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二题
王祥夫
八十年代的书店
记不清到底是哪位文友了，他的斋堂号就叫“二店斋”，这个斋堂号如不经他本人解释谁也不会弄清楚是什么意思。在我们那个小城，过去的百货商店是一、二、三、四地排着叫，百货一店、百货二店、百货三店、百货四店。简称之一店、二店、三店、四店，如果一直开下去可能还会有七店八店九店十店。开有一百个百货商店的城市好像在中国还没有，上海那么大，百货商店也就那么几个，如果真开到一百个百货商店，叫起来多少有些绕口，“一百百货商店”，真是连一点点雅意都没有。
那位给自己书房起名为“二店斋”的朋友，曾经解释过他的书房为什么要叫“二店斋”，是因为他经常去的地方一是饭店二是书店。去饭店是为了把肚子填饱，去书店是为了去把脑袋武装那么一下子。
八十年代的书店都有那么个柜台，把顾客和书架隔开，所以去了书店你只能买，而不能抱着一本书在那里看。清贫的学子那时候要想在书店看看书简直是梦想，也只能隔着柜台过过眼瘾，眼睛近视的，连这个瘾都过不了！有拿着望远镜站在柜台外朝里边看书的，这绝不是笑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你如果对随便不论哪家书店的店员说一下法国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人家不但可以让人在里边看书，而且还会给前来看书买书的顾客准备过夜的床铺，听你说这话的书店店员肯定会吃惊不小，以为你的脑子出了问题！在书店里过夜，怎么回事？巴黎莎士比亚书店曾做过统计，几十年来，少说有四万多人在他们的书店里借宿过，虽然他们的床不大，但实在是够温馨，实在是够浪漫，实在是够体贴。在中国，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有这种事，以后有没有不敢说。且不说在书店里借宿，只说可以在书店站在那里或蹲在那里拿着一本书一看就是半天也是近一二十年的事。现在的北京王府井书店，常见年轻的学子站在那里看书，或者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一瓶泉水，分明已经在那里看了老半天，他们买不起那么多的书，但他们看得起！八十年代，你去书店买书要对店员赔上一百倍的小心，要他们帮你把书拿上来再拿上来，拿下去再拿下去，买书就得挑，但往往是你让她或他把书给你多递几回，他或她的脸色分明已经由晴转阴。现在的书店一般都撤销了柜台，这简直是一次革命。
八十年代去书店买书还必须要耳目灵通，什么书来了，什么书必须要走后门才能买到，要打听，要找门路，是神神秘秘，或者，简直就是鬼鬼祟祟！在我们那个小城，新华书店里边还有个内部书店，专供有身份的人去那里买特别的书，但不知道那些人都是些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的人？总之，一般人是进不到那间屋子里去。
像《多雪的冬天》、《领导者》、《国际礼仪手册》这些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书就是当年在内部书店一本一本流出来的。那时候，好像什么都有个“内部”，书要是一旦归了“内部读物”便好像永远与老百姓无关，老百姓是谁？老百姓就是“工农兵”，当时，根本就没人敢问一句为什么这种特权就不能下放到工农兵那里？既然，“工农兵”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瞒着主人的事？这说不清，也不必说，莎士比亚说过：“愚弄的鞭子永远是在牧人手里，羊儿哪有拿鞭子天分！”
八十年代的书店可真是书店，而且它们都有着同一个比大炮还要响亮的名字“新华书店”，那之后，一切都变了，八十年代过去了，是永远过去，不会再踱着步子老模老样地走回来，这真是一件可喜的事！八十年代的书店还是有让人们向往的地方，那时候电视刚刚出现不久，还没有普及到家家户户，读书在那时候亦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娱乐和消遣。八十年代，我特别喜欢插图本，去了书店就找插图本，而现在我是最讨厌插图本。现在买书，书店就在网上，敲敲键盘，一瞬间会领略多少书籍的万紫千红！但逛书店的习惯究竟难改，前不久去加拿大的滑铁卢和多伦多，是，一头就扎进路边的书店，虽然我不懂外文，是，不懂也要买几本。不如此，岂不是白来。访问一个城市，是一定要去这两个地方，书店和饭店！如有时间，最好还要去听听街头音乐，流浪者的街头音乐总是让人感动。
八十年代的爬格子
许多人把作家写作叫作“爬格子”，像是有那么点写实的味道。
八十年代写稿真可以算是辛苦，写着写着就真的要爬在那里了，八十年代的作家也真是能熬夜，写一阵，看看桌上那绿壳子的小机械闹钟，半夜十二点多了，再写一阵，再看看小闹钟，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那时候，我常常会一直写到凌晨三四点，为了醒醒脑子，我会走到自家北边的小院去看看天上的星斗，那星斗是那样的清冷，那样的明亮，周围又是那样的寂静。在这种众人沉睡你独醒的时候，你的脑子像是特别的清朗。我那时候年轻，在仰望星斗的时候，心里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到了后来，才明白作家只不过是一种职业，任何加在作家头上的美誉都很好笑。
八十年代作家写长篇，是无一例外，几乎全部都要靠手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一次大学的讲座上，有个留长发的大学生突然站起来提问：
