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只能为我们提供人类祖先悠悠进化往事的一些片断资料，基因研究如果没有考古资料的实证，我们仍无法具体说清历史的真实过程，但是，这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那就是：人类独特的“性象”对丰富人类基因库、增加人类适应性、推动人类进化起着奠定生物学基础的作用，现在再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１８５９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用自然选择（天择）理论阐释物种起源。１８７１年又出版《人类原始与性择理论》，用性偏好（性择）理论去解释人种起源。这两者很不一样，但都是正确的，在人种的形成过程中，天择肯定起作用，但性择的作用更强大、直接、快速、明显，扮演主要角色；天择作用是缓慢的，被性择作用模糊、隐化。
用天择理论只能部分而不能完全解释人类不同族群的体貌差异，甚至不足以解释肤色差异，就更不要说其他差异了。许多动物有一些没有明显生存价值的形态特征，但却有利于吸引异性，赢得配偶，或威吓同性竞争者，从而有更多机会繁衍后代，性择可以导致任何“没道理的”体貌特征，只要它不太妨碍生存。非洲长尾黑在繁殖季节，雄性尾巴可以长到５０公分，雌性只有７。５公分，有些雄鸟可以找到几个配偶，有的却可能一个也找不到，瑞典生物学家安德森做过一个实验，他将９只雄鸟的尾巴剪短只剩１４公分，将剪下的羽毛黏接在另外９只雄鸟尾巴上，使其长达７５公分，结果发现超级长尾雄鸟吸引到的雌鸟，平均是短尾雄鸟的４倍。
繁殖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本能，性与繁殖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近似于是一一对应的，即性的功能就是繁殖，它们只有在雌性排卵期才有性活动。但人类的进化使女性排卵期无明显征兆，她们几乎随时都可以有性活动，而且是隐秘的，但大多数不能受孕，没有生殖意义。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与其他动物完全不同的受孕率很低的隐性排卵、隐性交配的性象？科学家提出了很多理论来进行解释，似乎都各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并未取得共识。毫无疑问，人类性象是进化的产物，由于人类的性活动是隐秘的，有很多禁忌，难以客观地研究，因而我们对人类性象的认识还存在很多盲区和争议。这里从多个角度切入来综合性象对人类进化所起的关键作用。
两足行走使生存机会向智力优势倾斜。人类祖先自两足行走以后，奔跑优势的丧失必须另有优势来替代才能生存下去，这种优势就是手和智力的进化。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抬起了头颅。双手的解放使利用自然工具和制造简单工具成为必然，这必然又会刺激自主意识的进化和脑的进化；而头颅的抬起使视野开阔，脑所接受的信息刺激和需作出的判断反应更多，从而又加快了脑的进化；直立行走可大大节省能耗，而人脑又是一个高能耗的组织，因而直立行走本身即为脑的进化提供了充足的能量驱动。手的进化与脑的进化相互促进，生存的机会开始向手和智力优势而不是足和体力优势、群体协作而不是单打独斗倾斜，聪明和灵活的个体在捕猎、防卫、制造工具和协调群体时的作用就会被突出，例如，用木棍打击、石块投掷更准确，制造工具的效用更好，寻找猎物的效率更高，群体活动时更善于协调，危急时更善于应变，防卫时更少受伤的聪明个体在群体中就更容易受到推崇，因而比笨拙者也更容易赢得聪明健康的异性的青睐，就会有更多的繁殖机会和留下更多的聪明健康的后代。“物竞天择”的选择机制就从“斗力”偏向于“斗智”，世代连续的选择推动着大脑的进化。
