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思肖（1241-1318），字所南，又字忆翁，号三外野人，福州（今福建连江）人。郑思肖出生在一个“万世大经，不逾忠孝”的正统家庭，积淀着浓厚的关于礼仪纲常、夷夏大妨的儒家正统观念，力主“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宁可紊哉”。在华夏正统遭遇僭逆的危亡之际，他决心“与贼大决一胜”，慷慨陈言：“圣人也，为正统，为中国；彼夷狄，犬羊也，非人类，非正统，非中国。曾谓长江天险，莫掩阳九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国正统，欲以夷一之。人力不争，有天理在。自古未尝夷狄据中国，亦未尝有不亡之国。苟不仁失天下，虽圣智亦莫救。”救亡图存的急切之心显见其中。怎奈一人之力无以补天，泱泱大宋终于还是在蒙古铁蹄的践踏之下灭亡了。
宋亡以后，他隐居苏州，取名思肖，“肖与南何居？义不忘赵北面他姓也”。始终以宋室为正统，秉承“纲常万古不易”的文化自尊严，郑思肖著书立说力求“扶纲常，辨系统，佐征伐之穷者也”，“尊正统，抑夷狄，褒忠贞，诛逆贼”，“载治乱，辨得失，明正朔，定纲常”。他始终不肯承认元朝，视那些屈节仕元的文人为粪土之辈，于文章之中直斥夷狄的僭逆，更在艺术活动之中寄寓了强烈的亡国之痛与乱离之悲。他的《德祐二年岁旦二首》即是这种悲痛的深切流露：“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心怀亡国辱君的痛楚和纲常倒置的愤慨，性格耿介的郑思肖选择了隐逸避居，矢志守节，用遗民的身份与激情同纷乱的世道顽强抗争，在刚烈决绝之中对元廷报以重重诅咒，抒发着亡国屈辱的惨痛。
与郑思肖的狂狷卫道颇为相似，由宋入元的谢枋得也是一位坚守“君不仁，臣不能不义”的忠孝信条，严守夷夏大妨的忠臣义士。宋亡以后，谢枋得“入建宁唐石山，转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蹑屦，东乡而哭”（《宋史·谢枋得传》），痛诉故国沦亡的悲哀，屡招不仕，直言“愿一死全节”。在被押解大都的临行之前，谢枋得慷慨陈言，与妻儿、友人相别：“雪中松柏亦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即行绝食，终于以身殉道。
宋人胡安国曾言：“圣人谨华夷之辨，所以明族类、别内外也。”（《春秋胡氏传》卷十四“文公八年”）野蛮强悍的蒙古贵族踏足中原，使得以华夏文化自傲的中原文人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宋元易代不仅仅是政治的颠簸、朝代的更迭，作为天下文明唯一象征的华夏民族及其正统文化亦在蒙古贵族铁蹄的践踏之下日渐凋零，“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胥化成风，而宋之遗俗销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自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宋季忠义录》卷十二）。夷夏倒置，故国沦亡的悲痛哀愁，文化秩序的彻底颠覆，给了汉族正统文人以强烈的心灵震荡和巨大的灵魂创伤，夷族入主的尴尬与文化倾颓的痛楚成为元初文人无法挣脱的心灵重负。
同样是面对朝代的更迭，同样是感慨战火中的颠沛流离与家破人亡，同样痛惜故国的沦丧、痛恨异族的入主，以郝经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文人以儒家用世济民的道德责任为精神指向，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极力主张“彗积年之凶衅，顿百万之锋锐，存亿兆之性命，合三光五岳之气，一四分五裂之心，推九州岛四海之仁，发万世一时之机”，希求通过入仕元廷，用夏变夷，重整纲常，复兴儒家的礼乐文明。
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州）人。郝经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治经业儒者六世，百有余年”，从小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文笔个雄赡，练达性理”而闻名当世。忽必烈受命统管漠南汉地，开邸金莲川，曾两次遣使召见郝经。郝经叹曰：“读书为学，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贤思治如此，吾学其有用矣。”忽必烈在称帝前集结金莲川幕府，志在借鉴汉法以扬弃蒙古旧俗，“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忽必烈对汉文化的崇敬，用儒者治国、以汉法经营漠南汉地的志向契合了郝经重振伦理纲常、维护华夏文明的文化反征服心理。他应召北上，晋见忽必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以“用夏变夷”为初衷，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夷夏之辨并非种族之辨，亦非地域之辨，而是文化之辨，郝经在继承传统儒家奉华夏文化为夷夏之辨的终极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夷夏观，提出“知天之所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行力为之而已矣”，“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治道，则中国之主也”。也就是说，不论中原还是塞北，不论汉族还是蒙族，只要能够认同、接受并推行华夏文化，任用儒学文士，即可为“中国之主”。
以此为基点，郝经极力呼吁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中国之道”的根本是礼义纲常，郝经不遗余力地向蒙元统治者介绍中原文化的内涵与性质，讲述儒家纲常礼义、文物典章的重要意义：“夫纪纲礼义者，天下之元气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则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废则小坏，大废则大坏。小为之修完则小康，大为之修完则太平。”进而，郝经力图“用夏变夷”，极力劝导蒙古统治者实行汉法，以期复兴华夏文化，他说：
宋真尚书德秀云：“金国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声名，在元魏右。”经尝以为是不刊之论。盖金有天下，席辽宋之盛，监于二代拥八州而征南海。威既外振，政亦内修，立国安疆，徙都定鼎。至大定间，南北盟誓既定，好聘往来，甲兵不试，四鄙不警，天下晏然，大礼盛典，于是具举。泰和中，律书始成，凡在官者，一以新法从事，国无弊政，亦无冤民。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讵元魏高齐之得厕其列也。
以元魏与金源实行汉化而获得大治的史实为依据，力倡蒙古贵族推行汉法，实行汉化。
虽然力主承认蒙元的统治，但是，郝经确是一位有信念、有气节的汉族士大夫。他的出仕元廷乃是出于拯救苍生的儒家济世信念，他坚守以德治天下的、以道统天下的儒家信条，慷慨上疏，积极用世，力图“用夏变夷”，在承认蒙元统治的基础上推行汉法，重整纲纪，解救万姓，安顿民生，以现实“大一统”的长治久安。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似乎总是会有差距，“李璮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忽必烈态度的转变，对于志在文化反征服的儒臣群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的勃勃雄心一下子变得心灰意冷”。志在用夏变夷、发扬汉族文化的汉族儒士逐渐被排挤到政治的边缘地带，虽有用时济世的雄心壮志，却不得不以悲剧告终。
