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朋友之约，去他家议事。这是我第一次上他家去。朋友住在城南一幢别墅里。别墅是为有私车的人准备的，因此与世俗的闹市区总保持一段距离。我没有私车，只得乘公交车去。下车之后，要到朋友的别墅，若步行，紧走慢走，至少也要四十分钟。眼看约定的时间就快到了。我顺手招了一辆人力三轮车。
朋友体谅我的窘迫，事先在电话中告知：若坐三轮，只需三元。为保险起见，我上车前还是问了价。“五元。”车夫说。我当然不会坐，可四周就只有这辆三轮车。车夫见我犹豫，开导我说：“总比坐出租合算吧，出租车起价就是六元呢。”这个账我当然会算，可五元再加一元，就是三元的两倍，这个账我同样会算。我举目张望，希望再有一辆三轮车来。车夫说：“上来吧，就收你三元。”这样，我高高兴兴地坐了上去。
车夫一面蹬车，一面以柔和的语气对我说：“我要五元其实没多收你的。”我说：“人家已经告诉我，只要三元呢。”他说，那是因为你下公交车下错了地方，如果在前一个站，就只收三元。随后，他立即补充道：“当然我还是收你三元，已经说好的价，就不会变。我是说，你以后来这里，就在前一站下车。”他说得这般诚恳，话语里透着关切，使我情不自禁地看了看他。他穿着这座城市经营人力三轮车的人统一的黄马甲，剪得齐齐整整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至少有五十五岁以上的年纪。
车行一小段路程，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上好的马路，车身却微微颠簸，不像坐其他人的三轮车那么平稳，而且，车轮不是滑行向前，而是向前一冲，片刻的停顿之后，再向前一冲。我正觉得奇怪，突然发现蹬车的人只有一条腿！
他失去的是右腿。一截黄黄的裤管，挽一个疙瘩，悬在空中，随车轮面前“冲”的频率前后晃荡着。他的左腿用力地蹬着踏板，为了让车走得快一些，臀部时时脱离坐垫，身子向左倾斜，以便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左腿上。
我猛然间觉得很不是滋味，眼光直直地瞪着他的断腿，瞪着悬在空中前后摇摆的那截黄黄的裤管。我觉得我很不人道，甚至卑鄙。我刚三十出头，有一百三十多斤的体重，体魄强壮，而他比我大二十多岁，身体精瘦，且只有一条腿，从他左腿并不肥大的裤管随风飘动的情形。我的喉咙有些发干，心胸里被一种奇怪的惆怅甚至悲凉的情绪纠缠着，笼罩着。我想对他说：“不要再蹬了，我走路去。”我当然会一分不少地给他钱，可我又生怕被他误解，同时，我也怕自己的做法显得矫情，玷污了一种圣洁的东西。
前面是一带缓坡，我说：“这里不好骑，我下车，我们把车推过去。”他急忙制止：“没关系，没关系，这点坡都骑不上去，我咋个生活啊？”言毕，快乐地笑了两声，身子便弓了起来，加快了蹬踏的频率。车子遇到坡度，便顽固地不肯前行，甚至有后退的趋势。他的独腿顽强地与后退的力量抗争着，车轮发出“吱吱”的尖叫，车身摇摇晃晃，极不情愿地向前扭动。我甚至觉得这车也在鄙夷我！它是在痛恨我不怜惜它的主人，才这般固执的吗？车夫黝黑的后劲高高绷起一股筋来，头使劲地向前蹿，我想他的脸一定是紫红的，他被单薄的衣服包裹起来的肋骨，一定根根可数。他是在跟自己较劲，与命运抗争！
坡总算爬上去了，车夫重浊地喘着气。不知怎么，我心里的惆怅和悲凉竟然了无影踪。我在为他高兴，并暗暗受着鼓舞。在我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强者，他把路扔在后面，把坡扔在了后面，为自己“挣”来了坦荡而快乐的生活。
待他喘息稍定，我说：“你真不容易啊！”
他自豪地说：“这算啥呢！今年初，我一口气蹬过八十多里，而且带的是两个人！”
我问怎么走那么远？
他说：“有两个韩国人来成都，想坐人力车沿二环路一趟，看看成都的风景。别人的车他们不坐，偏要坐我的车。他们一定以为我会半路出丑的，没想到，嘿，我这条独腿为咱们成都人争了气，为中国人争了气！”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既心酸，又豪迈，是那种近乎悲壮的情感。
