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的家族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在郑国掌权。公元前563年，郑国的子驷、子国、子耳、子孔在朝执政。这年十月，郑国发生了叛乱，尉止、司臣、侯晋等人率领叛乱者攻入宫中，杀死了子驷、子国、子耳，并劫持了郑国君主郑简公。子孔因事先对此事有所耳闻，所以幸免于难。子驷的儿子子西听说发生了叛乱，赶紧入宫，收起他父亲的尸体，回家召集人马，想进攻叛军。但是他的家臣大多都已逃走，没有能够成功。
子国的儿子子产则镇定自若。他听说有叛乱，便设置了守门的警卫，配备了所有的官员，关闭了档案库。然后，他又把士兵排列好，并准备了战车，往北宫攻打叛乱分子，并很快地平定了叛乱，杀死了尉止、子师仆。侯晋逃到了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逃亡到宋国。
叛乱过后，子孔便接替了子驷的位置，掌握了国家大政。他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便想办法集中权力。他写了一份盟书，要求所有官员向盟书宣誓，保证各守其位，听从他的号令。官员们当然觉得这显然是一种侮辱性的行为，大家都不愿接受。一时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大夫、官员及他们的家人都不愿意宣誓。子孔大怒，认为他们都有叛乱的嫌疑，准备把那些不服从他的人全都杀死。
子产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他知道，如果真的那样做了，就会八面树敌，郑国将会有灭顶之灾。他急忙前来劝阻子孔，他说：“既然大家对盟书有看法，不如把它烧了。”
子孔不同意，他对子产说：“我之所以要制定盟书，就是为了要集中权力，使国家安定，以免再发生叛乱。现在大伙一不同意，就把盟书烧掉，顺从大家，这不成了众人当政了吗？我怎样管理国家呢？”
子产说：“您现在面临两件难事。一是众怒难犯，二是个人集权是十分困难的。两件难事加在一起就更是难上加难，这不但不能使国家安定，反而会酿成更大的危险。不如烧掉盟书，使大家安心。这样，国家才会安全。专权不会长久，更不会最后成功，而触犯众怒会招致祸乱。这个道理请您仔细想想。”
子孔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便烧掉了盟书。众官员们才安定下来。
子产不毁乡校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在子产执政期间，乡校是供人学习的场所，后来大家都聚集到这里来议论国政。有人建议毁掉乡校，认为许多人在这个地方胡言乱语，说一些不利于政府和国君的话，败坏了风气，蛊惑了人心，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然而，子产却认为，大家敢于说话，是政治开明的表现，说明大家还对国家抱有热情和信心；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人们的议论来了解国家政治的缺陷和不足，有助于改进国家的政治。子产最终没有毁掉乡校，在子产的治理下，郑国曾经繁荣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子产的这种胸怀和措施，不要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今天看来，子产确实有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强权是根本不能收服人心的，只能招致祸乱。况且，子孔当时根本就没有必要采取这种简单而极端的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倒是可以从中看出为什么有人发动叛乱杀死了子驷等人，大概就是因为他们施政也像子孔一样。正所谓祸起萧墙，子驷、子孔等人不得人心，招致了杀身之祸，恐怕是由自己造成的。而子产则采取了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措施，宽缓待人，循序渐进，而且善于吸取别人的意见，发现自己的缺点，这种不争之争，正是子产成功的秘诀。
外儒还是内法
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的思想在韩国没有受到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我若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泰国。而韩非的同学李斯嫉妒他，想方设法让秦王毒死了韩非。
法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坚决地主张封建集权制，甚至主张暴君政治。这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对自由的、富有新鲜活力的思想和行动的残酷压制。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帝王标榜自己愿意做尧舜之君。但实际情况是，上者尚且王霸杂之，中者外儒内法，下者就不堪闻问了。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年，这些法家的代表人物制定了这些刻毒的法律，出了这些阴毒的计谋。这些人大多都没有好下场：商鞅遭车裂、韩非被鸩、李斯被腰斩灭族，也许是报应！
其实，李斯的思想也属于法家，看看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对国际形势和政治的看法，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法家的精神。
