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文明开始，人类就走上了一条与自然分离和社会分化的道路，而在这之前几百万年的时间中，他们都是自然生态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完全靠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而生存，人类群体随着食物的季节性变化而流动，没有财产观念，是一个以最近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这时的自然和社会都是和谐的。农业社会诞生后，农业种植替代了采集，统一的自然生态系统被分割出一块块人工景观的农田，人类与自然开始分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与此相伴随的是定居、食物储存、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物制造、农业与手工业分工、生产组织和生活资料分配、共同体领地保护与社会管理等活动也就应运而生，这种社会模式本身就会导致等级制的形成，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它仍可以以公有制的、平等的社会形态存在。中国儒家学者提出的“大同社会”，既是他们心目中平等的理想的社会，也是他们依据传说对远古社会的追忆性描述，从孔子弟子所记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可以看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
郑玄注：“大道，谓五帝时也。”五帝的说法有多种，指的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几位著名领袖，如尧、舜等。中国古代学者留下的这一记述和思想在人类古代思想史中堪称寥若晨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虽撰有１０卷《理想国》巨著，对后世影响很大，但他和苏格拉底的理想国，仍然是一个除奴隶外，自由公民还有统治者（智慧的哲学家）、保卫者（勇敢的武士）、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的三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劳动者以节欲为美德，对他们要进行严格的教育训练，并实行共同私有制和公妻制。这有点类似于蜂、蚁王国。至于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个奴隶制的坚定捍卫者。
农业对人口增长的容量有限，随着人口密度不断增高，农田扩张、森林退缩、生态破坏加剧和相邻部落领地扩张、资源争夺的冲突和战争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战争使失败的一方变成了奴隶，胜利的一方则变成了统治者，对外领地争夺和压制内部奴隶反抗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巨变，私有制、集权制、极权制应运而生，人类从此陷入了持续几千年的不平等、阶级斗争、同类相残的苦难之中。
要把经过几百万年进化的自由平等的原始人变成奴隶，无疑经过了无数的压迫与反抗的暴力冲突，但少数人击败多数人在逻辑上仍然是非常奇怪的，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少数人巧妙地利用了社会的力量去控制社会。法国１８世纪的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曾对此作过探讨：
“富人们因需要所迫，最终想出了一个能进入人类思想中的最为狡诈的计划：雇佣自己的敌人为自己服务，使对手成为保护者，用新的格言激励他们，并为他们建立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对于富人之有利，如同自然法对于富人之不利是一样的……于是大家都向锁链跑过去，并相信这些锁链可以保障自己的自由……社会和法律的起源就是这样……它永远地毁灭了天赋的自由，这样就把保护私有财产和不平等的法律建立起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了不可剥夺的权利。”
《礼记·礼运》也说到礼义制度的起源：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贵族世袭）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设置）田里。”
极少数人剥削、统治多数人，享有绝大多数人所不能享有的特权，整个社会由少数人支配而多数人只能服从，靠的是暴力机器、法律制度和统治思想的理论工具。他们把剥削多数人的所得建立起庞大的专职暴力机器，用以镇压任何反抗行为，用法律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仅此还不够，他们还需要编造一套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理论工具，使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的统治，以降低统治的风险和成本。过去的统治者编造的理论工具主要是“上智下愚”“人生而不平等”“王权神授”“强者中心”等等，这一套理论工具曾统治了人类思想几千年，虽然遭到过不少挑战，但致命的一击是来自１８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此后，在众多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穷追猛打之下而终至气息奄奄，追求自由平等的世界潮流从此不可阻挡地奔涌出来。１９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皮埃尔·勒鲁指出：
