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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纵横有术(6)

燕昭王很赞许苏代的信,说:“燕国的先王曾对苏代有恩德,在子之之乱的时候,苏代离开了燕国。燕国要想向齐国报仇,没有苏代是不行的。”于是就召回苏代,重新重用他,和他一起谋划进攻齐国。最终齐国被攻破,齐闵王逃走。

苏代的话可谓有一言兴国的功效。通观上面的论述,简洁明了,实事求是,实是经过深思熟虑之言。苏代在简要的分析中既指出了燕国所作所为的严重弊端,又指出了燕国的可行出路,最终说服了燕王,攻破了齐国,壮大了燕国,证明了当初自己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像苏代这样的纵横家,其实还是富有实际才能的政治家。

最无耻的一派

如果说儒家谋略是中国谋略型文化中至为深刻的一页,道家谋略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聪明的一页,法家谋略是其中最刻毒的一页,兵家谋略是其中最冷峻的一页,阴阳家谋略则是其中最神秘的一页,那么,纵横家谋略就是其中最无耻的一页。与其他学派相比,纵横家有三个特征:1.无从一而终的固定的君主;2.没有固定的政治主张;3.没有一定的价值标准,除了势利营求之外,没有道德束缚。

苏秦和张仪无疑是当时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纵横家。纵观战国后期的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其国际关系差不多完全是由两个智谋之人、舌辩之士左右的:先是苏秦的“合纵”,后是张仪的“连横”,这两个人把战国七雄当做一盘任由他们拨弄的棋,玩弄于股掌之间。但他们不论“连横”、还是“合纵”,都是唯利唯官是图。他们既不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清高。也不像要教魏王、齐王实行“仁政”的孟子那样为理想奋斗不已,他们所有的信念就是权和钱,除此之外,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高贵的品德。相反,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欺骗、狡诈、残忍、无耻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以权势为标准的价值观念。

在春秋战国时期,背信弃义已成了家常便饭。在舌辩之士那里,背信弃义还是光荣和正义的事情。例如,楚国攻打郑国,郑国的形势很危急,子驷打算同楚国媾和,子孔说:“我们和晋国这样的大国歃血盟誓,血迹未干,怎可背盟呢?”子驷说:“我们的盟誓本来就是说‘唯有跟从强大的国家’,现在晋国不来援军,楚国围攻我们,那么楚国就是强大的国家了。况且同晋国盟誓是在武力胁迫之下举行的,神灵只会保佑那些诚信的盟誓,而斥责那些在要挟之下举行的会盟。因此,我们背弃同晋国的会盟不仅可以,而且还会得到神灵的同情和保佑。”子驷的这一番话,把其他人说得哑口无言。于是,子驷理直气壮地同楚人结了盟。

这一时期,人们还把人看成是唯利是图的动物,利用这一特点,成功地实行了离间之计。

许多诸侯国的谋士相聚在赵国,商讨合纵之事,意在联合攻打秦国。秦王有些害怕,秦相应侯范雎对秦王说:“大王不必担心。请让我去瓦解他们。秦国与诸侯谋士之间没有冤仇,他们聚集起来对付秦国,不过是想取得荣华富贵罢了。大王,您没见过您的狗吗?有的躺着,有的起来,有的走着,有的静止不动,并不相互争斗。倘若扔一块骨头,它们就忽然起来,相互厮咬。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想争一块骨头。”

于是,秦王派出唐雎,带上乐队,给了他五千黄金。唐雎驻扎在武安城,大摆筵席,招待宾客。饮酒之际,唐雎说:“邯郸的谋士们,你们谁来争取重金?”这时,主谋的一些人(尚未动心)还未去取赠金,唐雎返回秦国后,范雎对他说:“您在为秦国办大事,不要考虑金子花到那里去了——钱花了,大功也就算告成了。现在我再派人运五千黄金随您去。”唐睢出发,到了武安,还没有花出三千黄金,诸侯的谋士们就大吵大闹,争斗起来,没有谁还能顾得上组织诸侯国联合抗秦了。