您的第一部长篇，三十多万字，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吗？我当时在心里笑起来，难道可以两个字两个字抄吗？那只能是用电脑，一下子打出两个字或三个字的词来。
所以近二十年中国的小说产量才会那么高，有人计算过，现在小说的年产量是二十年前的三十多倍还不止。所以我会在心里更加佩服那些古代的作家，用毛笔，写蝇头小楷，那些上百万字的小说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那才真叫是毅力！比如《红楼梦》，或者是《三国演义》。简直是“好家伙！”
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了种种美好理想和憧憬的年代，写作在那时候真是神圣，开笔会，头天晚上就开始兴奋了，想第二天应该怎样发言，“思想”和“哲学”这两个词在那个年代总是挥之不去。那时候写发言稿是彻夜的事。那时候没有电脑，只能靠手写。英雄牌水笔和鸵鸟牌蓝墨水。我那时候特别喜欢那种很大张的稿纸，这种稿纸的天地和两边的地方特别的宽大，改起稿来特别方便。那时候开笔会，不只是我，许多人都特别热心收集稿纸，《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和《青年文学》
的稿纸，是让青年作家们眼热的东西。一旦收集来，却并不单单是用来写稿，更多的时候是用于写信，亦是一种有时代感的“虚荣心”。八十年代人们没有手机，打电话也不方便。想和朋友说些什么话就写信。各种的信纸，各种的信封，都是为写而准备的。信纸有特别漂亮的花笺，信封也有各种的样式，上边且印着各种漂亮的图案，文具店里都有得卖。我认为，近二十年来的邮政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美感的邮政，一时间，竟然取消了所有形式的信封，要想寄信就必须买他们印制的那种牛皮纸信封，可以说是一种可耻的垄断行为，好在，我们现在有电脑，想说什么可以发电邮！好在，我们现在有手机，想把消息告诉朋友，我们可以发短信！不必再为那种丑陋而统一规范的信封气恼。我现在自己印有好看的信封，我给朋友写点什么，比如用八行笺，写好了，装在我自己特制的信封里，然后亲自交给朋友以作纪念，我们才不稀罕邮电局的那一枚邮戳。
八十年代对作家而言是个辛苦的年代，是，一定要写，是，一定要把时间耗到，爬在那里，把背拱起，眼睛近视的，要把脸几乎贴在稿纸上，再长的小说也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起。我的第一部长篇《乱世蝴蝶》，最后一遍抄完，右手的手掌上留下了厚厚的茧。好多年后，才慢慢退去。说作家的写作是个体力活，可以说一点点都不夸张。用陕西话说，是“没有身体，吃架不住！”作家有写死的，从古到今，不在少数！而现在的写作就相对轻松得多。但我还是怀念八十年代，那种情怀，那种神圣感，那种彻夜写作的“耕作”精神。当然我也喜欢电脑，现在我也离不开电脑。我们这个时代是受电脑左右的时代，你去银行取钱，有时候银行的人会告诉你电脑出问题了：“什么都不能办！”
这是个让人有许多说不完的麻烦的时代，如果电脑一出毛病，作家的烦恼就更大，走出来，走进去，抓耳挠腮。我不大懂电脑，说来好笑，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在电脑前居然点了一炷香，唯愿我亲爱的电脑在新的一年里不要给我找麻烦，好好的别出毛病。我现在是完全接受电脑的统治，乐于接受它的统治！除此之外再无他法，谁让现在是“现在”，而不是八十年代。
时代确实变了，写这篇小文字的时候，我耳边响着喜庆而祥和的广东音乐，好像是，一刹那，连这广东音乐也像是变得十分古老，是瞬间凝固，所剩下的，只有怀旧。
王祥夫男，1958年生，辽宁抚顺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大同作家协会主席、中国小品文学会会长。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学》优秀小说奖，短篇小说《上边》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一名，个人专辑获2006年度《滇池》奖，短篇小说《桥》获《小说月报》第十三届“百花奖原创奖”，长篇小说《种子》英译本获美国丹佛尔奖，短篇小说集《狂奔》获2009年中国“三个一百奖”并参展法兰克福书展，中短篇小说《儿子》、《怀孕》、《回乡》、《西风破》、《驶向中北斗东路》
等改编并拍摄为电影。
陶然亭祭
陈烁
知道陶然亭这个地方，是十八年前。在挚友伶雁的引荐下，买了一本柯兴的着作《风流才女——石评梅传》，作家详尽的叙述，将二十世纪初一个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展现在我的面前，也将“陶然亭”三个字，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间。
石评梅，山西省平定人，十七岁时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北京师大附中女子部主任。从教之余，致力于文学创作，收获甚丰，成为五四新文化开创时期的着名女作家。