两足行走的生育模式有利于智力进化。两足行走带来骨盆变窄和大脑进化带来头颅变大，使婴儿提前出生的生育模式也被进化出来。婴儿出生时的脑量受骨盆开口所限，猿的脑量为４００ＣＣ，其新生儿在脑量为成年猿的１／２时出生，人类祖先脑量增大，其新生儿必须比这更早就出生（现代人的脑量为１３５０ＣＣ，新生儿在其脑量为成年的１／３时就出生，而且女性产仔时的风险很高），先天不足需要后天弥补，提前出生使婴幼儿发育成长的时间延长。女性从怀孕、产仔到小孩断奶和奔跑至少需要花费４年时间，这期间，女性需要依赖于配偶才能获得食物和安全，一个配偶两个孩子可能就足以令男性竭尽所能，不像许多动物在完成授孕后，雄性可以一走了之，这就是人类实行“单偶制”的经济学原因。但是，聪明的男性配偶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从而能养活更多的孩子，笨拙的配偶则所获甚少而难以养家糊口甚至难以自食其力。原始共同体虽然实行公平分配，但生存的无情法则必然会要求稀缺的生存资源优先满足它的生产者，避免被纯粹的消费者过多地消耗，否则这个共同体就会被自然法则所淘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以有多种，例如：有明显先天缺陷的婴儿可能会被弃养，供养配偶能力低的可能难以获得配偶，或只能与不被能力强者选中的繁殖力低的异性配对，或难以“固偶”、极易“离异”，因而留下的后代很少等等。这也有利于大脑和智力的进化。
两足行走可能是导致体毛脱落退化的根本原因。人类是灵长类中性欲最强烈、性活动最多和受时间限制最少的物种，又是育儿时间最长、需要有相对稳定的单偶制才能完成繁育和群体协作才能实现生存的物种。人类性能力的超强有利于维持单偶制的相对稳定，但直立行走使人类的性器官和第二性征直接暴露于面前，这在人类群体生活中所产生的性刺激，比其他四足行走动物的性器官和第二性征隐蔽于后部和下部所产生的性刺激要大得多。如果因此而导致乱交、滥交和为争夺性对象使用武器大打出手，人类赖以生存和进化相对稳定的单偶制和群体协作都会解体。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选择就是人类进化出从用树叶兽皮遮盖性器、乳房到穿衣服和否则视为羞耻、违规的文化。
对人类肤色基因的研究发现，在约１００万年前，人类就脱去了体毛，而对人类衣服上虱子与头上虱子的基因差异的研究则发现，人类在１７万年前才开始穿衣服。这表明穿衣服需要较高水平的文化进化，在这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只是用树叶兽皮简单地遮盖性器，或者在用树叶兽皮遮盖性器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暴力和滥交的历史。科学家发现，男性荷尔蒙眞丸激素水平高，其无名指通常要比食指更长；眞丸激素水平低，则这两根手指趋于等长。对古人类化石的研究表明，古人类男性荷尔蒙眞丸激素水平远比现代人高，这表明古人类远比现代人更有攻击性，更滥情。如果人类脱毛与穿衣的历史确实如此，则以往认为先穿衣服后脱体毛的猜测不能成立。这种猜测认为，穿衣使体毛成为累赘，因为双足行走使人类的奔跑速度变慢，人类要追捕猎物和逃避大型肉食动物的追捕就得拼命奔跑，这个过程使人类要承受比其祖先四足行走时更大的体温升高的压力，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减少体温过高的自然选择压力，脱毛和发达的汗腺也就在这一过程中被进化所选择。
脱毛可以认为是“幼态持续”，人类和黑猩猩等灵长类的幼仔出生时，除长有头发外都全身赤裸，但它们很快都会长出体毛，人类的婴幼期本就远比其他灵长类要长，大脑的完全发育要持续到约２３岁，比性成熟期还要晚得多，而人类的幼态持续机制则使体毛的生长终生被抑制。但为何终生被抑制？仍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原因可能要回到性择上来找。前面已提到人类祖先远比现代人滥情，裸体无疑比毛体更性感更刺激，由于基因的变异或差异，有些人类祖先裸体的“幼态持续”时间较长，他（她）们会更易受到异性的青睐和追求，因而会育有更多的后代，如此一代又一代的性选择，最终导致整个人类的裸体“幼态持续”到终生。实际情况也可能是，只要体毛基因在人体发育完成时仍被抑制，此后也就会长睡不醒。因而，人类终生裸体，既有“幼态持续”的自然基础，又是人类自我选择的结果。人类选择对物种进化的巨大影响，可以从驯化的动植物与其野生祖先的明显差异中看到，今天被命名的几百个品种的家养狗，与它们的共同祖先狼在外形和性情上的区别已如此之大，这还仅仅是经历了一万多年的部分人的选择结果。一个更长时间的、人人都在做的性选择对人类自身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大。
