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轻工部的领导给了他半个月的假期，让他回去解除婚约。到了济南法院，当时离婚的案子太多，法院的人忙不过来。他待了几天后决定返回北京。部里的工作很忙，他不能因为这事在这里浪费时间。1954年，我国的第二部婚姻法颁布，他再次回到济南，他给当地的法院写了诉状，说明了他们的婚姻状况属于父母包办，两人没有一点感情。法院的人说他们要征求单位的意见。后来法院给他所在的单位来过函，可单位没有告诉他，单位怎样回的信，在信中写了些什么，他不得而知。直到第二年法院来了判决书。判决书上说他“自参加工作以来，思想落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在男女关系上屡犯错误。
根据调查情况，赵嘉麟的离婚原因属于喜新厌旧，不予判决”。并特别说明这是“最终判决，不得上诉”。他找到法院院长，院长答复他说，这是你们单位出的证明。1955年，他又回到了济南，找到了法院的院长。院长很同情他，告诉他说，你要想办法做女方的工作，让她主动提出离婚，因为按你现在的处境，你们单位不可能给你重写材料。
没有单位的材料，谁给你重判，谁就要犯错误。
听了那位院长的话，他只好另想办法。第二年，他找到了党委书记说：组织上关心我，不同意我离婚，那厂里出个证明给当地的街道委员会，把我女人的户口迁到单位来。单位领导表示，对他的处境很同情，要他先写个申请。不过，事情和他预料的一样，连续三年，这件事也没有办成，原因是女方不同意。不过，他手里却拿到了街道给他出的女方不同意的三张证明书。这也正是他的初衷。
1961年，他前脚从济南来到太原，女人后脚就撵了过来。女人还是第一次来他的单位。女人来后，厂里就安顿他们住在临时家属宿舍里。赵嘉麟住的那间房子正好紧挨着一位副厂长，这位副厂长还是厂里的党委委员。那时候他们住的房子的顶棚是用纸糊的，隔音效果很差，这边说话，那边听得一清二楚。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等晚上睡下后，他就故意向女人那边靠拢。他挨近一点，女人就喊叫一声，他离她越近，女人喊叫的声音就越响。在寂静的夜里，女人的声音越发显得嘹亮。
听着女人那杀猪般的号叫，他在兴奋之后又感到一阵阵悲哀。为自己，也为那个可怜的女人，为和他有着共同遭遇的人们。他那天所以要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也有那么一点卑鄙。其实，女人那天真要是不吭气，甚至主动以身相许，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也许一时冲动，和那个多少年来没有感情没有共同语言的女人有了那么回事。可女人就没想到他的阴谋，像见了狼一样，吓得大呼小叫，唯恐人们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正好中了他的诡计，让他阴谋得逞。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领导知道，他们之间没有一点感情，没有那种关系。第二天一大早，女人就急急忙忙地跑了，吃饭时连人也找不着。
赵嘉麟马上找到党委，说明了情况，并虚张声势，说这样怎么成，要是她出走或者出了什么事，家里来要人，我可负不了这个责，而且对厂里也没什么好处。这件事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全厂的人都知道，赵嘉麟的女人来了厂里，和赵嘉麟睡在一张床上，可不和赵嘉麟干那个。实践证明，他的决策是无比英明、绝对正确。那天，厂里派人把那个女人从车站找了回来。女人回来后，厂长便找她谈话。女人说她不愿意在这里住。
厂长说，你要回家可以，用不着偷偷摸摸，想回让老赵送你。女人第二天就走了。女人走之后，他就去找领导，因为有那位副厂长做证，这次厂里很是痛快地给他重写了证明材料，说明了实际情况，同意他离婚。赵嘉麟喜气洋洋地怀揣那张介绍信，马不停蹄地回到了济南，心想，这下总算解脱了，没想到，法院却不同意。因为他的前妻扬言，法院要是敢判离婚，她“今天离婚，明天就吊死在法院门口”。这时赵嘉麟才知道，那份揭发他是特务的材料是那个女人写的，想用这种办法拴住他，不要离婚。
这主意自然是她那个反革命姐夫孙义久出的。不过，在她看来，好女不嫁二男，是老祖宗留下的古训，绝不能毁坏在她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赵嘉麟只好求助于媒体。他找到了《大众日报》，说，这表面上看是离婚的事情，其实不是简单的离婚，而牵扯着政治，是阶级斗争，是真正的反革命对革命干部的报复。《大众日报》的记者也很同情他，他们找到了法院的院长。法院的一位女法官听了他的故事后很是兴奋，主动去做女方的工作。在种种压力下，他终于如愿以偿。
从1937年到1961年，他离婚用了整整24年的时间。
改造
