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与国家兴亡
国家的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据说是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这个说法没有错，问题是这个说法要有一定的条件。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秦国这样的对手，再靠“人民”恐怕已经有些迂远，而依靠士人的智谋，似乎是更为直接有效的方法。
不用贤人，国必亡；不用贤人，反用庸人，国亡的更快。人才的作用就有这么大。司马空无疑是战国时期的一大贤才，他为赵国献计，赵王不用，却听信疾贤妒能、排斥异已的韩仓的谗言，导致骁勇善战的李牧将军被杀，从而加速了赵国的灭亡。像这样的教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早已是屡见不鲜的了。
在六国的灭亡中，赵国的灭亡是极有意味的，因为赵国的灭亡充分证明了“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亡”的道理。
文信侯吕不韦被驱逐出秦国后，他的亲信司空马到了赵国，赵王让他做代理相国，正在这时，秦国发兵攻打赵国。
司空马劝赵王说：“文信侯在秦国做相国时，是我侍奉他，因为我做过尚书，所以熟悉秦国的情况。现在大王要我任相国之职，我也要熟悉赵国的情况。请让我假设现在秦、赵要交战。我们亲自观察，看看哪一国能取胜。请问赵国与秦国比，哪一个更强大呢？”赵王说：“赵国当然不如秦国”司空马问：“以民众和秦国比，谁更多？”赵王说：“赵国不如秦国。”司空马又问：“以金钱和粮食比，谁更富有？”赵王说：“赵国不如秦国。”司空马又问：“在国家治理方面，谁更好？”赵王回答说：“赵国不如秦国。”司空马又问：“两国的相国，哪一方更有才能？”赵王说：“不如人家。”司空马又问：“两国的将领，哪一方更勇武？”赵王说：“赵国当然不如秦国。”司空马又问：“两国的法令，哪一方更严明？”赵王说：“不如秦国。”司空马说：“看来赵国在许多方面都赶不上秦国，赵国就快要灭亡了。”赵王说：“您对赵国没有二心，如果能把治国的办法全部告诉我，我愿意接受您的计谋。”司空马说：“大王可以分出赵国一半的土地去贿赂秦国，秦国不动刀枪就得了赵国的一半土地，肯定十分高兴。秦国也同样会担心赵国内有守备，外有诸侯救援，所以必然会立刻接受赵国的土地，并且不再进攻赵国。秦国得到半个赵国就会退兵，赵国守住半壁江山还可以存在下去。秦国得了半个赵国，就会更为强盛，山东诸侯各国自然会因为秦国得到了赵国的土地而担心害怕。诸侯们感到处境危险，他们一定恐惧，感到恐惧就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诸侯一旦合纵，事情就成功了。我请求大王结约合纵，如果合纵，虽然赵国在名义上失去了半个版图，实际上却得到山东六国的支持，有了六国共同抗击抗秦军，秦国就不堪一击！”
赵王说：“前不久秦国出兵进攻赵国，赵国用河间十二县去贿赂它，结果土地割让了，兵力也衰弱，最后还是没有避免秦国的入侵。如今又要割让半个赵国去增强秦国的势力，赵国就更没有力量生存下去，只好等待灭亡了，请您换个计策。”司空马说：“我年轻的时候做过秦国的文书小吏，以后又担任了不大的官职，迄今为止从未带兵打过仗。请允许我替大王带领全国的赵军去抗击秦国。”赵王不同意，不用他做将领。司空马说：“我献上愚计，大王不采用，这样我就难以侍奉大王了，请让我离去。”
司空马离开赵国，渡过平原津。平原津的县令郭遗前来拜访司空马，问道：“秦兵攻向赵国，听说贵客从赵国来，赵国的情况怎么样呢？”司空马讲了他为赵王献计而赵王不采用的过程，并预言赵国不久就要灭亡。平原令说：“以贵客的高见，赵国什么时候灭亡？”司空马说：“如果赵国以武安君李牧为将，还得一年才能灭亡；如果赵国杀了李牧，不过半年就会灭亡。赵王有个大臣叫韩仓，因为专会拍马逢迎，他与赵王的关系很亲近，为人又十分嫉妒，对有才能之人和有功之人都加以排斥。如今国家处于危亡之中，赵王一定会听从韩仓的话，武安君一定要被杀死。”
韩仓果然谗毁李牧。赵王命人取代李牧的将军之职。李牧从边防回到国都后，赵王派韩仓数说李牧的罪过说：“有一次将军战胜回来，大王已赐给你一杯酒，你向大王祝寿的时候，手里却拿着一把匕首，所以应该赐死。”李牧说：“我右胳膊有病伸不直，身体虽然很高，胳膊却很短，手挨不到地，这样我怕因失敬而犯罪，所以让工匠做一块木头接在手上。您如果不信，请让我拿出来看一看。”于是把木头从袖中拿出来，给韩仓看，那块木头的形状很像木撅，用布缠着。李牧又说：“希望您人宫说明此事。”韩仓说：“我接受了大王的命令，赐将军一死，不能赦免，我不敢替您到大王的面前说话。”李牧向北拜了两拜，谢过了赐死之恩，抽出宝剑准备自杀，又说：“做人臣的不能在宫中自杀。”便走出司马门，右手举起宝剑，但因为胳膊短，够不到脖子，于是用口衔着宝剑，对着柱子自杀了。
李牧死后五个月，赵国就灭亡了。平原令以后只要见人就一定为此感叹说：“唉呀，司空马！”他觉得司空马实在有先见之明，又认为司空马被秦国驱逐，不能算作不明智，离开赵国，也不能算作没出息。赵国因为放走了司空马，结果亡国了。赵国之所以灭亡，不是没有贤明的人，而是因为有贤明的人不能被任用。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到了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地步。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亡”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赵国就是因为失去了司空马这样一个人才而走向了彻底的毁灭。但历史的经验并不是被人们时刻牢记，嫉贤妒能、听信谗言、喜欢奉迎是人性的弱点，尤其是身居高位以后，这些弱点就更有了施展的市场。
