予高力士，说：“珠玉珍奇之贵，本为皇上所赐，留给皇上不足以表达我的悔恨与思念。只有头发是父母所生，是我自己身上的东西，可以用来传达我的心意，希望能为我表达哪怕是一丝的爱恋诚意。”玄宗收到断发，睹物思人，顿生爱怜之心，旋即令高力士接贵妃回宫。
杨贵妃不教自通，通过断发一绺，不讲一辞，引发接续出恩爱之情。这可称作诉诸除悯的一种类型。
宋宁宗时，一官欲极强的小丑程松为达此目的，也曾导演过一出诉诸怜悯法之谄媚计。
“松自塘县不二年为谏议大夫，满岁未迁，殊快口。得市一妾献之，名曰：‘松寿。’佗胄曰：‘奈何与大谏同名？’答日：‘欲使贱名常达钧听耳！’佗胄怜之，遂除同知枢密院。”（明·萧良友《龙文鞭影》）
程松送礼送出了名堂，送了个活生生的美姬，给她取了一个与自己同字的松寿，明看是人名，暗含松献之礼物。此人人韩府，使韩相公日日见面，每每呼之，必时时见人思谊，见人恩情，想起背后的送礼人，顿生爱怜之意，涌起怜悯之情。于是手令一纸公文，擢升程松至枢密院任职。程松靠迂回曲折的怜悯之术，达到自己升官发财之目的。
当一个人在危急时刻，处在束手无策之时，为保护自己也常常诉诸怜悯，装出一副可怜相，以换取对方的同情。
战争时，许多败军官兵被俘虏，投降时都会喋喋不休说：我上有八十岁老母卧病在床，下有嗷嗷待哺的儿女不能自理，可怜我一家老小，放我一条生路。
很显然，俘虏们说的话正是乞求怜悯的手法。
这一方法也常用在法庭的论辩中。最早提到把怜悯术用在法庭上的是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回忆其老师苏格拉底受审判的文章中记载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