车夫又说：“下了车，那两个韩国人流了眼泪，说的什么话我不懂，但我想，他们一定不会说我是孬种。”
不由自主地，我又看着他的那条断腿。我很想打听一下他的那条腿是怎么失去的，可终于没有问。事实上，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已经断了一条腿，而另一条腿支撑起了他的人生和尊严，这就足够。我想，如果那条断腿也有在天之灵，它一定会为它的左腿兄弟感到骄傲，一定会为它的主人感到自豪。
离别墅大门百十米远的距离，车夫突然刹车。“你下来吧。”他说。
我下了车，给他五元钱。
他坚决不收：“讲好的价，怎么能变呢？你这叫我以后咋个在世界上混啊？”
我没勉强，收回了他找我的两元钱。
我正要离去时，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本来应该把你送到的，可那是一幢高级别墅，往别墅去的人，至少应该坐出租……我怕被你朋友看见……”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天生是不大流泪的人。
朋友果然在大门边等我。他望着远去的车夫说：“你为什么不让他送到？那些可恶的家伙总是骗一个是一个！你太老实了。”
议完事，朋友留我吃饭，我坚决拒绝了。
我徒步走过了那段没有公交车的路程。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两条腿这般亲近过，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两条腿这般有力过。
拥有健全的身躯，实在是一处幸福。谁先看见村庄她们回来了。她们不久将会看见自己的村庄。几分钟以前，长途汽车嘎一声停靠，她们从窗口扔下大包小包，匆匆挤出车门。汽车重新启动，拖一股蓝烟，拐过沟岔不见了。一会儿，她们要跨过干涸的沟川，沿着对面那条蜿蜒的小径爬上去，然后，就能看到她们的村庄了。她们从南方赶回来过年，带着一大堆颜色鲜艳的包裹行李。
她们站在路边四下张望。才五点钟刚过，太阳就已经看不见了，只在东边的沟坡上残留一些余晖。沟川里静得很，雾气弥漫，既朦胧又透明，让人觉得恍若幻影又地老天荒。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这村庄、沟川、羊肠小道，曾经那么执拗地，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她们遥远的异乡的梦中出现过。
她们不急于爬沟。她们需要平息一下心情，定一定神。再说，她们后头还要进行一场比赛，看谁先爬上沟坡，第一个看见村庄。这是她们的约定。
现在，她们走到了沟川的西边，抬头打量那条像被野风吹得弯弯曲曲的灰布带一样的路。就是它，那么亲切地通向坡顶，通向她们的村庄。
“我不知道为啥一点儿也不激动。”她们中的一个说。“我想我们应该是激动的呀。你说这是为啥呀二亚？”
二亚说：“你鬼迷心窍！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哩。你想想，为了省路费，咱们去年就没有回来，快两年了啊。我不知道我一走进家门会是啥情景，先叫爸还是先叫妈？”
不叫二亚的姑娘没有应声。她感到领口和袖口那儿有些冷。刚下车的时候，凉风扑面，怪舒服的，现在，这风突然间又凶又硬，冷刮刮的。内衣好像还沾了汗，贴在身上，风灌进来，说不出的难受。她左右拧一拧身子，把脖子往下缩了一大截。
“你看你。”二亚说，“到家门口了反倒没个形了。”
“我冷。”她说。
二亚也感到了冷。她伸出手去试一试风。她把双手举到面前，翻看自己的手心手背，然后往手心里哈了一口气。
“我不想看见我妈的手裂的口子。”二亚说，“我妈每年冬天两只手都裂成了锯齿，她整天疼得吸溜吸溜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也张开自己的手指看。
“我想哭。”二亚说。她佯装成哭的样子，啊呜了一声，但她马上又嘲笑自己说：“我这是干吗呀，神经兮兮的。”这时候她担心起另外一些问题来。
