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把喜新厌旧当作贬义词来看待，其实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喜新厌旧消极的方面，而忽略了其所具有的积极含义，诚然，爱情中的喜新厌旧是不道德的，也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规范，但当关乎到一个人的前途和事业时喜新厌旧就应该另当别论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那种宁愿吊死在一棵树上也不挪窝的人其实是愚昧迂腐的，择主要依时而变，对于自己来说不会有太多的坏处。
1．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
如果你手上有一粒理想的种子，就一定找一个理想的地方把它种下去，别让你的理想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埋没了。有“心机”的人知道不能把一身才华白白浪费在注定无所作为的主子身上，他们会选择另攀高枝，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让自己的理想再度萌发。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叫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只有选择对了，优秀人物的才华和抱负才能实现，如果你一时不慎看走眼，没关系，另攀高枝是你惟一正确的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愚忠之臣，他们死守做臣的道德准则，即使面对昏庸无比的皇帝，也死心踏地的跟着，到头来一腔热血最终洒在了崩溃王朝的废墟中，成了那个时代的殉葬品，他们的精神固然值得钦佩，但他们的做法实在是有待商榷。
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的思想也应该不断跟着前进，姜子牙助文王灭纣便成为了永垂千古的美谈，而那个可怜的比干臣相的下场便是愚忠之臣的镜鉴，识时务者为俊杰，择主依时而变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做人准则，穿透千年历史风云，有“心机”的人能够悟透这一秘密玄机。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三大谋臣之一的刘基（字伯温），便是这样一位“喜新厌旧”之人，他在元末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最终为大明王朝的开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基少有大志，十四岁的时候便才华横溢了。
少年得志的刘基，颇想为元朝尽忠，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时正处于元朝末期，官场腐败，贪官横行，整个社会统治已是大厦将倾。但刘基并没有感到独木难支。他一方面以身作则，为官清廉，一方面与那些贪官污吏做斗争。可是不久之后，刘基的行为便让他碰了个灰头土脸的，不久又因上文弹劾监察御史失职得罪上司，被排挤回家。
官场的第一次失意并没有使年轻的刘基灰心丧气。回乡隐居的日子里，他刻苦钻研易经八卦，兵书战策，并广交宾朋，扩大自己的影响，随时准备东山再起。他知道，有了梧桐树，不愁没凤凰。果然，刘基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才干足以与诸葛亮相比，很多人于是纷纷登门求教。刘基觉得，他出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适值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黄岩人方国珍因被诬告通寇，杀仇家，率兄弟三人聚集海寇数千骚扰江浙，朝廷几次派兵都没剿灭，连江浙行省左丞孛帖木儿都被其活捉，于是朝廷决定许以高官厚禄招降方国珍。但方国珍几降几叛，弄得人心惶惶。江浙行省终于想到了刘基，举荐他为元帅府都事。
深居简出十几年的刘基再一次感到眼前出现了光明。他一到任就力主用武力严剿方国珍，刘基做梦也没想到，正布置出兵呢，朝廷令下，说他擅作威福，夺去兵权不算，还把他羁管在绍兴。刘基一气之下，头发都白了一半，弃官回青田老家，再度隐居。
这次官场失意对刘基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此时的刘基已年近五十，他以为此生将不再有什么机会了，一身的才华抱负也就要付之东流。谁知道此时农民领袖之一的朱元璋再度请刘基出山，刘基对朱元璋半信半疑，很不愿意出山，经过朋友再三劝告，刘基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到了朱元璋驻扎的应天。
刘基到了应天之后，心情仍然很抑郁。朱元璋召见他那天，他懒懒散散地来到朱元璋的帅府，见朱元璋时只略略一拜。当朱元璋问到关于如何建立功业时，刘基随机想出了治国十八策，说得朱元璋点头称是，亲自为刘基斟茶，继续向他征求有关军事作战等各方面的意见。
朱元璋为了笼络像刘基这样的文人，专门修了一所礼贤馆，对文人们给予很高的待遇，而且一旦听到他们有什么高明的见解，立刻予以采纳。刘基感到终于遇到了明主，便死心塌地地追随朱元璋，他决心利用自己的军事才能，为朱元璋出谋划策。
从此，朱元璋把刘基当成心腹谋士，事无大小，都要同刘基商量。朱元璋称呼刘基，只用先生而不呼其名以示尊重，和别人谈起也常把刘基比做汉初的张良。这就更加增强了刘基报答知遇之恩的愿望。