高君宇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1919年参加了着名的五四运动；在李大钊指导下，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1920年秋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为首任书记。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为第一批党员。1922年1月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出席党的“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出席中共中央杭州特别会议，参与了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决策。1923年2月，参与领导了着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同年6月，党的“三大”后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主任。曾任《向导》、《政治生活》编辑。建党前后曾领导创建山西省团组织和党组织。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受党的派遣，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总务股主任。同年10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斗争。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着名革命活动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党的创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就是这样两个才华横溢、声名显赫的青年，在战火纷飞中相遇相识。然而，石评梅由于初恋受挫，在她的心上留下了太深重的创伤，以及她对人生惨痛的疑虑，致使她无法坦然地来接受高君宇的爱情。直到高君宇情郁于中又加上为革命奔波劳累，积劳成疾，年仅二十九岁病逝，石评梅才后悔莫及。在高君宇故后，石评梅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高君宇。一方面，她读了高君宇遗留下的日记和他发表在革命报刊上的文章，并参与了一些社会实践，比如，女师大的学潮和“三.一八”
惨案，开阔了她的视野，李大钊、邵飘萍、刘和珍等先烈们的血孕育了她对革命、对时代的新认识，从而加深了她对高君宇的理解与爱。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石评梅对高君宇的夭折有一种负疚与忏悔的情绪。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独身自守以伴九泉之下的高君宇，是自己折磨自己，然而，她又逃脱不了情丝的捆缚，“我虽未杀伯仁，伯仁终不免因我而死”，也许是她陷入自责自悔之中而无力自拔的原因。
这两点，前者是历史的、实践的，后者是心灵的、情感的，纠缠在石评梅的内心深处，让她深彻地感悟到：高君宇是一个伟大而多情的英雄，只有他才是她忠诚的情人，才是她生命的盾牌，才是她灵魂的保护者！这种情愫，致使她以真心相许，并决心走君宇的路来纪念他。于是，石评梅每个星期天和清明节，都要到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前，挥泪祭扫，悼亡追悔，并立下“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的誓言。这样过了三年多，石评梅终因悲伤过度，于二十六岁的秋天病逝。她终于实现了她的诺言，与爱她和她爱的人相拥长眠在京都西南、永定河畔的陶然亭——他们生前常常携手游历的山水之阁。我对陶然亭的向往源发于此。
历史的烟云已然消散，只留给我们一些字词造就的断壁残垣，而陶然亭却是真的存留下来了，历经岁月的浩劫和尘寰的洗涤，静默在京城一隅，固守着高石合墓，使我的向往痴然而热切。而一九九五年和二〇〇六年两次去京，我都与梦寐向往的陶然亭失之交臂，实为憾事。今年盛夏，应一朋友相邀赴京办点事，事情顺利办完之后，朋友邀请我在京好好玩几天，转转京城的旅游胜地。我告诉朋友，这一次只想去陶然亭。
盛夏的一个早晨，北京军区安排一辆车，让司机小梁送我和朋友去陶然亭。一路上，只顾听朋友和小梁聊天，当我们从陶然亭公园东门进入，才猛然想起祭奠高君宇和石评梅的鲜花忘记买了。朋友建议我在树荫下歇息，让小梁出去帮我买，我说这束花应该由我亲自买，还是你们在树荫下等我吧。于是，我只身折出东门，门外宽敞的太平街两旁是林立的高楼，哪有花店的影子？我询问售票处的一个女孩，她告诉我，公园西门外有一花卉市场。我谢过女孩，转身重新进东门，朝西行进。
只要公园附近有卖鲜花的地方，我就不怕路途遥远，因为在高石合墓前面敬献一束鲜花，是最能表达我对高君宇和石评梅这对革命情侣敬佩之情的唯一方式。
八月的骄阳热情似火，并将火力尽情倾洒在微微荡漾的晨风里，即便置身在风的怀抱中，裸露的双臂和脸庞上也是一种轻微的火辣辣的撕裂感觉。
直接穿过公园是通向西门最直接的路程，但是公园里满布湖水楼台，必须走很多绕路方能到达，我只好从偏北的方向绕行。好在每走到一个三岔路口，行道旁边的草地上就会出现一块指示牌，将各个路口所通向的景点详尽告知。即便这样，我还是不时向沿途的游人发出询问，以免走错路，因为朋友和小梁还在东门处等我，我“归队”的时间拖延一分钟，他们的担心就要深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