“知识分子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有人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软弱，更有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其实，不论今人怎样评价，古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的社会地位早已做出了合乎中国实际的论断。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时期，也是最能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特点的时期。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衰，这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争夺人才最为激烈的时期。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求贤复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燕昭王收复残破的燕国之后，就继位为燕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谦卑的礼节、丰厚的礼物去招请有才能的人，准备向齐国复仇。为此，燕昭王去见郭隗，对他说：“齐国趁着我国内乱攻破燕国。现在，我很清楚燕国势单力薄，无力复仇，然而如能得到贤明之人与我共商国事，以雪先王的耻辱，那将是我的最大的愿望。请问怎样才能为国报仇？”
郭隗说：“成就帝业的君主与贤者为师；成就王业的君主与贤者为友；成就霸业的君主以贤者为臣，而亡国的君主以低贱的小人为臣。您如果能卑躬曲节地侍奉贤者，面对老师接受教导，这样超过自己百倍的人才就来了；先于别人劳动，后于别人休息，先去请教别人，然后再深思默想，那么超过自己十倍的人才就来了；与别人一样辛勤劳动，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别人，那么和自己才能一样的人就来了。如果只是靠身倚几案，拿着手杖，盛气凌人地指挥别人，那就只能招来仆役那样的人；如果以十分粗野的态度对人，随便发怒，任意呵斥，那就只能招来奴隶那样的人；这就是自古以来招致有才能的人所应注意的地方。大王如果真想广泛选用国内的贤者，就应到他们门下去拜访。天下人很快就会知道大王拜访贤臣，那么天下的贤士，一定会跑到燕国来。”
邯郸台
燕昭王问郭隗：“我应该去拜访谁呢？”郭隗就告诉燕昭王说，他听说古代有个想用千金求买千里马的君王，三年也没有买到。宫中有个侍者对君王说：“请让我去买千里马！”君王就派他去了。三个月后，这个人找到了千里马，但那匹马已死了，他就用五百金买了那马头，返回来报告了他的国君。君王大怒，说：“我要买的是活马，哪能用五百金买个死马？”那个人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买死马尚且肯用五百金，何况活马呢？天下人必定都知道大王真要买良马，千里马很快就要来到了。”果然，没过一年，就有三匹千里马送上门来。郭隗对燕昭王说：“如今大王要真想招致人才，就请从我开始。我尚且被任用，何况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呢？难道那些人才还能惧怕数千里的路途吗？”
燕昭王听从了郭隗的话，筑起高台，拜郭隗为师，并筑黄金之台以待贤者。于是，乐毅从魏国来了，邹衍从齐国来了，剧辛从赵国来了。燕昭王努力侍奉他们，并且吊唁死者，抚恤贫穷的人，和百姓同甘共苦。
二十八年之后，燕国殷实富足，士兵生活安逸不怕战争。于是燕昭王派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及三晋联合谋划进攻齐国。齐军溃败，齐闵王也逃到了国外。燕军独自追逐败军，一直打到了齐国都城临淄，抢光了临淄的宝物，烧毁了齐国宫殿和宗庙。没有攻下的齐城，只剩了莒城和即墨城。
然而，同样的人才如果由不同的人使用，其结果会截然相反。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燕惠王即位。这时，燕国的大军已攻人齐国五年了，只有菖城和即墨这两座城尚未攻下。燕国的主帅乐毅就把齐国的七十多座城邑设置了郡县，归燕国管辖，慢慢地经营起来。但燕惠王从当太子的时候，就看不惯乐毅，即位后当然不喜欢他。即墨的守将田单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刻派人到燕国散布谣言说：“乐毅攻入齐国已有五年。唯独两座城池不去攻克，原因就在于乐毅与新君有嫌隙，乐毅是想联络士兵，留在齐国，自立为王。”这一招果然有效，燕惠王立即下令换掉乐毅，让自己宠信的骑劫去当主帅。乐毅知道临阵换将，用意不善，恐遭杀身之祸。就跑到赵国去了，在那里他受到格外的尊重，被赵王封为望诸君。骑劫比起乐毅来差得太远。田单一看计策成功，就先使人诈降稳住骑劫，然后夜间突出“火牛阵”大破燕军，再一鼓作气，收复了七十多座城池。然后从莒城迎回齐襄王，重入临淄，再振齐国。
