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在地球生物进化史上目前唯一的超强优势的物种，这种超强优势体现在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两个方面。生物进化奠定了人类超强优势的自然基础，这个基础有三个支点：一是直立行走，二是脑容量的扩大，三是声道的进化。人类喉的下降可能出现在２０万年前，至５万年前，发音器官已进化到现在的构型，能发出复杂的声音，从而为复杂的语言出现提供了条件。
脑科学的研究表明，婴儿有人的一生中最多数目的神经元，但神经元之间只有较少的联系，仅能维持其基本的身体功能和一些基本活动。遗传模板所定位的只是神经网络的主要连线，细节上的联系则因人而异，这些联系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就会发生改变，出生后的变化则更多。一个人在岁月的流逝中神经元会不断地减少，但如果每天用脑甚勤，则会增加一些新的神经元联系。婴儿虽拥有最多的神经元，但神经元的联系却远少于成人。所谓脑子越用越聪明，就是用脑可以增加神经元联系，单调环境中的婴儿和无所用心的老人脑子迟钝，而信息丰富环境中的婴儿和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老人脑子活跃的道理就在于此。
人脑神经元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机制所决定的，这是一个变异、筛选、扩增的三部曲：先是巨大的环境压力使大量变异由随机突变产生，然后是变异体按其在给定环境下的适合度被筛选，最后是被选中的变异体以极大的速率扩增。脑神经元联系的类似机制是：在多种形式的脑神经元联系中，变异被诱导发生，出现大量松散的联系，然后按“有用性”来筛选，使常用的有用联系逐渐加强成为永久性突触联系并断开无用的联系。因而，脑神经元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所决定的，我们所能做的，都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而我们所做的决定于我们的环境。
在人类进化史上，除手的解放和脑容量的增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外，语言的进化则在这个基础上将人类变成最强势物种起了决定性作用。凡属群体性生活的动物，其内部必有信息交流，有的是通过声音来交流。１９６７年，科学家开始研究绿猴的呼叫声，生物学家史都赛克（ＴｈｏｍａｓＳｔｒｕｈｓａｋｅｒ）在肯尼亚安柏赛立（Ａｍｂｏｓｅｌｉ）国家公园观察到，绿猴遇上豹子或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雄绿猴会发出一连串响亮的吠叫声，雌绿猴则发出高亢的喳喳声，其他绿猴听到这种声音会立即爬上树。看到武鹰或冠鹰在头顶盘旋，会发出两个音节的短暂咳声，听见的绿猴会抬头仰望天空，或跑向矮树丛。发现蟒蛇或其他危险的蛇类，会发出另一种特别的叫声，听到的绿猴会以后腿立起身子，四下张望。１９７７年后，科学家夫妇钱妮（ＤｏｒｏｔｈｙＣｈｅｎｅｙ）与赛法斯（ＲｏｂｅｒｔＳｅ-ｙａｒｔｈ）以用仪器录音、摄像等实验证明了史都赛克的观察。此外，他们还发现有其他多种不同的呼叫及不同的反映。研究还显示，绿猴的呼叫声并不是恐惧的自然流露，而是有相当准确的外界指涉，两岁前的绿猴呼叫声和判断与成年猴不同，要经过两年的“学习”才能与成年猴一致。
用人工语言训练捕获的大猩猩、黑猩猩和诺波诺猿的试验表明，这些动物学会了上百个甚至几百个符号的意义，一头诺波诺猿似乎懂得许多英语口语，它们具有的智慧足以掌握大量的词汇。由于猿类受到发声道解剖构造的限制，不能像人类一样发出那么多子音、母音，因而猿的词汇不可能像人类那样多。科学家发现，其他所有动物的喉部离嘴更近，而我们位置稍往下的喉部，使我们能发出比其他任何动物更多种多样的声音，并认为这一解剖学上的特征为现代人祖先在２０万年前获得。由此推想人类语言的历史也会比过去所认为的要大大提前，考古学家最近惊人地发现，希腊的克里特岛的石器至少有１３万年的历史，人类到达克里特岛肯定是乘船过去的，这就把航海历史大大提前了，如果没有较复杂的语言沟通，很难设想人类会有如此集体性的航海壮举。ＤＮＡ测试表明，澳大利亚的土著和新几内亚人是在约５。５万年前非洲的迁移者进化而来的。现代人的祖先至少在５—１０万年前已出现了文化进化史上的一个飞跃，工具、武器、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时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虽有陆地相连（约８０００年前被海水淹没），但与欧亚大陆有１００多公里的海峡分隔，没有造船技术的进步是不可能跨过海峡的。