韩非向秦王献上了一封书信，认为韩国是不可攻取的。秦王对这件事拿不准，就把书信交给了李斯。
李斯上书秦王说：“我认为韩非的说法是不对的。秦国的东面有韩国，就像人得心腹疾病一样，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就已经苦得很，好像居住在潮湿的地方，老病缠身，总是不能出去，一旦快步奔跑，这种老病就发作了。现在，韩国虽然对秦国称臣，但不一定就不是秦国的病灶，如果有急事发生，韩国是不可信赖的。秦国和赵国成为了敌国，派使者去齐国劝说他们与赵国断交，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怎样。据我看来，齐国和赵国不一定会断绝关系，如果他们不绝交，就要竭尽兵力去对付两个万乘之国。韩国并不是屈服于秦国的道义而是屈服于秦国的强大。现在，秦国如果集中兵力进攻齐国、赵国，那么，韩国就一定会成为秦国心腹大患而发作。如果韩国与楚国合力攻打秦国，诸侯各国再起来响应他们，那么，秦国就一定又要有兵败崤山的祸患了。
“韩非这次来秦国，恐怕是想以他能够保存韩国而使自己在韩国受到重视。他善辩巧说，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欺诈算计，想在秦国捞到好处，为了韩国的利益来试探陛下。秦国和韩国的关系如果亲密了，那么韩非的地位也就重要了，这对于他谋取官职是很有好处的。
“我认真看了韩非的上书，他文饰那些惑乱人心的说法，善于用华美的辞藻来修饰，显得才华横溢。我怕陛下被韩非的辩说所迷惑，以致于不能详细地考察事情的真相。现在，以我的愚蠢想法，想建议大王：秦国应出兵而不言明去讨伐哪一个国家，那样的话韩国的执政者就一定会把侍奉秦国作为他们的策略。我想去见韩王，让韩王来进见。大王见了他，便把他本人扣留下来，不让他走，要韩国的执政大臣拿韩王来与韩国人做交换，那样就可以向纵深方向割取韩国的土地了。接着，再命令蒙武派出东郡的军队，让这些军队在国境上窥视而不说明到什么地方去，齐国人就会害怕而听从荆苏的计策，与赵国绝交。这样以来，秦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境，而强劲的韩国就被我们用威势慑服，强大的齐国就被我们用道义制服了。这件事被其他诸侯知道后，赵国人就会十分害怕，楚国人就会犹豫不决。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忠于秦国。楚国如果按兵不动，魏国就不值得忧虑了，那么诸侯各国就可以被我们逐步吃掉，对于赵国我们就可以和它较量一下了。希望大王能够审察一下我的计策，不要疏忽了！”
于是，秦王马上派遣李斯出使韩国。可李斯去求见韩王，未能得到接见。于是李斯就上书给韩王：“从前秦、韩两国齐心合力，并不相互侵夺，所以天下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侵犯我们，像这样已经有好几代了。过去，五国诸侯曾经联合起来一起攻打韩国，秦国就派出军队来援助韩国。韩国地处中原，土地方圆还不到千里，而能够在天下与诸侯各国平起平坐，君臣都得到保全，都是因为韩国世世代代教导后代要侍奉秦国的缘故啊。过去五个诸侯国一起进攻秦国的时候，韩国不仅没有帮助秦国，反而为诸侯率先组成队伍在函谷关进攻秦国的军队。各诸侯国因为军队困倦，力量耗尽，没有办法，才被迫退兵。后来杜仓做了秦国的宰相，调兵遣将来向各诸侯国报仇，先攻打楚国。楚国的令尹对此十分焦虑，说：‘韩国认为秦国是不讲信义的，却又和秦国结为兄弟共同危害天下各国，后来又背叛秦国，率先攻打函谷关。韩国才是一个地处中原而又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国家。秦国应该先攻打韩国才对啊！’诸侯各国就一起割取了韩国上党地区的十个城来向秦国谢罪，以此解除了秦国对他们的威胁。由此可见，韩国才背叛了秦国一次，国家就受到威胁，国土便被分割，兵力衰弱，一直延续到现在。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韩国国君听信了奸臣的话，不权衡一下事实，所以后来即使杀掉了奸臣，韩国终究也不能重新强盛起来了。”
“现在，赵国想聚集士兵，突然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来向韩国借路。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嘴唇没有了，门牙就会感到寒冷。’秦国和韩国是有着共同的忧虑的，这种情形已经明显地显示出来了。魏国想攻打韩国，秦国派人把魏国的使者送交韩国。现在秦王派遣使者来到韩国，却不能见到大王，我怕您身边的大臣又要沿袭过去的计策，使韩国再次发生丧失领土的祸患。臣李斯如果不能见到您，请让我回去汇报一下，那么秦、韩两国的邦交就必定要断绝。李斯出使到韩国来，当然是为了您的利益，也愿意向您献上对韩国有利的计谋，难道大王就用这种方式来接待我？臣李斯希望能够与您见上一面，到您面前陈说一下愚蠢的计谋，然后再来接受碎尸万段的刑罚，希望陛下把我的这个要求放在心上。”
孔子像