燕昭王高筑黄金台以招贤纳士的历史故事历来被传为美谈，燕昭王复仇几乎灭亡了齐国也是著名的历史事件，但这一切均来自郭隗的一番游说。郭隗的“帝者与师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的著名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郭隗正是根据燕国的具体历史情况提出了这一建议，使燕国有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地位，也从此得到了确认。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任你再贤明，再勇武，如果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也非败亡不可；即使是流氓无赖，如果善于使用人才，也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古今成功的典范
知人善任，是为君之道；会办事，是为臣之道。无形的东西，是有形的事物的主宰；没有源头的东西，是万事万物的根本。鼓不发出五音，却成为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变通之道的人，不去做手下人负责的具体事情，才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因此。只要领导者严守这一法则，下属也就知道了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古往今来，成就大事者无不如此。
刘邵的《人物志》中说：“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一个官员的职责好比是用一味调和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好比是以无味调和五味。所以臣子以自己能胜任工作为有才能，君王则以善于用人为有才能；臣子以能够向君王提出有益的建议为有才能；君王则以善于听取臣子的意见为有才能；臣子以能够办事为有才能，君王则以能够对臣下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正是因为君王与臣子的才能不同，所以君王能够统治众多有才能的人。
古代的帝王深通此理，所以能够像使用自己的东西一样使用别人的才能，这才是真正懂得了变通之道。
荀子说：“做帝王的要想射箭百发百中，自己不必亲自动手，用后羿就行；要想驾车驰骋远方，用王良就行；要想治理好天下，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就行。这样做既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业又很大。”
汉高祖刘邦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天下的英雄豪杰，但我却能够使用他们。这就是我之所以能夺取天下的原因。”
然而，并不是每个胸怀大志的人都明白变通之道。许多人往往事必躬亲，他们不信任人才，更不善于任用人才。不善于任用人才，人才就会憎恨他。其结果使事业受到损害，国家、地区、企业出现危机。《申子》中说：“君王要知道做君王的方法，臣子要知道自己应做的事情。提出的每条建议都很恰当。这是臣子要做的事情，而对君王则并不这样要求。”《尸子》中说：“举荐人才是为臣之道；任用人才是为君之道。”
用人如此，对待财富也应如此。从前商汤、周武王，一旦推翻了夏朝、商朝，拥有了夏、商的全部财富，他们便用夏、商的土地分封诸侯，天下的人无不心悦诚服；用夏、商的财富赏赐众人，天下的人都争相为他们效力。因为利益一致就会上下一心。如此，国家则团结，企业则齐心，事业才有了成功的保证。
荀子说：“崇尚礼教，可以成就王业；善于处理政事，国家就强大；笼络人心，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财富，国家就要灭亡。所以，成就王业使老百姓富有，成就霸业使当官的富有；要想使国家灭亡则把财富装满自己的仓库。”荀子还说：“帝王不追求财富的多少，诸侯不考虑事情的利害，当官的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周厉王像
在尧统治的时代，舜担任司徒，契担任司马，禹担任司空，后稷管理农业，夔管理礼乐，垂管理工匠，伯夷负责祭祀，皋陶负责判案，益负责驯化禽兽。尧对这些具体的事情一件也不做，然而，奇怪的是尧居然能当国君，而这九个人却做了他的臣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尧了解这九个人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别负责一方事务，九个人都能胜任他们的工作，并且在各自负责的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尧正是利用他们各自的优势而统治了天下。
从前周厉王贪求钱财，他宠信主张王室垄断利益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他说：“难道周王室要衰落了吗？荣夷公主张垄断利益而不知大难就要临头。利益，是万物生长出来的，分布于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独占它，就会有很多危害。天地万物是大家都可以分享的公共财产，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要独自占有天下利益。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普遍怨恨。荣夷公教君王这样做，周王室的统治还能长久吗？”后来，周厉王果然遭到失败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