人类复杂语言的产生，使部落内部进而部落之间可以进行复杂的信息交流，这就使得复杂经验的交流、传播、相互启发、创新成为可能，使部落内部的组织协调能力大为提高，同时也使脑神经元的联系大大丰富起来，这又使得文化进化和大脑进化二者相互激荡和相互促进，从而迎来了５—１０万年前的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大跃进”时代，才在体质、行为、语言方面进化成现代人。在此前的几百万年中，人类从猿进化成人，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但人类的文化如蜗牛般的爬行；在此后至今的约万年中，人类体质的变化不大，但人类文化的进化幅度，却比过去几百万年大得不可比拟；此前的文化进化，受制于遗传变化的缓慢，此后文化的进化不再依赖于遗传的变化，因为遗传已为文化的创新留下了广阔的潜在空间。
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开始突破地理、气候等环境阻力而征战全球。３万年前人类进入欧洲寒带地区，２万年前进入西伯利亚，１万多年前经白令海峡陆桥进入美洲，三千六百年到两千年前进入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波利尼西亚人）。一万多年前大冰期尚未结来，要在较高纬度地区的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至少要有几个条件，一是主要靠捕猎而不是采集才能在人类可食用植物稀缺的地区维生；二是用兽皮制衣而不是用树皮树叶遮羞才能挡住严寒；三是在北极活动的人类则还必须解决长夜的照明问题，因而还必须用动物油脂来替代木柴燃料。这些因素都使得人类必须捕猎大型猛兽才能满足需求，因为小动物的肉少、脂肪少、兽皮小，捕猎的风险虽然也小，但其奔跑的速度和灵活性仍远超人类，捕猎难度大，效率低，仅靠捕猎小动物难以满足人类群体的生存需求。在人类技术尚很原始的阶段，主要是靠采集捕鱼维生，因而生存的空间狭小。只有当人类发明了标枪、长矛投掷器、弓箭等武器，能杀死任何猛兽后，才有能力四处扩张。人类在这一扩张过程中，不仅灭绝了许多大型哺乳类动物，而且也可能灭绝了若干人类的其他分支。
有人认为，最近一次冰期结束前许多大型哺乳类动物的灭绝与气候变化有关。虽然完全排除气候的影响未必是科学的态度，但人类的杀戮是主要原因则是难以回避的。因为仅是气候变化不足以解释许多问题，如：这些动物物种经历了几个冰期、间冰期气候变化的“考验”，而不是最近一次冰期才突然出现并随之灭绝的，为何在过去几十万年中都平安无事，而在一万多年前的冰期结束前却都活过不去？它们的灭绝时间为何正好与人类的技术大跃进和向四处扩张的时期相吻合？为何这一时期的人类的栖居地堆放着它们的大量骨骼，并留有砍、砸、切的痕迹？为何人类进入澳洲后，那里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几乎全部被灭绝？等等。当然，也不能把它们的灭绝看成是人类亲手一只只杀死的，只要人类的杀戮使它们的种群密度、数量降至很低，或者人类的活动切断了它们适应季节、气候变化而迁徙的通道，使它们的觅食、繁衍、适应气候变化的选择受阻，就足以使它们灭绝，因而，即使有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人类因素仍是首要的。
§§八 创造文明
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大约出现在１０多万年前，但只是在１万年前才开始出现农业社会。Ｗ。Ｊ。佩里在《太阳之子》一书中，把未从事农业、牧业，以采集、渔猎为生存方式的人称为“食物采集者”，把从事农业或其他方法来增加食物资源的人称为“食物生产者”；不少历史学家把前者称为“野蛮社会”，后者称为文明社会。就生存方式而言，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前者融合于天然自然，后者则是开发自然，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人工自然”。这种分离有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人口增长带来生存压力增大，从而必须在提高土地生产力上找到出路。这对开发人的智力和自为能力意义重大，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过度解读这种区别，不能简单地把前者等同于愚昧、野蛮，后者等同于明智、文明，更不能进行道德画线，把前者等同于恶，后者等同于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