最后在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众多武将文臣的辅佐之下，朱元璋终于一统江山，开创了大明王朝的几百年基业。
刘基审时度势，不盲目愚忠于元朝，最后得以成为明朝开国的第一功臣，这与他的“良禽择木而栖”的择主思想是有相当大关系的，刘基也终于在元末乱世中一展身手，使自己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理想之花也在适合的气候与土壤中萌发了。
2．遇见“明主”就要忠心不二
择主虽然讲究依时而变，但“跳槽”过频却并不可取，天下之大卧虎藏龙无数，遇到合适的“领导”时便要死心踏地跟着，不可一山还望一山高，如熊瞎子掰玉米似的，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捞到，这是做人的大忌，也是有“心机”的人必须明白的道理。
我们常说的择主要喜新厌旧，但这个喜新厌旧的前提是我们的上司领导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跟着他注定一辈子将无所作为，这样才能成为我们选择“跳槽”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遇到的是明主，是不可多得的雄才大略之人，这时如果还“一心二用”，到头来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便可能是你自己。
做人要有“心机”，这个“心机”并不是要我们不劳而获去占别人的便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人生和事业的成功，所以找到“明主”之后最好死心踏地跟着，“贞观之治”年间的著名宰相房玄龄，便是这样一位悟透这一“心机”的人物。
房玄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得力助手，他与杜如晦被人合称为“房谋杜断”，一时被传为佳话，他一生至忠至勤，在唐太宗年间做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善始善终，这在斗争激烈的封建官场是十分难得的。
隋朝末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当官。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多起义军中，惟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房玄龄的这一“弃暗投明”便正是他一生发迹的起点。
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的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治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人言官场险恶，官场如战场，其实并不尽然，其主要条件应看处于什么样的朝代，得遇什么样的君主，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许多人忠诚于他，尚有许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终，何况奉事别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官场机诈，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至于如何避免，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俗话说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但房玄龄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年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实在是中国古代大臣里善始善终的典范，他能做到如此，概莫基于两点原因：其一是弃暗投明，抛弃腐朽的隋朝投奔了开明的唐太宗，这一选择为他的一生开了一个好头；其二是他能够勤勤垦垦地跟随太宗皇帝，这是他得以荣宠一生的根本原因。
为官之道，择主固然重要，但踏踏实实做事却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所在，悟透这一“心机”的人将注定有所作为。
3．冯道学做“墙头草”成就“不倒翁”
墙头草的特点是风吹两边倒，哪边势力强便倒向哪边，也许有人会说它意志不坚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其实不然，这里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处世哲学，试想如果墙头草“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恐怕过不了几天便会被大风拦腰折断。做人应该学学“墙头草”的精神，尤其是在变幻莫测的官场，更是要把握好风向，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官场“不倒翁”。
时代与时代不一样，为官之道也是有所区别的，房玄龄能做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一生极尽荣宠，关键还在于那是个和平年代，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他施展自己的抱负给予了充分的机会。但倘若一个人处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那么忠侍一主则极有可能被时代所无情的吞噬掉，俗话说“乱世宜用重典”，有“心机”的人应该知道乱世要学做“墙头草”的道理，五代时候的官场“不倒翁”冯道，便是这样一位深谙择主而事的“教父”级人物。