但是，裸体所带来的滥情和争斗毕竟不利于人类的协作，而没有协作，人类就不能生存下去，因而，用树叶树皮遮盖性器的文化会进化出来。而发现穿衣服既可以减少性刺激，还有御寒和避免被昆虫叮咬、植物划伤的功效则是晚一步的事。但即使是人类穿上了衣服，自觉地减少了性刺激，性需求的人类动物性本能并不会改变，性刺激也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人类不仅没有走到两性性征被衣服从头到脚完全遮盖起来而无法区别的一步，反而是在不同年龄的两性发型、衣服、装饰的区别上大做文章，特别是到了现代，具有性展示功效的衣服、装饰和身体裸露的方式及程度更是花样层出不穷地变换着，这对避免性刺激疲劳或审美疲劳，大概比裸体还要有效。
科学家对动物的实验也证明了“人靠衣装，佛靠金装”的作用超乎想象。美国科学家把３０只雄性家燕胸部涂成黑色，一周后，他们体内的眞丸激素水平提高了３６%，交配更加频繁，没有涂黑的家燕眞丸激素水平在这期间下降了一半，而每年这个时候，家燕的眞丸激素水平通常是降低的。这表明，化了妆的或外表变得新鲜的，更会引起异性关注，自己也会感觉更好。研究还表明，人类也会有类似变化。难以区分的是，眞丸激素水平增多的原因究竟是自我感觉好，异性青睐，交配次数增多，还是其他雄性认为它们拥有优势。
性的“隐秘性”和性行为多样性功能促进了基因的广泛交流。大多数雌性哺乳动物排卵时有明显征兆，此时才会发情和有性行为，性行为的功能就是生殖，因而它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过的是无性生活，性对它们是一种奢侈品。如果某种雌性哺乳动物的排卵是“隐性”的，毫无征兆，其性活动就必须频繁发生才有可能受孕，加上生育的成活率低，要留有后代还必须多生育，如果其性功能只是生殖，其效率就太低，这就有可能使这种动物因生殖的代价太高而不堪重负，从而会走向灭绝，但进化赋予了这种动物性活动的多种功能，使其除生殖外还能获得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多种满足。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把人类性行为称为“超级性行为”，它比其他动物性行为复杂得多，在人类的所有行为中，它可能最具危险性，但功能也最多，至少可以分出：生育、结偶、固偶、泄欲、探寻、自娱、消烦、镇静、商业、显示等１０种功能，并逐一进行了考察。人类远古祖先的性行为是否也有这么多功能可以不去讨论，但性行为能带来快乐的感受应是无疑的。同时，性的隐秘性，既增加了性行为的个体和社会安全性，又刺激了普遍的好奇心和探寻欲，从而使经济学上的“单偶制”不具有生物学的牢固基础，人类祖先的“单偶制”不仅只是阶段性的，不是“从一而终”，而且性倾向就是求新求异，这种求新求异的性倾向带来的基因交流从而丰富人类的基因库对人类进化起着关键性作用。
求新求异的性倾向进化为“近离远合”的择偶方式，为丰富基因库、推进人类进化起着奠定生物学基础的作用。人类祖先的原始群体规模很小，近亲婚配不利于生存和进化，这既会增加遗传疾病出现的几率，又会限制基因的丰富性，从而限制人类的适应性和增加灭绝的风险。人类祖先在性和繁殖问题上可能像波诺波猿一样“开放”，像黑猩猩一样不搞近亲繁殖，黑猩猩群体的雄性会留在出生的群体中，而雌性会离开“娘家”到另一个群体中去“婚配”和生儿育女。形态和文化有明显差异的克罗马侬人与尼安德特人“通婚”，表明人类祖先“近离远合”的择偶方式可以走得很远。