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说得柴荣大怒，他私下里对人说：“冯道看不起我！”
刚毅的柴荣哪里知道已成“人精”的冯道心态，冯道不是看不起柴荣，而是为自己在下一个什么朝代做官留下一条后路，弄一点投靠的资本。不过马也有失蹄的时候，这次冯道确实是看走眼了。柴荣真不怕邪，率军亲征，大败后汉、契丹联军，以事实给冯道一个响亮的耳光，冯道自知时日无多，这位传奇般的“不倒翁”从此结束了自己的宦海生涯，老死家中。
冯道一生历事五代君主，虽然最后一场看走眼了，却无损于他中国历史上第一官场“不倒翁”的“美名”，这等做人“心机”和官场手腕即使历经千年，依然后人仍为之唏嘘不已。
4．制造自己的靠山
一山不能容二虎，当你不能成为那只老虎时最好的办法便是将小老虎喂养长大，等到虎威初现的时候，你便是那隐居“虎”后的太上皇了。“养虎”便是制造自己的靠山，是自己制造自己的“主人”，这是为官之道的最高境界，但却也是最危险的事情，搞不好便会“养虎”为患，被虎所伤。
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历来被世人所称道，他的经商法则成为后人学习的“宝典”，殊不知，二千多年前的秦国商人吕不韦，用他的经商手段买下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胡雪岩与他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最会做买卖？也许有人会说，犹太人是个商业民族，最会精打细算，中华民族是个重农轻商的民族，是个不懂经商的民族，的确，传统中国的商业很不发达，传统观念一直把商人看做为社会的蛀虫，认为他们是些居中盘剥，不劳而获的人。商人们即便家财万贯，也抵不上清贫的书香门第，也入不了正人君子的法眼。进入史书，能上功德牌坊的都是明君贤相，烈女功臣，却从未见到过一个商人。
然而，谁又能料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桩“生意”就出在中国呢？越是精于商业的民族，越有严格的商业观念，越是不善商业的民族，却往往思想解放，胆量无边，什么生意都敢做，失败与成功全不在乎。中国商人的气魄是令全世界文明人都感到震惊的，因为他能买下的对象不是一宗财产，也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更加奇怪的是这桩生意居然成功了。
这个做买卖国家的生意人就是吕不韦，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卫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他“养虎”自用，制造自己的靠山，做了一笔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生意。
战国末期，秦赵两国争端大起，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只好罢兵，并互换人质。异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了赵国的人质，他的处境也是可以想象的。异人身在赵国作为人质，处境极其艰难，遭到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吕不韦瞅准时机，决定要做好这桩政治生意，便去赵国见了异人。
吕不韦运用过人的手腕和“心机”，把异人推荐给当时秦国的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为嫡子，这就意味着异人将来会是秦国未来皇位的继承人。
聪明而又富于“心机”的吕不韦要为自己的投资挂上双保险，他还要通过血缘关系把自己的命运同秦国未来王位继承人联系起来。他挑选了貌美风流、能歌善舞的赵姬，使她怀孕后，再用计谋将这位妖艳的美人献给异人。赵姬果然生了个男孩，并被异人立为嫡子，这个男孩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
吕不韦的苦心经营终于开花结果了。异人终于登上了王位，即庄襄王，即位后庄襄王就下了第一命令：“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以蓝田十二个县为食邑。”这道诏书传达下来，秦国的文臣武将都惊呆了：当朝的百官尚无一人有此殊荣，在秦国的历史上集官、爵、食邑最高等级为一身的也是少有的。这样，吕不韦就完全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庄襄王沉溺在声色之中，自己倒也心甘情愿。秦国开始了吕不韦专权时代。吕不韦彻底打破了商人“富而不贵”的社会规则。
没多久，庄襄王去世，嬴政即位。吕不韦除任丞相、文信侯外，顺理成章地做了秦王嬴政的“仲父”，他的个人专政从后台转入了前台，吕不韦不愧是中国第一商人，至此，他经营的事业，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吕不韦一生纵横于商场与官场，上下通吃，左右逢源，成为那个时代最瞩目的人物，他的“养虎”之术为他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和财富，成为和皇帝并驾齐驱的人上之人。但遗憾的是，吕不韦在人生的巅峰时忘记了“养虎为患”的经验教训，树大招风，他的存在已经深深影响了秦始皇嬴政的执政地位，最终吕不韦没有逃出被毒死的命运，没有落得个善终的结局。
纵观吕不韦的一生，其“心机”之盛可谓冠绝古今，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建立靠山之后没有适当藏锋，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值得后人深思和引以为鉴。
5．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人人都有喜新厌旧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有人表现得很明显，有些人善于隐藏和隐忍，而做人若想成功，就应该懂得什么时候该隐，什么时候该显，什么时候放弃旧主而另投明主，在这拿捏和把握分寸之间，便正是一个人做人的“心机”所在。
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自然界进化的一个基本规律，那便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这个规律不但适用于竞争激烈的自然界，同样也适用于竞争格局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这种竞争格局的存在，便导致了在特定的时候必然有适应社会前进方向的政权出现，也必然有被时代所淘汰的政权没落，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人便会选择投靠代表新生和希望的“新主”，而只有那种脑袋一根筋且顽固不化的人才会依然追随没落的旧主，成为时代和历史的殉葬品。
以敢于劝谏而名垂青史，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一起忠心辅佐唐太宗，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的一代名臣魏征，便是这样一位懂得“喜新厌旧”的人，正是因为他选择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他的才华和忠诚才能青史留名，在历史上享有崇高盛誉。
魏征生于北周时代的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即便合理而有远见的建议，李密也不矛采纳，李密的刚愎自用，导致了被王世充部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
此时的魏征已看出李密决非改变天下的人，恰好此时李密走投无路，率部投降了李渊。魏征便抓住机会，成为了李渊手下的一员谏臣，为李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李唐王朝建立后，太子李建成见魏征颇有才华，便把他找来当做心腹，魏征忠心辅佐，李建成的势力便愈来愈巩固，岂料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薄，至此魏征算是真正地开始“发迹”了。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魏征以勇于劝谏而名垂史册，他的理想和抱负也只有在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李世民那里才能得到施展，倘若换了别的帝王，魏征恐怕早就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了。
喜新厌旧，择主依时而变，这些貌似贬义的词语，在特定的条件下，便是向着正义和真理的方向前进，倘若你囿于世俗的偏见，到头来被时代所抛弃的便是自己了，做人要有“心机”，“相时而动”，“喜新厌旧”便是其中之一。
6．择主依时而变，还要懂得进退之道
在权力的角斗场上总是血雨腥风，一着不慎便可能招致全盘皆输甚至遭来杀身之祸。识时务之人应当懂得选择明主，同时还应懂得做人的进退之道，只知进不知退的人有可能“壮士一去不复返”，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唐朝著名诗人王翰在其《凉州词》中写道：“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确，战争的残酷会让那些远征的战士受尽磨难，甚至客死他乡，陈陶《陇西行》一句“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深闺梦里人”便道出了战争的残酷和辛酸。
相对战场的明刀明枪，政治斗争的暗箭黑手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政治斗争很难见刀光剑影，却依然是杀机重重，稍有不慎便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战死沙场还能落得个精忠报国的名誉，而倒在政敌或主子的刀下却是只能是加个“莫须有”的罪名而饮恨九泉了。
所以选择明主之外，更重要的一点还要懂得进退之道，为了贪求功名，只知进不知退的人，便极有可能马失前蹄，难以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