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活动中自由地抒泄胸中的郁结，寄寓心中的理想，疏导情感，安顿人生，可以说是元人的普遍选择。画家钱选也曾直言“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向画图开”，他终生隐居，寄身于画，“我亦闲中消日月，幽林深处听潺湲”，将胸中的愤懑化解在平和的艺术创作之中。改朝换代、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怀才不遇，世道乱离、身无所寄，在这样一个荣辱无主的历史情境中，寄情于艺术创作、寄身于艺术活动可以说是元人展开生命价值的最佳选择，正如吴历所言：“元季人士，亦借绘事以逃名，悠悠自适，老于林泉矣。”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元代文人画艺术家们将整个人生寄托在了“翰墨游戏”的艺术活动之中，与戏剧艺术家们一起，张扬了元代艺术创作观念的人生取向。
其实，中国社会自古便有着通过艺术创作而游戏人生的审美情结。同为“中国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的魏晋六朝，也是一个社会动荡却心灵自由的时代。魏晋名士把诚挚的个人情感和对自然山水的钟爱融入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之中，他们集纵情山水田园、论道养生、琴棋书画于一身的洒脱自由的生活模式为后代文人开拓了一条游戏人生的精神小路。此后，唐代王维于富丽堂皇的古典盛世之中独辟蹊径，创造了可供心灵小憩的充满闲适趣味的空灵清远的山水田园诗画，董其昌将其称为文人画之祖，“文人之画，自右丞始”。宋代苏轼更进一步提出“士人画”的概念，高标“政事之余”的诗画创作观念，并且实际创作了大量可以浅斟低唱的词作，大大推动了以“怡悦性情”为精神指向的艺术创作活动，将日常生活精致而闲适的游戏情调寄托在了艺术活动之中。
元代文人艺术家们在艺术活动中的游戏人生却与上述的生活审美不尽相同。尼采曾言：“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人把自己映照在事物里，他又把一切反映在他的形象的事物认作美的。”魏晋名士正是在个体感性的人的自觉这一层面上展开艺术活动的，萧子显曾言：“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南齐书·文学传论》）在魏晋名士看来，文学艺术是性灵的象征，文艺创作与个体的感性心灵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向往萧疏简淡的山水田园生活是出于对自身完美人格的认同，从而将日常生活剥离于政治功名之外，展开在艺术活动之中。
唐宋时期的先进文人们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生活理想之外开辟出一片可供精神自娱的闲适空间，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生活之余，更加崇尚一种玩味情致的艺术生活。在片刻的闲适生活中，他们标举的是“自我”和“个人”。正如余辉所言：“苏轼《木石图》表现出的‘心中盘郁’，宣泄的是社会政治给画家个人带来的烦恼；米芾、梁楷的‘墨戏’表现的也只是一种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皆偏重画家个人自我精神的畅达。”唐宋时期的文人们虽然也在功名与荣誉之外追求一种闲情而适意的艺术生活，但是“士、农、工、商”的传统角色将他们与社会世功紧紧联系在一起，承载于历史的自信力促使他们于审美生活中更倾向于吟咏个人的情致。
相比较于魏晋名士的独标性情和唐宋文人的玩味情致，元代艺术家们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所张扬的自由游戏的艺术人生显得更加完满，更加彻底。他们不仅仅在艺术创作中抒泄性灵、寄寓情致，因为被剥离出了修、齐、治、平的政治生活之外，他们更将整个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合而为一，将整个人生展开在了艺术活动之中。
面对山河的异色与自我价值的失落，他们在变乱的历史情境中进行了全新的自我认同，展开了迥异于传统文人的艺术人生。关汉卿高标自己的世俗生活，“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就向沙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波。槐阴午梦谁惊破。离了利名声，钻入安乐窝，闲快活！”吴镇快适于苍茫疏简的水墨生活，“依村构草亭，端方意匠宏。林深禽鸟乐，尘远松树清。泉石供延赏，琴书悦性情。何当谢凡近，任适慰平生。”吕止庵则醉心于诗酒琴棋的田园生活，“有何拘系？则不如一枕安然，直睡到红日三竿未起。乐吾心诗酒琴棋，守团圆稚子山妻。富贵功名身外礼，懒营求免受驱驰。则不如放怀遣兴，悦性怡情，展眼舒眉。”
如果说魏晋名士的人生艺术追求的是对个体感性心灵的张扬，强调的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之一）的超脱境界，唐宋文人的人生艺术张扬的是沉浸在社会世功之中的骄傲和自尊，抒写的是正统文人的荣誉与雅致，那么，元代艺术家们所揭橥的人生艺术则更强调生活的日常性质。他们将自由游戏的笔墨化为生存的实绩，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否定了传统价值观念，在有限的生命中自由逍遥、自我娱适的人生美学。
徐子方师在探讨艺术史分期问题时曾经指出：“近古艺术是指公元13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直到19世纪末现代派艺术诞生前的人类艺术，除了包括古典音乐和话剧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外，还应包括几乎同一时期产生的以戏曲乐舞、文人画、装饰性雕塑、私家园林等代表的中国艺术和以浮世绘、歌舞伎为代表的日本艺术”，“由于此时期的人类艺术皆有着面向人生回归世俗的背景，且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与社会及人类自身密不可分，所以也可将此时期艺术命名为人生艺术。”同样，也正是元代艺术的这种游戏人生的审美追求，赋予了有元一代“翰墨游戏”的艺术创作观念以鲜明的人生情怀与近世气息，开动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观念迈向近古的时代步伐，推动着中国艺术的历史演进。
小结
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认为，每一种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气候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元代艺术观念的独特内涵也与元代的精神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元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精神赋予了元代艺术“翰墨游戏”的创作观念特殊的时代内蕴。
“尚武轻文”是蒙古贵族实施统治的主要策略，虽然较为开明的君主也对汉族的“文治”颇为欣赏，但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在实行“蒙汉杂糅”的政治制度过程中对“汉法”的借鉴也是十分有限的。同时，为了维持民族势力的平衡，蒙元统治者往往刻意保持民族间的差异与隔阂，“盖世祖朝，汉人及色目人并肩面仕。此二种人之文化背景根本不同，故其政治主张亦相乖异。一旦施政，各欲行其所主，则冲突势不可免。世祖之用人施政，莫不由此冲突中出发，故其时政乃呈纷繁之象”。
尚武轻文和歧视汉人的统治政策打破了传统中国维系社会人生的传统秩序，消解了汉族文人士子对于社会政治的依附关系，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屈身“七娼八民九儒十丐”的边缘社会，也卸下了承载在身上的传统责任和精神重负，“人生短暂，生命可贵；珍惜生命，不为物累；既遭遗弃，何必忧虑；回归自然，逍遥于山水之间。这是元代文人普遍宣扬和奉行的人生哲学。”这样，艺术创作对于元代文人而言，不再具有“游而不戏”的终极关怀，他们将自由游戏的笔墨化为生存的实绩。“以文字供游戏”，酣畅自由地寄托胸中的情志，成为元代艺术家们从事艺术创作的动力和归宿，他们在自由游戏的笔墨之中进而游戏人生。
可以说，游戏人生既是元人实现自我价值、凸显生命意义的选择，也是他们实现自我认同的途径。从此，充分自由、心无挂碍的游戏态度不仅得到普遍认可，更成为元代一种主要的艺术精神，元代艺术们自由挥洒、游戏笔墨，将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生命尊严寄托在了艺术创作之中，也使得中国艺术逐渐具有“为自己”、“为现世人生”的意义，推动了中国艺术回归现世、走向近古的时代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