“现在，即使把我杀死在韩国，大王也不能因此而强大。如果不听我的计策，韩国就必定有大祸临头。秦国如果出兵而不停止前进，那么，韩国就令人担心了。等到臣李斯暴尸在韩国街头的时候，即使想考虑我这贱臣的愚拙的计谋，也不可能了。等到边境残破，战鼓的声音在耳边回响时，才采用我李斯的计谋，就为时已晚了。韩国的兵力，天下诸侯早已看明白了，现在又背叛了强大的秦国。韩国如果抛弃了城邑，再让军队打了败仗，那么国内叛军一定会袭取城邑。城邑陷落，那么民众就会流散了，民众流散，那就没有军队了。韩国如果坚守城邑，秦国就一定会派遣军队来包围大王的大城，使韩国的道路不能通达，韩国就必然感到处境困难，即使出谋划策，其形势也是没办法挽救的。到了那时，大王身边的大臣们的计策根本没用，我希望大王仔细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李斯说的话有不符合事实的，也希望大王能够让我在您的面前把话说完，然后把我交给狱吏判罪处死也不迟啊。秦王食不香甜，游览不觉快乐，一心一意地在考虑攻取赵国，派臣李斯来进言。我希望能亲自见到您，因为我急着要和大王商讨计策啊。现在我这出使的大臣都不能见到您，那么韩国对秦国的忠诚从何而知呢？那秦国恐怕会把进攻赵国的兵力转向韩国了。希望大王能再次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对当时的政治和国际形势持如此态度。看来，这两位法家已经不是什么学者，而是极为“务实”的。这便是法家的特征。那么，儒家有没有法家的东西呢？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
什么是强盗，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说到政治上的强盗，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分辨清楚了。
西周初年，太公望吕尚受封于齐国营丘。齐国有个叫华土的人，德行高尚，但不愿做天子的臣子，不愿做诸侯的朋友，人们都称赞他的贤能。太公望派人多次召见他，他都不到。于是，太公望就让人将他杀掉了。周公说：“这个人是齐国的高洁之土，怎么能杀他呢？”太公说：“不做天子的臣子，不做诸侯的朋友，我还能得到臣子和朋友吗？我不能要他做臣子，不能与他交朋友，他就是被遗弃的人；我三次召见他，他都不来，他就是以下犯上的人。如果还表彰他，将他视为教化的榜样，使全国人都效法他，我还给谁当君主呢？”
冯梦龙评论说：“这就是齐国之所以没有懒惰的老百姓的原因啊！齐国所以始终没有成为弱国，其原因也在此。韩非的‘五蠹’之说也是从这里来的。”
少正卯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都在办学校。少正卯的学校人很多，而孔子的学校却三盈三虚。后来孔子当了鲁国的大司寇，就杀少正卯于外华表台下。子贡很不理解地说：“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诛杀了他，恐怕得不偿失吧？”孔子说：“人有五恶行，而盗窃还不包括在内：一是通达古今之变且铤而走险；二是不走正道而坚持走邪路；三是把荒谬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四是知道很多丑恶的事情；五是依附邪恶并得到好处。这五种恶行如果有一种，就不免被君子所诛杀。而少正卯是五种恶行都有，是小人中的雄杰，不能不杀他。”
这，就是所谓的儒法互用。
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特别强调“势”。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首先倡导“势”的是慎到。“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关于这一点，首先在理论和观念上确立，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上君主确实掌握绝对的权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主帅无谋，大权旁落的局面，最终就会导致政权被颠覆，所以，“势”是“法”的保障。当然，二者还是相辅相承的关系，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法”是可以制订的，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保证“势”不受到削弱呢？这就需要“术”。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申不害是最强调“术”的，在他看来，“术”这一手段，实际上比“势”这一目的还重要。“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的权术和方法。这些“术”有的已经公开化、制度化，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法”的一部分。“术”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没有“术”就没有“法”，但没有“法”又无法保证“术”。所以，归根到底，“术”还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
需要特别说明的，在历史上，实际情况是法家很难使用儒家的东西，而儒家在策略上却极易使用法家的东西。因此，有时人们认为中国的政治是外儒内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政治与商业
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最会做买卖？也许有人会说，犹太人是个商业民族，最会精打细算；中华民族是个重农轻商的民族，是个最不懂经商的民族。事实却并非如此。
的确，传统中国的商业很不发达。正统观念一直把商人看作社会的蠹虫，认为他们是些居中盘剥、不劳而获的人。商人们即便家财万贯，也抵不上清贫的书香门第，也入不了正人君子的法眼。进入史书，立起功德牌坊的都是明君贤相、烈女功臣，从未有过一个商人。
然而，谁又能料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桩“生意”就出在中国呢？
越是精于商业的民族，就越有严格的商业观念；越是不善经商的民族，却往往思想解放，胆量无边，什么生意都敢做，失败亏本全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