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唐山大地震，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正一边织毛衣，一边用脚踩着摇篮逗她仅五个月的宝贝女儿。
天崩地裂的一刹那，母女一起坠入黑暗无边的废墟，所幸是母女俩都完好无损，惊吓后的孩子在母亲怀里睡着了，醒来后啼哭不止。母亲知道她是饿了，忙开怀喂奶。一天一夜后滴水未进的母亲奶水枯竭，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弱，绝望的母亲这时触摸到毛衣针，心里猛地一动，用衣针刺破手指，塞进孩子嘴里。
一周之后，人们发现了母女，孩子一息尚存，小嘴仍吮着母亲的手指头，母亲气绝。人们惊奇地发现，母亲的个个手指头都有一个小破洞，脸色像雪一样洁白。
年轻的母亲为孩子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奶。
我们每天都会为一些事情感动。我们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或轰烈、或平凡的母爱故事，这些都值得感动，值得赞颂。谁能让我忘记说起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怎么忘得了呢？
高考结束以后，我闲在家里，苦苦地等待。我在等待大学的录取通知。哪个大学无所谓，只要肯录取我，它就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我很焦急。比焦急更让人闹心的，是无聊。那可真叫无聊。连小说也读不下去。心里有事嘛。
现在我才知道，无聊，其实是人生的一种痛。
那个命根子一样的录取通知终于来了。
我让自己的心情很尽兴地激动了一会儿，才慢慢打开那封金光闪闪的来信。
信上没多少字。很严肃，公事公办的态度。
我把信上的字，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又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周围没人。陪伴我的，是偶尔的几声鸟叫，几声蝉鸣，还有一株小白酒草，两株苍耳。
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我踏实了，舒服了，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我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了。我将光芒万丈地悬挂在刘家庄的上空了。
我没有急着回家。没有。我知道，我的父母也都在心急火燎地盼着这个好消息。我的想法是，反正他们已经盼了很久，再多盼一会儿也没关系。
我走到村外，去看望那棵老槐树。我在老槐树下站了很久，默默地流泪。看见老槐树，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了。
我听见自己在老槐树下读书的声音，往日的声音。它们没有走远，它们有着露珠一样的鲜活和清亮。
我不是看望老槐树。我是看望我自己。往日的自己。
好消息传到家里，家里的气氛立刻就变了。
爹放下饭碗，怔怔地看着他的儿子，那不是一般的看，是发了狠的，是用目光在拧。
爹的目光把我的脸拧红了。爹自己的脸也红了，红烧肉一样闪着油光。他忘记了午睡的习惯，背着手，身子一挺一挺地出了家门。
妈也放下饭碗。她坐在炕沿上，一会儿撩起衣襟擦擦眼，一会儿又撩起衣襟擦擦眼。她说：“我的沙眼病又犯了。”
爹把他的唾沫星子喷遍了刘家庄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又兴高采烈地接受着每一个角落里喷向他的唾沫星子。爹的得意忘形，让我觉得有点不自在。
也不能全怪爹。刘家庄在地球上定居了上百年，什么时候出过大学生？
好在，两天以后，爹就清醒过来了。
爹频频地到集市上卖西瓜。爹看西瓜的眼神很慈祥，很博爱，也很无耻。那是他儿子的路费、学费和生活费，不好好看看，行么？
我跟着爹，到集市上去卖过一次西瓜。仅仅一次，我再也不想去了。
那天很热，热得很不要脸。我的手指甲都冒汗了。集市上的人，却很少有来买西瓜的，好像吃了西瓜就会着凉似的。太可恨了。
我脸上的沮丧像汗水一样欢快地流淌着，爹看见了，他皱了皱眉头，弯下腰，从筐里挑出一只最小的西瓜，一拳砸开，递给我。
我说：“爹，你也吃。”
爹说：“我不吃。我吃这东西拉肚子。你吃你吃，叫你吃你就吃，哈。”
西瓜有点生，不甜，有一股尿臊味。我吃得很潦草，匆匆忙忙就打发了。扔掉的瓜皮上带着厚薄不均的一层浅粉色的瓜瓤。
爹狠狠地扎了我一眼，走过去，将瓜皮一块一块捡起来。他用手指头弹弹瓜皮上的沙土，又轮流把它们压到嘴巴上，像刨子一样刨那些残留的瓜瓤。
我的眼圈红了。
那些日子，妈换了一个人似的，她很少说话，她喜欢盯着鸡屁股看。不光看，还经常用手去抠，抠得一丝不苟，好像我要去的地方，不是大学，而是鸡屁股。
爹说：“别理她，你妈跟鸡屁股有仇。”
妈的确跟鸡屁股有仇。那一天，她又去抠芦花鸡的屁股。按她的说法，这个挨千刀的货，屁股里夹了一只蛋，两天了，还没生下来，是锈住了么？妈很生气。她把自己的手指头变成了挖掘机，在芦花鸡的屁股上开工了，她成功地从芦花鸡的屁股里挖出一泡黄水和几小片鸡蛋皮。
我走出家门的那一天，可怜的芦花鸡死掉了。
公共汽车开出很远了。我回过头，我没有看见爹妈，也没有看见刘家庄，我看见的，只是几块西瓜皮和一只死去的芦花鸡。
生活难免会给人带来困苦，这时汗水和泪水一起挥洒，蒸发在空气中。生活也会带来感动，泪水会像溪水一样流淌不息，直达我们的心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