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一方面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的经验教训，采取杯酒释兵权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
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宋帝国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实行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很难凭一己之喜怒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生死命运。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帝国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
宋帝国重视文治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抱负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宋帝国的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帝国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
包拯上谏
包拯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脸上，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为官。“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宋帝国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分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的惩罚。宋帝国下级官员可以状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宋帝国民告官的事也很常见，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民众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在这种氛围下，宋帝国的政坛开始了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1069年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欧阳修也反对，苏轼也反对。但反对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反对对新法全都抛弃。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两派人士虽然观点立场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民众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