“咱们寄的钱，家里会不会没收到？”
“不会。”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咱们回去后翻开本子一笔一笔查对。”
“会不会有人认为咱们不干净？”
“你真能瞎操心。谁干净不干净在脸上会写着字？”
“众人口里有毒哩，硬把白的能说成黑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有些不耐烦，她哼了一句歌词作为回答：“白天不懂夜的黑。”
然后她说：“我要唱歌。”然后她扭动屁股，怪声怪调地唱起来，“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
“我也唱。”二亚说，“唱完咱们爬坡。”她看见太阳在东沟坡顶上只剩一点儿蜡烛光颜色了。
“常回家看看啊，回家看看……”
她们唱歌。她们的歌声一高一低，在沟川里被凌厉的风撕扯得七零八落，实在不成个什么调子。
“呀。”二亚说，她突然住了声，“我们的脸！”
不叫二亚的姑娘愣着。
二亚顿了一下脚：“我是说咱们嘴唇上的口红，还有描的眉！”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你多漂亮啊。”
二亚说：“我给你说正经的呢。我这个样子怕我妈认不出我来，说我是个妖怪。”
不叫二亚的姑娘哑了声。她看着二亚。她们互相看着。她们以前没想到这会是个问题。她们每天都要化化妆的，包括在拥挤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汽车上。
“一定得擦掉。”二亚说。
她们开始找纸巾。但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和小包，也没有找出一片软一点的纸。她们带的纸巾一路上大手大脚地用光了。她们甚至用纸巾擦拭火车的茶几和汽车的窗玻璃，还擦了几次皮鞋，唯独没想到最后会用它来清除嘴上的口红。她们低头四处探望，希望能看见一汪水。但是，没有。沟川是干的。她们盯住自己的衣服，可她们舍不得橘黄色和天蓝色的外套染上不同颜色的斑迹。她们快要恨死自己了。
“我说，咱们吃了它。”
她们用唾沫把嘴润湿，拿牙齿啃上唇，再啃下唇，让舌头转一圈，又转一圈。她们把唾沫吞下去，又呸呸吐出来，沾在手指上擦拭眼影。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呀，咱们的口红不高档，吃下去怕有毒。”
“不管它。”二亚说，“这个不重要。毒不死人。”
她们擦啊，抹啊，脸上已五麻六道的，只是不知道此时自己脸的样子。她们互相看也看不清。因为太阳光早已经熄灭了。她们想着这么一弄她们的脸就很本色了呢。
“呀，天都黑了。”她们说，“咱们快爬吧，看谁先看见村庄。”
黑夜像汹涌的黑水淹没了她们。
实际上，二亚和同伴从脸上抹去的是她们在城市生活的印迹，还原了她们乡村生活的那种淳朴，官运亨通住的是最后一道底线。养家的孩子一个十四岁男孩的父母正等着他们的儿子把挣的头一个星期的工钱带回家来。
母亲摆好餐具，正在切全家人要吃的黑色的奶油面包片。她面庞清瘦，穿着一件蓝色连衣裙，裙子前面系着一条浆洗过的白围裙。她面带疲惫，不住地唉声叹气。
男孩子的父亲长得并不高。此时，他平伸着两只脚，四仰八叉懒洋洋地躺在火炉旁边的旧扶手椅上。他似乎闲得很无聊，不时地伸出舌头舔舔他那浓密的八字胡。
这家人很穷。他们的房间虽然被女主人收拾得很干净，但整个房间的摆设却十分简陋，餐桌上摆放的只是一片片黑色的奶油面包片。
女主人一边准备饭，一边没正眼地瞟着自己懒惰的丈夫。可他却并不理会，有时扬着眉摇头晃脑地哼着小调，显得很得意；有时用黝黑的指甲轻轻地敲敲黄板牙，又显得有点急不可耐。
“不许你动孩子带回来的钱。”女主人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她已经说了好几遍的话，“我知道钱到你手里会怎么样，让孩子把钱交给我，我用钱可以交房租、买吃的，不能让你把钱都扔到酒馆的钱柜里去。”
“你给我住嘴。”男人不动声色地说。