作为一个时代的政治斡旋，这并非郝经一个人的悲剧，出仕元廷的汉族文人大多都具有“用夏变夷”的精神指向。“身处异族政权之下的士人，当下就必须做出抉择。若以华夏治统为正，则决不允许出仕异族政权。反之，既然华夷之辨本身是以文野之分为基础，而道统又高于治统，则只要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延续发展，为了卫道，出仕异族政权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似乎也是可以容忍的。”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元代文人为了弘扬汉法而出仕元廷，颇具忍辱负重的崇高精神。怎奈历史的发展并非如人所愿，忽必烈终于没能彻底地执行汉法，元代儒士出任元廷以用夏变夷的良苦用心也在政治的漩涡中逐渐倾颓，人世的沧桑之感与理想的幻灭之悲逐渐湮没了济世的雄心。
如果说严分夷夏大妨的汉族儒士主动选择了在悲愤与痛苦之中度过余生，那么，力求用夏变夷的汉族儒士则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悲剧。可谓严分是悲，不分亦悲。元代文人再一次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当他们将这种内心的沉痛付诸笔端，从事艺术创作之时，纠结在心中的民族情感不由得跃然纸上。以家国社会为艺术创作的情感指向，元代艺术活动满溢着浓厚的悲愤之情与沧桑之感，也使得元代的艺术观念呈示出鲜明的主体意识。
三、地位下沉
由宋入元，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堪为一落千丈，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记载：“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郑思肖《大义略叙》亦言，“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匠、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虽然“七匠八娼”和“七娼八民”的顺序不尽相同，但“九儒十丐”的记载足以见出元代文人士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下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元代文人地位下沉的重要根源在于科举制度的废止。隋唐以后的中国古代文人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当“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成为大部分文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之后，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人生境遇与科举考试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渊源深远，据记载，周代即有“世卿世禄制”的宗法家族范围之内的“乡举里选”，乡里每三年举行一次评比，“考其德行道艺”（《周礼·大司徒》），评选出的贤能之士被各地诸侯推荐到中央，由天子亲自主持筛选，主考射箭，“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礼记·射义》）。这种德行射技文武结合的层层选拔制度，是中国选官制度的早期形态。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在过程中各自积聚力量，争取人才，出身平民的下层士人往往能够被各路诸侯破格任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了关于“学”与“仕”的思想：“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明确将智识学养与政治仕途联系起来，并且主张对于政治人才的选用只在学识的优劣，不在出身的贵贱。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文士采取了暴虐的政治，仅仅维持了十五年的统治便覆亡了。鉴于前朝的得失，在刘邦打下汉代江山之后，儒生陆贾即刻告诫：“以马上得天下，安能以马上治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文官治国”第一次成为历史的呼声，高祖、武帝曾多次下诏，令各级臣属举荐贤才。著名学者董仲舒参加了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次全国察举，他标榜孔孟儒学的“对策”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在“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主张，将“大一统”的封建统治从政治领扩大到了文化领域。从此，孔孟儒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中心内容，文人与儒士合为一体。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是两汉察举选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曹操的察举政策虽然并未提及文学，但他本人就是一位才华卓越的诗人，他清俊通脱的政令文章开启了建安文风。随着曹魏政权的逐渐稳固，社会政事的相对安定，“唯才是举”逐渐由政治军事人才转向了对文章辞采方面的才华要求，正如曹丕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这样，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经由文武兼备的政治军事标准，到以孝廉德行为重的经学标准，再到以文采辞章为主的文学标准，使得中国古代文化的重德尚文传统终于凝定在了人才选举制度中，从此，“孝廉、秀才、明经”三位一体的德才兼备的文人儒士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
隋唐时期，开科选士的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寒门学士可以“无因自达”，如果得不到举荐的话“亦听自举”，“洁己等朝，无嫌自进”（《唐大诏令集》卷一二），明确了下层寒士“投牒自应”的制度，科举逐渐成为平民学士步入仕途的终南捷径。科举及第便具有做官的资格，即使出身寒门，一旦高中就可以改换门闾，光宗耀祖。特别是进士及第，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子人生旅途中最关键的一步，时人甚至把进士及第称为“登龙门”。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举取士极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吸取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政治教训，在宰相赵普的提议下“杯酒释兵权”，大举重用文人，开始了以文官治天下历史。有宋一代，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职，都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担任，即使掌握军权的枢密院使，以至地方各州县的军队指挥，也全都委以文官，真可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与文官治国的政治体制相表里，宋朝大力发展了科举取士制度。唐朝二百九年间共取进士六千余人，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取进士万名，两宋取士共计十万，足见宋代科举取士之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