冯道历经五朝宰相，一直至病死家中，造就了中国古代官场的一段神话，恐怕他的纪录在中国古代官场是独一无二的了。他为人极富“心机”，在五代那个纷繁复杂的环境里，周旋于各国君之间，以极高明的手段，随事各代，从而创造了历事五朝不倒翁的官场记录。人们常说“知足者常乐”，冯道是有官就长乐；中国人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冯道是无官不能活，有官万事足。
冯道出身在自给自足的小康之家，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当时极重门第出身的社会风气下，想跻身官场是很难的。但冯道并不甘心，他也并不盲目投奔，而是仔细观察，选择一位明君，冯道还真找到了一位明主，他经人介绍投到了李存勖的门下，成了李存勖的亲信。从此，冯道踏上了他传奇般的仕途。
五代时期是个战乱纷繁的时期，握有兵权，略有些头脑的将帅便可称王称帝，但他们能领兵打仗是内行，治理国家却是个外行，对读书人又不重视，在他们眼里有了军队就有了一切。富有“心机”的冯道极力讨好逢迎李存勖，同时，他口齿伶俐，颇善言辞，还能引经据典，劝说君臣之间的纠纷。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后，只重视名门贵族出身的人，对冯道这样没有“来历”的人并不重用，但冯道却并不着急，而且仍就像原来那样谦恭、谨慎，至于他心里的打算，谁也不知道。后来明宗即位，他吸取前朝教训，决定以文治国，他想到冯道平时“表现不错”便用其为宰相，这时冯道才真正开始发迹。
冯道凭“谦虚谨慎”的形象爬上相位，但他并没有居相位而安心行其职，他还是密切的注意着时局的发展，当叛将李从珂兵变攻打京城，狡猾的冯道一想，李从珂虽然刚愎自用但他拥有大军，而刚继位的李从厚不过是个孩子而已，肯定不是李从珂的对手，于是打定了投降的主意，但一个人投降，落个骂名不说，也不会得到重用，不如劝说文武百官和自己一起投降，这样肯定能为自己捞个好差事，冯道使尽手段，苦口婆心，总算劝动了百官，一起到洛阳郊外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进文书。就这样，冯道由前朝元老重臣摇身一变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
冯道对官场的敏感预见是一般人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正因为如此，有好多人办不成的事，他都能办成。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研究了中国历史后指出，中国古代最无耻的时代是五代。确实，五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在这乱哄哄的时代，各色人物粉墨登场，这个时期便出了个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石敬瑭为了能夺取皇帝的位置，答应了契丹出兵的条件，其中有一条最难的是石敬瑭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称儿子。据载，写这道诏书的官吏当时是“色变手颤”乃至于“泣下”，可见这是一种奇耻大辱。至于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件既要忍辱负重，又要冒生命危险的事。石敬瑭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狡诈老练。但石敬瑭也很为难，害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这真使石敬瑭喜出望外。其实，城府极深的冯道另有打算，他想要得宠于“儿皇帝”，就必须笼络好“爸爸皇帝”，从他的这一做法看，冯道对于保全富贵，的确算得上有胆有识了。
冯道见当时契丹强大，便使尽手段讨好耶律德光，但他很快发现契丹统治残暴，不会长久。于是，他又重新寻找主子，果不其然，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夺取政权建立了后汉。冯道因“保护汉人”有功，而被拜为太师。冯道摇身一变又做了后汉的宰相。
岂料后汉也没存在几年，部将郭威便又造反建立了后周。他故技重施，又做了后周的宰相，冯道每次投靠新主都有不同的手段，比如这次投奔后周，在官场混迹多年的冯道心想，自己多次易主，这次再想轻易立足很难，怎么办呢？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那就是总得有点见面礼。于是，他打起了刘知远宗族刘崇等人的主意，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这些人。果然他又被推荐当上了后周的宰相。
冯道当后周的宰相没几年，郭威死了，郭威义子柴荣继位，这时后汉贵族勾结契丹要恢复后汉政权，冯道根据他半个世纪的经验判断，此次后周怕是保不住了。自己要想保住官位还得重新物色新主。柴荣绝非以前冯道所事的几位主子可比，很有胆识气魄。当后汉、契丹联军袭来时，一般大臣都认为主上新丧，人心动摇，不可轻动，但柴荣决定亲征，别人见柴荣意志坚定，便不再说什么，只有冯道在一边冷嘲热讽，下面的对话很能刻画出冯道的心态：
柴荣说：“过去唐太宗出战，都是亲自出征，难道我就不能学他吗？”
冯道说：“不知陛下是不是唐太宗？”
柴荣又说：“以我兵力之强，出击刘崇、契丹联军，犹如以山压卵，如何不胜？”
冯道说：“陛下能为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