“不，这次我偏要说！”女人突然发起火来，她大声说，“我为什么总不该说？咱们这个家你一人说了算的年头够长了。你挣钱的时候我总忍着，现在我不忍了！你瞧瞧你那样子，三十多岁的汉子什么都不干，不喝不赌就像散了架似的塌在椅子上。靠你能过日子吗？动不动你还说三道四，你为这个家做什么了？孩子的钱必须交给我。”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男人一边说，一边拨弄着炉子里的火。
大约五分钟的时间他们谁也没有再说话。
一会儿，孩子走了进来。这孩子看上去很瘦小，穿着一条不合身的长裤子，那样子看起来有点可笑。他看见仰坐在火炉边的父亲，脸上立刻显出十分惊恐的表情。
孩子的父亲站起身来。
“钱呢？”他问道。
男孩子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母亲。他很怕父亲，没敢说话，只是用舌头舔了舔自己那没有血色的嘴唇。
“说呀，”男人逼问着，“钱呢？”
“别把钱给他，”母亲说，“别把钱给他，贝利，把钱交给我。”
孩子的父亲一步步逼近了孩子，在咆哮中露出了他胡子下面的牙齿。
“钱呢？”
孩子直盯着父亲的眼睛。
“我弄丢了。”他回答说。
“什么？你……”父亲大喊起来。
“我把钱丢了。”孩子又说了一遍。
男人立刻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弄丢了，弄丢了！你说什么？钱怎么会弄丢的？”
“我把钱装在一个包里，”孩子说，“装在一个小信封里，我把小信封丢了。”
“丢在哪儿了？”
“不知道。可能掉在街上了。”
“你找了吗？”
孩子点了点头说：“可没找着。”
孩子父亲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声音，半咕噜半呻吟很像动物的叫唤声。
“这么说，你真把钱给弄丢了？”男人追问说。他边说边向后退了两步，接着解下了腰带——他的腰带是一条又宽又厚带着一个沉甸甸的铜扣环的带子。他对男孩吼道：“过来！”
孩子咬着下嘴唇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他慢慢走过去，孩子的父亲抬起了胳膊。母亲在这之前一动未动，这时候她快步向前抓住了男人的胳膊。狂怒之下的男人来了劲头，他一下把妻子推到一边。他用皮带狠狠地抽打着孩子的后背，并凶狠地往孩子的腿上乱抽。孩子被打倒在地，可是他仍然一声没吭。
男人打累了，系好皮带把孩子从地上揪了起来。
“睡觉去吧。”他对孩子说。
“孩子得吃点东西。”母亲说。
“让他睡觉去。去，自己洗一下。”
孩子一声不吭地走进洗碗问洗了洗手，洗了洗脸，然后就上楼了。
男人坐在餐桌旁，吃了几块奶油面包喝了两杯茶。母亲什么也没吃，她坐在男人对面，两眼一直盯着男人的脸，恨恨地看着他。就像以前一样，男人并没有注意她，他在桌旁又吃又喝，就像妻子根本不在对面一样。
吃完、喝完，他就出去了。
他一关上门，母亲立刻站起来奔到楼上儿子的房间。
孩子把脸埋在枕头里正在痛哭。她坐在床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用手抚摩着儿子杂乱的头发，低声地说着贴心话，安慰着孩子。儿子顺从地任母亲轻轻地抚慰着，他从母亲的抚爱中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过了一会儿，他不再哭了。他抬起头，微笑地看着母亲，他湿润的双眼里放出光辉。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抽出一个又小又脏的信封。
“妈，钱在这儿呢。”他小声地对母亲说。
母亲接过信封，打开后从里面抽出了印着人物、数字的纸币——一张十先令的纸币，还有六个便士。
幸福是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幸福也许就是金钱，能拥有很多的金钱，就能在这世间换来荣华富贵。在穷人的眼中，最大的幸福也应该莫过于此。纽扣在路边上有个无人售货亭。杉田把自家种的萝卜、小油菜、胡萝卜等蔬菜摆在约有半张席大小的货架上。
