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谈论中世纪的手工业劳动时曾经指出：“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正因为如此，所以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从事本行专业和做好这项专业还有一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达到原始艺术爱好的水平。”这些手工业者“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奴隶般的忠心耿耿”。当“艺术”作为“技艺”而存在的时候，艺术创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对手艺和技术的展示。元代雕塑艺术家朱碧山的雕塑作品所展示出的却不仅仅是技艺的高超，更有着精巧的构思和主观情致的诗意呈现，从另一侧面呈示出元代艺术创作观念的游戏倾向。
（二）游戏人生：元代艺术创作观念的人生情怀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主中原沉重打击了中原文人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尚武轻文和歧视汉人的统治政策更将元代文士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传统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和生存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主要群体，元代的文人阶层将其审美的目光投向了现世的生存与平凡的生活。“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正是在历史契机的作用下，元代文人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艺术创作与个人生活的完美结合，艺术活动承载起创作主体本真状态的生存与生活，他们游戏笔墨亦是游戏人生，将自由游戏的笔墨化为生存的实绩，从而赋予有元一代“翰墨游戏”的艺术创作观念以鲜明的人生情怀与近世气息。
这种游戏人生的艺术创作以元代的散曲艺术最具代表性。
徐子方师在《辽金元文学与文人境遇》一文中曾论及文人身份矮化与元曲艺术繁荣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缓慢的情况“只有到了元代才随着汉族文人传统地位的失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文学史上才有可能在唐诗、宋词之后又出现了元曲的繁荣，出现了以戏曲小说为转折标志的文学新时代。可以说，文人在受到前所未有的不公正待遇的同时获得了补偿--思想解放和文学创新的机会。”从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整体历史着眼，我们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地位下降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文学创新”不仅表现在艺术形式的更新，也有艺术观念的全新演进。相比较于唐诗对外在世功的观照，和宋词对于文人雅致的玩味，元曲艺术对于创作主体而言，更是一种淋漓尽致地抒泄内心的激情以获得人生快慰的艺术手段。
生活境遇的突变，以至处世心态的转折，是元代文人投身散曲创作的历史机缘，绵延数千年的“游而不戏”的审美心境在历史的境遇中发生了重大转向，超脱了传统儒家塑造仁人君子的实践理性和传统道家化身万物之表的终极目标，元代文人将艺术创作退回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推起一种以游戏形态出之的艺术门类--散曲艺术。
如果说诗文书画属于传统文人的高雅艺术，戏曲属于平民大众的通俗艺术，那么，散曲则是一种通俗化了的文人艺术，这种“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艺术样式本身就是文艺与游戏的结合体。就体式而言，它自由活泼、灵活开放、长短自如，不像传统诗词那样有着严格的格律限制；从语言来看，它通俗诙谐、豪放泼辣、生动形象，不像传统诗词那样崇尚唯美含蓄。开放的体式与通俗的语言使得散曲创作本身就具有娱乐游戏的性质，艺术形式的活泼自由也赋予了散曲艺术博大的艺术空间，通过诙谐戏谑的散曲创作，元代文人倾吐块垒、直抒胸臆，确认自我、叩问人生，反叛传统、任情娱戏，可以说，元曲艺术家们就是以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来从事散曲创作的。
随着文化身份的失落与社会地位的下沉，传统文人的梦想被击碎在了残酷的历史境遇中，元代文人通过嬉笑怒骂的散曲创作，讥时讽世，嘲弄权威，反叛传统，“问从来谁是英雄？一个农夫，一个渔翁。”在散曲艺术家的笔下，古代的贤臣成为嘲笑的对象，“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烘。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圣贤孔子也受到了戏弄，“叹孔子尝闻俎豆，喜严陵不事王侯，百尺云帆洞庭秋，醉呼元亮酒，懒上仲宣楼，功名不挂口”。传统社会的人生价值与社会理想完全被颠覆了，“草茫茫秦汉陵阙，世代兴亡，却便似月影圆缺。山人家堆案图书，当窗松桂，满地薇蕨。侯门深何须刺谒，白云自可怡悦。到如今世事难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
在失落之余，元代文人对自我和人生有了新的思量，在散曲艺术的创作过程中，他们用叛逆的姿态确认自我，维系生命的意义与生存的价值。关汉卿坦言：“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马致远亦云：“世事饱谙多。二十年漂泊生涯，天公放我平生假，剪裁冰雪，追陪风月，管领烟花。”抛却了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身份，元曲艺术家们将自己的人生展开在了嬉笑怒骂的散曲创作之中。诚如任中敏所言：“盖曲之初创，本属一种游戏文字，填实民间已传之音调，茶余酒后，以资笑乐者耳，初非同于庙堂之乐章，亦无所谓风诗之比、兴也。及关马乔张之辈继出，胡侍所谓皆终其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者，激而愤世，放而玩世，乃利用此不关紧要之曲体，以供其嬉笑怒骂，嘲讥戏谑，而俳体盛矣。”通过对礼乐制度的否定，通过对放浪形骸的高歌，元代散曲艺术家们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实现了迥异于传统的自我认同。
同样，元代的文人画艺术也在笔墨游戏之间寄托了深沉的人生况味。正如杜哲森所言：“或许正是因为看清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掂量出了一介儒生、几卷经学的实际分量，从而死了救世之心和扶危之愿，但又不肯屈节辱志，甘做二臣，因此才出现了热衷于艺事的文化现象。”特殊的历史境遇将元代文人从政治的殿堂推向了社会的边缘，也使得元代的文人画艺术家们将审美的视线由形而上的追求拉回到了对现世生存的关注。元代文人画艺术家们游戏翰墨的艺术创作活动也是他们本真生命的自由展开。
龚开就是这样一位文人画家。南宋景定年间龚开曾担任盐税官，也曾与陆秀夫一起参加抵御蒙古人的军事斗争，宋亡以后他隐居苏州，虽然生活潦倒艰苦，却誓不仕元，只将日常生活展开在翰墨游戏的绘事中。《山阳志遗》记载：“淮阴龚开圣予负才尚气节……宋亡寓于吴，家贫，立则沮污，坐无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于榻，就其背按纸，作唐马图，风鬃霜鬣，毫干兰筋，备尽诸态。”纵然风餐露宿、穷困不堪，却始终不肯屈服，将自己生存的根基和生命的尊严维系在了艺术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