把谋士们比作狗,把金钱比作骨头,范雎可谓很聪明了。他不仅为秦王破去了这次遭受联合攻击的灾祸,还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正确外交政策,为秦国统一全国立下了功劳。至于合纵还是连横,最为擅长的还是苏秦和张仪。他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把诸侯国说得与秦国联合,一会儿又把诸侯国说得联合抗秦,极有意思。

苏秦为赵国组织合纵联盟,就去说服齐王:“齐国南有泰山,东有琅琊山,西有清河,北有渤海,这就是所谓铜墙铁壁之国;齐国国土方圆两千里,兵士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齐国战车精良,调动起来,快如飞箭;作战声威势如雷电,分散变化疾如风雨。即使发生战事,敌人也从未越过泰山,渡过清河和渤海。齐都临淄城中有7万户居民,我心中估计,每户最少3个男子,不必调动远县之兵,仅临淄的士兵就有21万。临淄富裕充足,人们无不喜欢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赛狗、下棋、踢球;临淄的街上,车水马龙,行人挨肩擦背,连起衣襟可以形成帷幔,挥洒汗水可以形成大雨;家家殷实富裕,人人志气高扬;凭大王如此贤德,齐国如此强盛,诸侯无人可以匹敌。现在大王却要向西面的秦国臣服,我真为大王感到羞耻。”

“况且韩、魏两国之所以害怕秦国是因为与秦国接壤,出兵相抗,不出十天,胜负存亡的大局就定了:韩、魏两国战胜秦国,自己的兵力也会损失一半,那样就连四周国境也守不了;如果战败,后果就是亡国。因此,韩、魏两国要与秦国作战而不愿向秦国臣服。”

“现在秦国攻伐齐国的情形就不同,它后面隔着韩、魏两国的领土,要通过卫国的阳晋的道路,经过亢父一带的关隘,战车不能行驶,马匹不能并行。百人把守险关,千人也通不过。秦国虽想深入齐境,但又提心吊胆,怕韩国和魏国在背后袭击,所以才虚张声势,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又不敢真地进攻齐国。所以说,秦国对齐国并不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着的事。不深刻考虑到秦国奈何不了齐国,就要向西臣服秦国,这是群臣谋划的错误。现在可以既避免臣服秦国的屈辱,又可获得使国家强盛的实惠,所以我请大王稍加留心考虑。”

齐王说:“我不明智,今天先生把赵王的旨意告诉我,我将恭敬地让我们国家来参加合纵联盟。”

孟尝君像

另一位著名的舌辩之士张仪到了齐国,就不这么说了,他的论调恰与苏秦相反,是要破除各诸侯国的合纵联盟。张仪在齐王面前慷慨陈辞了一番,居然又说得齐王回心转意,向秦国屈服了。

张仪为秦国组织连横联盟,游说齐王说:“诸侯各强国没有哪一个能超过齐国,朝廷大臣宗亲的强大势力和殷实富有也没有哪一个能超过齐国。然而与大王谋划的人都只考虑一时的利益,而不顾及千秋万代的长远利益。主张合纵的人游说大王,必定要说齐国西有强赵、南有韩、魏,是临海之国,地广人多,兵强士勇,即使有一百个秦国,也无奈我何!大王听了这番表面之辞,而没对实际情况深思熟虑。

“主张合纵的人结党营私,争宠邀功,没有不说合纵不行的。我听说,齐国与鲁国打了三仗,鲁国三仗都胜了,但国家却处于危险境地,灭亡接踵而至,虽有胜利之名,却有亡国之实。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齐国大,鲁国小。现今秦国与赵国的关系就像当年齐国与鲁国的关系。秦国与赵国在漳水交战,赵国两战两胜;秦、赵又在番吾交战,赵国也两战两胜。四战之后,赵国死亡数十万士兵,仅仅能保住邯郸而已。虽然有战胜秦国之名,国家却遭严重损失。这是为什么?因为秦国强而赵国弱。现在秦国嫁女,楚国娶媳,结为姻亲之国;韩国献出宜阳,魏国献出河外,赵国在渑池朝秦,并割让河间以向秦国表示友好,大王您独不向秦国表示友好,秦国就会驱使韩、魏两国进攻齐国的南部,赵国也会出动全部兵力渡过清河直指博关,临淄、即墨就不会为大王所有了。齐国一旦遭到攻伐,那时您虽欲与秦国友好,也不可能了,所以请大王深思熟虑。”