蔬菜一袋从一百元到二百元不等，买菜的人把硬币投到用铁丝吊着的空罐头盒里即可。
到无人售货亭来买菜的多为农田前面小区或对面公寓里的人。因为这里的蔬菜比站前超市便宜得多，所以每天摆出的蔬菜从来没剩过。
“嗨，又有一个。”
黄昏时，杉田从铁皮盒往外倒硬币时说。他的手指闪着一个比百元硬币大一圈的黑色圆形纽扣。这颗纽扣好像用黑色贝壳做的，中间有呈井字状的四个穿线孔。放在明亮处，纽扣闪着美丽的光泽。
“真不像话，用纽扣代替钱。”
这一个月以来，已经发现三颗同样的纽扣。虽然没什么用处，但扔掉可惜，所以用胶带纸黏在墙上。这是第四颗。
在此以前，发生过几次拿走菜不给钱的事。杉田贴了张纸条，上写“拿菜不付钱就是小偷”！从那以后，再没有丢过菜。
“肯定是看错了。”杉田生气地想。
用纽扣来换精心种养的蔬菜不合道理。
“准是那个老太太。”
他眼前浮现出在田里干活时经常看到的那个老太太。她清瘦，高个，有点驼背，拄着手杖，摇摇晃晃地走着。从那走路的姿态，可以看出，她以前是个风姿绰约的女人。
可是，只要她来买土豆、胡萝卜，钱盒里肯定有纽扣。“她是怎么想的，难道以为纽扣是百元硬币？”
话虽然这样说，但总不能在她往钱盒里投纽扣的刹那间把她抓住。
“也许她真把这纽扣当成了百元硬币。”
杉田看着那纽扣，突然想起了十几年前死去的母亲。
——妈妈在处理旧衣服和衬衫时，总要把扣子剪下来。各种各样的扣子装了整整一点心盒。
也许这个老太太把扣子盒误认为贮钱箱了！
当杉田平静下来时，许久不见的女儿回来了。
“嗨，这是怎么了？”
女儿兴致勃勃地指着墙上的扣子说。
女儿从设计专科学校毕业后结婚，现在在一家室内装修店打工。
杉田阴沉着脸把事情讲了一遍，女儿两眼闪光。
“给我吧。”
“这是卖菜的钱，一个相当一百元。”
“我给你四百元。”
“什么？扣子值那么多吗？”
“这是用黑蝶贝做的纽扣。雕工也好。原来肯定是用在高级礼服上的。”
“这么贵重？”
“现在买，一个的价钱就吓你一跳。这样高级的扣子，可以卖……”
杉田边听边想起了那个老太太走路的姿态。
无人售货是对顾客的一种考验。《纽扣》里出现的情况是：用纽扣代替钱。魂那天，张三被叫去，让在一张纸的下方签名。那人凶得很，一个劲催着快签。张三赶紧签了一个，头也不敢抬地退了出去。
那一阵，张三的日子真是苦得很。
反正是苦了。张三的心也静得很。他不想生，不想死，连快快熬出头吧也不想。就这样苦下去就是了。
有一天，居然苦出了头。大家都很高兴，张三也很高兴。他自己都没想到，其实还是盼着不苦的。那份苦，谁爱受呢？
张三的日子过得很好。
一天，张三忽然想起了签名的事。他想起来，自己没有看那纸的内容就签了名，签完名还是没看，就退了出去。这可很不妙啊。
张三赶紧去问，没有问出个名堂。人家安慰他，过去的事全都完了，签了和不签一样，没关系的，放心睡觉去吧。张三听了，也有道理，高高兴兴回家。
回到家，想想不对劲，签了怎么会和不签一样呢？越想越起疑心。
他又找去，一次又一次去找去。接待他的人被弄得烦透了，便通知人事科，查一查有无什么纸还搁着。人事科查了三遍，说并无那东西。
张三觉得自己完了，签着名的纸居然会不见了。他日思夜想，不能安宁。他又一次次找去，央请帮助找到叫他签名的人。人家烦不过他，只好去找，找来找去，还真是找到了。
那人如今已很不凶，和善地想了半天，茫然地抬起头，说实在记不得有过那回事。张三说了大概的日期，说了那天下雨，说了纸是没格子没线的白纸，放纸的是张乒乓桌，桌的角上脱了一块漆。那人使劲又想，还是想不起来。
张三急得当场哭了。
往后，他见人就向人要签过名的纸。人们开始还觉有趣，逗他说一遍白纸和乒乓桌的事，时间一长，怕了，见他就绕开道去。
张三就这样疯了。多好的日子。被他糟蹋了。
人们看不过去，想了个主意，要手巧的人在纸上仿张三的字签个名。一天，张三被叫去，正要问，见干部双手捧着纸还给了自己。纸上写：
今天没有不老实的举动。
张三（签名）
×年×月×日
张三接过纸，像捡回了魂。小心折好，贴肉放进口袋。这以后他再不向人要纸了，只是把纸藏得牢牢的，每天拿出来看几遍。看着看着，人也似乎清醒了几分。
日子又好起来了。
给生命一个依托，给我们为什么活着找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