赵嘉麟被打成特务、反革命之后，厂里对他采取的首要行动就是没收藏书。他的藏书大约有500多册，有《辞海》、《辞源》、《中华大字典》等大型工具书；有《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十日谈》、《堂吉诃德》、《浮士德》等世界名着；有郭沫若、瞿秋白、朱自清等人的着作。在没收藏书的同时，还搜查了他的宿舍，之后便让他离开干部宿舍，搬到工人住的单身宿舍。和他同住一室的还有两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共青团员，积极分子。他心里清楚，上面这样安排是为了让他们来监视自己。
当然，从那个时候起，他的人身自由便受到了限制，包括出门也得报告。其二是组织大会、小会批斗。批斗完之后写检查，尽管赵嘉麟的文字水平在全厂也算可以的，可写的检查总是过不了关，写了一次又一次。他站在能容纳近千人的大礼堂中，感叹时世的变迁和人生命运的无奈。
以前，他也常常站在这个地方，不同的是，那个时候他是以财务科长的身份站在这里作报告，得到的是尊重，听到的是掌声；而今天却是以一个特务、反革命的身份来接受批判，得到的是歧视和羞辱，耳闻的是训斥甚至谩骂。其三是行政降级，由原来的行政17级降为25级，工资由106元锐减到37元。看来，有人不光是要从精神上压制他、打垮他，还要从经济上制裁他、限制他，让他感受到双重的压力，让他没有心思、没有气力起来反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批斗了几个月后，赵嘉麟就被下放到车间劳动。他劳动的车间叫“蒸煮锅”，是全厂最苦最累的车间。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往皮带上上料。他们干活用的是大铁锹，连水带料，一锹的重量足有20公斤，皮带一刻不停地开，人就得不歇不住地往上面铲，一个班也没有喘气的机会。而且，车间里成天散发着强碱这种有害气体，这种活连农村的壮劳力也累得够呛，大都要得肺病，他这个知识分子的处境自然可想而知。在蒸煮锅车间干活的那段时间，让他终生难忘。十冬腊月，在车间干活时，只能穿一个短裤头。
车间里的温度高，水汽弥漫，他手握大铁锹，一锹接一锹往输送带上上料。输送带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身上的汗水如同川流不息的溪水，没完没了地流淌。一锅需要4吨料，加上水最少也有8吨。这8吨料，要靠人一锹一锹地攉到皮带上。就这样，半年多的时间，他的手关节就变了形。那段时间，他除了上班，就是睡觉。一下班就躺在床上，浑身的骨架也好像散了，没有一点气力。直到现在回忆起那段生活，仍然心有余悸。那时候，他像一种用火蒸用水煮熟后供人们食用的东西，又仿佛是只有经过烈火的蒸沸水的煮才能得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也许是一种定数，要不他怎么能千里迢迢地从济南跑到北京，然后又从北京到了太原造纸厂这个名叫蒸煮锅的车间来接受改造，接受蒸煮这种特殊的锻炼呢？
1956年，厂里来了个新书记，新书记是陕西人，心地善良。有一天下车间时发现了赵嘉麟，就向陪同的人打听他的情况。不几天，厂人事科长就找他谈话，说书记开会的时候讲，咱们劳动改造是改造人的思想，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书记还批评他们，说不应该把一个旧知识分子放在这样的岗位上，还让赵嘉麟自己挑选一个工作。他当时想，财务是要害部门，他一个反革命去不了，也不能去，他说自己还有一技之长，学过农业、林业、畜牧，果树园艺也懂得一些。
1953年，赵嘉麟曾经给厂里总务科拉过一个清单，告诉他们什么树种是优良品种，总务科的人就在一个取了土的工地上栽了不少果树，苹果、梨、水蜜桃和巴丹杏等，现在已经长大，快要挂果了。那天，人事科长问他想去哪儿，他说我想去搞绿化。因为有党委书记过问，人事科的人自然不敢阻拦，还答应给配两个人，连同他一共3个人，开始搞起了绿化。先是厂区的防风林、行道树、花坛、绿篱，然后是修剪果树、拾粪，后来又养起了猪和鸡。第二年，他们管理的果木树就硕果累累，水果获得了大丰收。每户平均可以分到40斤。厂里拿水果给市里的领导送去，一下轰动了市里。
市委书记说，这水蜜桃我在画报上见过，没想到你们这儿还有。那水蜜桃白里透红，一个就有450克重。市委书记让秘书来找赵嘉麟，要他把桃树移植到市委去，他没答应。借口说这树很娇气，不宜挪动。人们不是常说：人挪活，树挪死嘛。那一年，每家除分了40斤水果，还分了两只小鸡。小鸡是用电灯泡孵出来的。这下，赵嘉麟又出了名。可对于他来说，这出名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水果丰收了，绿化搞好了，小鸡孵活了，厂长又生气了。厂长就是这种人，他不希望自己想整垮的人受到人们的表扬。赵嘉麟要是活得好了，他心里就不如意，厂长的嘴皮子上下一动，赵嘉麟就从绿化组给发配到了小煤窑。