齐王说:“齐国远处僻远隐蔽之处,寄居东海之上,从未认真考虑国家长远利益,幸蒙贵客指教,我愿意与秦国结好。”于是献给秦国盛产鱼、盐的地盘三百里。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帮舌辩之士实在厉害之极,他们把个齐王说得晕头转向,一会儿要南北合纵,一会儿又东西连横,就是不想想该怎样治理自己的国家。本来,齐国是最早的大国,春秋时五个称霸国家之首,但最后被秦国灭亡,其原因大概也跟齐王的“东倒西歪”有关。对舌辩之士来说,他们是辩之有术,是像范雎所说的那种争骨头的狗,他们没有什么确定的政治主张,不管“东西南北”,只要有官可做就行了。但作为齐王,可就未免大上其当了。

孟尝君是一位经营政治很有办法的人,他在齐国混得不错,当了国相,又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威望很高。秦国准备攻打魏国的时候,孟尝君正在魏国,魏王当然请孟尝君想办法。孟尝君过去都是派门客去办事,这时却做了魏国的说客。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竟然说动了赵国和燕国,硬是让他们派来了十几万大军援助魏国,秦国军队一见援军来了,便没敢轻易进攻,退了回去。孟尝君为魏国免去了一场灾难。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秦国准备攻打魏国,魏王听到这一消息,就在当晚会见了孟尝君田文,告诉他说:“秦国将要攻打魏国,您为我参谋参谋,该怎么办?”孟尝君说:“如果有诸侯相救,国家就可以保全了。”魏王说:“我希望您走一趟。”随后魏王郑重地为他准备了一百辆车。

孟尝君到达赵国,对赵王说:“我希望(向贵国)借兵去援救魏国。赵王说:“我不能借。”孟尝君说:“我敢于来借兵,是为了忠于大王。”赵王说:“可以听听(您的道理)吗?”孟尝君说:“赵国的军队并不比魏国强,魏国军队并不比赵国弱。然而,赵国的国土不会年年有战争危机,赵国民众不会年年因战争而死亡;魏国的国土却年年有战争危机,民众年年因战争而死亡,这是为什么?是因为魏国在西面做了赵国的屏障。现在赵国若不救援魏国,魏国就与秦国宣誓结盟,这等于赵国与强大的秦国交界了,那时。赵国的国土就会年年有战争危机,民众就会年年死于战祸。这就是我说的‘忠于大王’啊。”赵王答应了,为魏国起兵十万,战车三百辆。

孟尝君又北上去见燕王,说:“从前,公子常邀约魏、燕两国国君交好。现在秦国将要进攻魏国,希望大王援救魏国。”燕王说:“我们有两年收成都不好,现在又要行数千里去援助魏国,那怎么办?”田文说:“要行数千里去援救别人,这是贵国的万幸。现在,魏王一出城门就可以看得见敌军,虽然他也想行数千里去援助别人,可能吗?”燕王还没有答应出兵。孟尝君又说:“我把有利的计策献给大王,大王若不采纳忠心的计策,那我就走了。只怕天下会发生巨大事变。”燕王说:“可以听听您说的‘巨大事变’吗?”孟尝君说:“秦国攻打魏国,尚未等到战胜,游观的高台就已经被焚毁了,国君宴乐射猎的离宫就已经被占据了。燕国如果不救援魏国,魏王就会屈膝称臣,割地求和,把魏国的一半割给秦国,秦兵必然撤退。秦国撤离魏国后,魏王再出动韩、魏两国的全部军队,还借来秦国军队,再联合赵军,用四国的军队进攻燕国,那时大王又有什么好处?是行数千里去援助别人有利,还是一出燕国南门就看得见敌军有利?兵临城下时,您的路也就近了,输送也方便了,这时大王有什么好处?”燕王听后说:“您走吧,我听您的就是了。”便为魏国起兵八万,战车二百辆,随孟尝君而去。