现代人择偶虽各有不同选择，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基本上都排斥近亲结合。这种习俗有渊源久远的习性或天性，时间甚至可以上溯至几百万年前，人类的近亲波诺波猿和黑猩猩就是一个“旁证”。当然，在原始小群体与世孤立的情况下，近亲婚配肯定存在。在极端环境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在不能正常获得异性伴侣的情况下，同性恋会发生，乱伦甚至兽奸都会发生，只要想想在我们今天人类大融合的社会中都有此类事情发生，在孤立的小群体中发生此类事情应不足为怪。已有基因研究报告声称找到了同性恋遗传基因，其他性反常的基因也可能会有，由于人类进化史上不少小群体曾孤立生存很长时间是常有的事，其中有些灭绝了，有些后来则与其他群体发生了交融，他们的生活史被基因记载而传递到了今天。
怪异的性行为还与人的早期生活史有关。科学家认为动物有一种快速的学习过程就是铭记，铭记最初出现在母亲和幼儿之间，到幼儿长大寻找配偶、哺育幼儿时会再现这一过程。实验表明，幼禽一出生便和母禽完成铭记过程，如果这时看到是一个其他移动着的物体如异类动物、饲养员、用线牵着的彩色气球等等，也会把它认作母体紧紧跟随，从而形成“错记”，在它们长大成熟后，就有可能在养父母的同类而不是自己的同类中找性对象。雪雁有蓝、白两种颜色，在自然界中，它们只找与自己颜色相同的异性为配偶，加拿大科学家用温箱将雪雁孵化后，把幼雏放入“寄养家庭”的巢中，幼雏长大后，选择与父母相同毛色的异性为配偶；如将幼雏放在两种颜色各占一半的大家庭中，它们长大后选择配偶时就没有颜色偏好；如将其父母染成粉红色，它们长大后就会偏爱粉红色的异性。
铭记行为与“一般性习得”不断追求回报的持续行为不同，它像摄影时胶片曝光那样是一种快速的被动记录，被称为“曝光式习得”，它只发生在一生中的短短几天内，如果此时未铭记到任何较大的移动物体，此后便不再铭记什么。哺乳动物的铭记过程相对要长一些，家犬的铭记过程约为２０～６０天，如幼犬在这期间完全和人隔离，用遥控器喂养，它们就会变成野犬，如果在既有人也有家犬的环境中长大，就会对人和其他家犬表现出双重性倾向。在人类照护下的从未见过同类的动物园的动物，在见到同类后会视其为“异类”而害怕或进行攻击，不会产生任何性兴趣。没有任何铭记和错记的动物是非社会性的动物，其心理和行为都会失常、怪诞。
人的一生还有第二次铭记过程，即两性结偶时的铭记，“一见钟情”式的铭记发生得很快，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结偶，以后又天各一方，但却会在双方心中留下终生难忘的深深印记，他们日后在寻找新的恋人时，几乎会下意识地以初恋情人为模本去按图索骥，如果未遂所愿，以后的婚姻表面看来很美满，也可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危机甚至解体，出现恋爱朝三暮四、结婚离婚再婚，其中有的会出现最后又回到与最初的恋人结合的“关系紊乱”。择偶以父母中的异性为参照、“恋物癖”“同性恋”、色情施虐受虐、溺爱宠物等现象，都可能与铭记的畸变———“错记”有很大关系。
对动物而言，铭记与性择是学习的结果；对人类而言，性择与铭记、美感、情感、利益、求新求异的好奇心的选择有极大关系。因而，远古时期的人类不同群体虽然分离进化了很长时间，一旦相互接触或栖境有重叠，他们的基因交流仍可以在多种情况下发生，如：他们相互“收养”彼此时有发生的被遗弃或丢失的婴幼儿，这些婴幼儿通过铭记、错记过程，在长大后选择与养父母体貌特征相同的异性与配偶；双方成人异性在直接接触中产生爱慕或性好奇而发生性关系生育后代；他们相互征服对方，劫掠对方异性为性对象；正常通婚等等。
科学家至少在１５００种动物中观察到同性恋现象，很可能在所有有性行为的动物中，都不能完全排除同性恋现象。性对于动物而言，显然也不只是一个生育功能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它可能还有其他功能，是一种适应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