他来小煤窑报到的第一天，小煤窑的矿长就跟他讲，他现在很发愁，小煤窑连续几年完不成任务，年年亏损。矿长是个工农干部，没有文化，他和赵嘉麟说这些的时候，一脸的无奈。矿长说，你是个老会计，给咱出个点子。他说，我来你这里是接受改造来了，又不是来当参谋或者顾问。厂长说，快算球了吧，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你也用不着跟我耍那个里个楞。赵嘉麟和矿长下了几回井，看了看下面的情况，了解了当时的工资分配办法，就同矿长说，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敢不敢采纳？矿长说，敢，除了让我杀人。
当时的小煤窑从矿井下面往上运输矿石靠的是牛拉车。因为是死工资，一天拉一趟和拉十趟挣的是一样的工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
谁不知道坐在那儿比干活舒服，比干活出气匀？矿长听了他的话，把计时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以车为单位，拉一车给一车的工资，拉的越多挣的工资越高。这样，就激发和调动了工人们的积极性。原来一天只能拉一至三车，改革后可以拉到十几车，效率提高了五六倍，当年就扭亏为盈，挣了一万。第二年挣了三万。矿长心里乐开了花，感慨地说，以前从没挣过钱，现在咱们是改天换地旧貌变新颜。下一步，咱们要通电、安装电话。这山沟里原来属于四无：无电、无路、无报纸、无电话。
地方偏僻，消息闭塞。
出山
与此同时，太原造纸厂也出现了连年亏损的现象。赵嘉麟在厂里的时候，厂里的利润最高时达到400万/年。这几年因为亏损严重，厂子已经下放到省轻工厅；因为亏损严重，厅长亲自下来蹲点、调研。厅长问厂长，你们厂连年亏损，完不成任务，为什么却把一个老财务科长下放到山沟里？他是轻工部的人才，到了你们这里，你们不让人家回去，也不用人家，反而把人家打发到山沟里去劳动？
这个时候，赵嘉麟才知道，原来造纸厂把他打成反革命后，轻工部来电话询问情况，并发了函，要调他回部里。厂里的领导说“本人有重大问题，日本特务的身份尚未查明，不能调动”，把轻工部的函给顶了回去。他知道后，就给部里写信，反映情况。他在信中说，“图表账”改革成功后，部里在同行业推广，国务院把它送往友好邻邦越南交流，这是不可抹杀的成绩，为什么却把他打成了反革命？他坚决要求回部里，他说他原来就是来这里蹲点的。他的工资是部里发，人事关系也在部里。
其实，他当时还被蒙在鼓里。就在他被打成反革命的同时，厂里就给部里打了报告，部里接到厂里的报告后，就已经除了他的名。
厂里把他安排在单身宿舍，三个人住一个房间，让其他两个青年团员暗地里监视着他。时间久了，他们发现赵嘉麟并不像厂里领导说的那样，是什么日本特务，历史反革命。渐渐地同情起了他，把馒头给他吃，最后反而被他同化了。同室的一个人的爱人来了，他就搬到厂里的机动宿舍去住。年轻人觉多，每天上班还得赵嘉麟叫他。有一天赵嘉麟又去叫他，连续叫了几声也没人答应。赵嘉麟急忙把门踹开，看到一家三口都躺在那里，原来是煤气中毒。幸亏发现得早，抢救得及时，否则，一家三口都没命了。那后生自然很感激赵嘉麟，以后他们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轻工部接到赵嘉麟的信后，就派了一位姓刘的科长和一位科员下来了解和落实他的问题，并成立了专案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们所下的结论全部是虚假不实之词。专案组宣布，“图表账”是改革的成果，应该给予奖励、表彰，三大类37条罪状全部推翻，厂里要尽快为本人恢复原薪原职。当时，厂里的领导、部监察局来落实问题的人和赵嘉麟本人都在那材料上面签了字。那个时候，他突然间觉得天也蓝了，地也宽了，太阳又出来了。对于一个人来说，难道还有比这重要的吗？比这更让人高兴、更让人激动的吗？他心里默默地祈祷，感谢党，让他这个老知识分子重见天日！然而，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轻工部的人前脚一走，厂里的领导就变了脸，就推翻了那个有三方签字的决定！厂里又把他同右派连在了一起。
理由是，他攻击人事科，说“人事科比旧衙门还怎么样”，同时他还说过“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建设社会主义比推翻三座大山更复杂”的右派言论。厂里的这一招确实高明。因为反右当时是全国性的，不是个案，部里的人也无可奈何。
那天，轻工厅长还说，你们把人家老赵下放到山沟里，厂里却是连年亏损，一年达到160万，说明你们没有人才，不懂管理，现在还不把人家请回来？厂长心里不同意，但他嘴里不能说，便问小煤窑的矿长，说，你看有人反映得不行，要求把老赵调回来，你那里怎么样？矿长说，我那里好不容易才翻了身，离开老赵怎么行？
厂长回去告诉厅长，我倒想把老赵调回来，可人家小煤窑不放人。厅长问，哪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