魏王非常高兴,说:“您借来赵、燕两国军队又多又快。”秦王十分害怕,就向魏国割地求和。于是魏国遣回了赵、燕两国军队,并加封了孟尝君。

其实,孟尝君说服赵、燕两国救援魏国,别无其他妙诀,仅是用利害关系来打动赵国国君和燕国国君。对于这种利害关系,各国国君也并非完全看不到,只是形不成舆论的力量,不能使国君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这种形势罢了;再加上国君胸无大志,得过且过,所以不愿出兵援魏。孟尝君作为一舌辩之士,说以利害,再起到串连各国的作用,借兵之举也就成功了。

在马陵之战中,齐国的军师孙膑大败魏国的大将庞涓,使得魏国元气大伤,无力复仇。魏王恨恨不已,日夜念叨复仇,要动员全国之兵,进攻齐国。惠施为魏王出了一个嫁祸于齐国的主意,齐国谋士张丑虽然识破了这一计策,但没有说服齐王,因而大受其祸。在这之前,无论是魏国的惠施还是齐国的张丑,对当时的形势都有透彻的分析。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齐国手中,但因齐王不辨是非,结果惨遭失败。由此可见,只有谋臣而无明主也无济于事。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如下:

齐、魏两国在马陵交战,齐军大胜魏军,杀了魏国太子申,消灭了它们十万大军。魏王召见惠施,告诉他:“齐国是我们仇敌,我恨它至死不忘。魏国虽小,我还是经常想出动全部兵力去攻打它,怎么样?”惠施回答:“不行。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国君懂得法度,实行霸道的国君知道谋略,刚才大王对我说的,远离了法度和谋略。大王原本是先与赵国结了怨仇,后来又与齐国打仗,结果,如今打了败仗,国家没有能力守备,大王还要动员全部兵力攻打齐国,这不是我所谓‘法度’和‘谋略’。大王若想报齐国之仇,不如换下国君的服装,卑躬屈膝地去朝见齐王,楚国必定因此而恼怒齐国的强暴和狂妄。大王再派人往来于两国,挑起他们的争斗,这样,楚国必定会讨伐齐国。以休养生息的楚军去攻伐已经疲惫的齐军,齐国必定被楚国战胜,这是大王借楚国之兵摧毁齐国。”魏王说:“好。”于是派人通知齐国,说魏王愿意臣服,朝拜齐王。

齐国大臣田婴答应了魏国的要求。齐臣张丑说:“不行。假如当初齐国没有打败魏国,齐国得到魏国的朝礼,与魏国和好,去攻打楚国,是可以获得大胜的。但现在我们战胜了魏国,消灭他们十万大军,杀了魏太子申,使万乘大国魏国臣服,这就等于降低了秦、楚两国的地位,这样。齐国就给自己定了个‘暴戾’之名。况且,楚王为人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若不听我的话,最终危害齐国的必是楚国。”田婴不听,于是接纳了魏王,并与他一起多次朝拜齐王。

赵国很恼怒这件事,楚王也对齐国不满,亲自领兵攻打齐国,赵国起兵响应,结果,楚赵联军在徐州大败齐军。

惠施的嫁祸之计并不是多么高明,但他利用了人性中的一个弱点:贪欲。齐王因为贪图魏国的财物和强国的虚名才接受了魏国臣服的建议。暗设的嫁祸之计成功的原因很多,像惠施这样明设的嫁祸之计多能得信,其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使臣的舌辩之才尤为重要,这些外交使臣全凭一张嘴,并不一定要依靠强大的国家做后盾。这一点,与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