“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不平等仍然占统治地位……法国革命把政治归结为这三个神圣的词：自由、平等、博爱……人在他一生的全部行动中都是合三而一的……”“平等一词是从何而来的？它来自卢梭。正是卢梭，卢梭的书籍，他的学派，把平等献给了我们的革命……在卢梭的著作中，平等几乎构成了一种完整的学说……正当卢梭精神传播到人民中间，并为我们定下法律的时候，由全体人民大声说出的平等这个词就成了一种原则、一种信条、一种信念、一种信仰、一种宗教。”
自卢梭之后的两百多年来，理性的进步、思想的解放、民众的抗争、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使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除少数例外，许多野蛮的社会不平等制度如奴隶制、世袭制、种族歧视、种姓歧视、性别歧视等在法律上基本上被消除了，人类原则上的平等在形式上得到确立，但事实上的平等仍天差地别，不平等现象俯拾皆是，为不平等张目的理论也没有销声匿迹，陈旧的不平等理论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并未消失，并在社会现实生活中若隐若现地得到宣示，在邪教组织以及各种地下帮派组织中更是仍在招摇撞骗。但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这些文化垃圾毕竟难登大雅之堂去与科学作正面交锋，因而需要在科学中寻找新的武器，有些人在生物学中看到了希望。
他们先是从达尔文物竞天择、存优汰劣的进化论中找来支持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依据，从动物界中的“不平等”中找来支持人类社会不平等的依据，现在则还从基因的“自私性”中找来自私是人的本性的依据，从遗传学中人的基因生而不同找来人生而不平等的依据。但事实是：没有任何自然科学能为此提供依据。英国心理学家伯特（１９７０年去世）曾编造了“用科学的方式”证明人的各种潜力具有遗传性的故事，被视为是２０世纪的“伯特事件”，是与“李森科事件”相似的科学丑闻。虽然参与揭秘ＤＮＡ并于１９６２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的美国遗传学家詹姆斯·沃森也公开宣称黑人智商低于白人，性欲与肤色有关等种族优劣论（沃森现已公开道歉），“社会生物学”也曾被认为为人类不平等提供了依据，但这些都遭到科学界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人确实生而不同，因为人们的遗传基因没有完全相同的，但这种差异与不平等是两回事，不平等是社会学、政治学概念，是高下、优劣的区分。甲与乙的基因有差异，因而，甲≠乙，但“不等于”并不能被替代成“高低”“优劣”，即使把甲和乙还原为或视同为基因，那也是基因的集合，集合是无法区分高低优劣的。试图用遗传学来论证社会等级是自然界“等级”的必然结果，从而使之合理合法化，这不是科学而是谎言。
如果人类的行为都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任何要改变人类行为的设想和做法就都是违背人类本性的，因而是错误的和注定要失败的，那么，法律对行为的规范，道德对行为的约束，教育对行为的引导也就都是多此一举、毫无意义的了。那么，占有、统治、等级、排外、种族主义等等就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遗传元素了。可是，为什么这些遗传元素只出现在最近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出现之前的几百万年中它们为何没有表现？出现之后又为何会遭遇到从未停止过的反抗呢？这些反抗行为又是由什么元素决定的呢？
动物界种内存优汰劣的竞争是退出即止，这有利于物种的进化，与人类曾反复出现的集体大屠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赶尽杀绝没有可比性，更与现代人类的军备竞争将整个人类和全球生命置于同归于尽的风险之中没有可比性。如果遗传就是“自私”，那么，生命进化的主要源泉来自基因交流而不是克隆，克隆模式历时近４０亿年仍是单细胞生物，交流模式则克服了克隆模式的“自私性”而不断推陈出新，所有的多细胞生命形式都是基因交流模式的产物，它们的基因库是一个“合众共和国”，是生物进化的集体成果，与自私是人的本性的想象南辕北辙，即使是单细胞克隆的微生物，遗传也与“自私”、“不平等”毫无关系，因为其个体与个体与物种是同一的，不存在一些个体“欺压”另一些个体的问题。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不是源自于自然，而是源自于私有制社会。
野外观察发现，有些蚂蚁袭击其他蚂蚁的巢穴，并将对方的蚂蚁俘获过来做奴隶，之后自己就依赖奴隶而生活，不仅雄蚁和有繁殖能力的雌蚁从不做工，工蚁也不做，当旧巢穴出现问题而举家搬迁时，搬迁的全部工作都由奴隶来做，连主子蚂蚁也由奴隶们用下颚夹抬运。蜜罐蚁经常袭击邻居，掠夺其工蚁来为自己做奴隶。亚马逊蚁经常劫掠其邻居红蚁的蛹，蚁蛹孵化并长大成年后就变成自己的苦力。一种美洲矛蚁将劫掠邻居俘获的蚂蚁，体形小的充当工蚁，大的充当兵蚁。这些现象已被认为是动物界的自私、征服、统治、奴役的生动案例，并被一些人想入非非地当成是人类的“自私”和“统治”哲学的生物学重要依据，这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是生物界的又一种“共生”现象，我们人类的个体都是功能相对完整的独立个体，我们每个健康的成年人都有相似的思维能力、自食其力能力、攻击和防御能力，但我们个体的独立性仍是相对的，因为我们任何个体都没有独立繁殖的能力，我们的任何个体虽然都是一个“合子”，但却只能产生一个“配子”，这个“配子”只有和另一个异性产生的“配子”相结合，才能“共构”一个新的个体，因而，在繁殖上我们也只是“共构”的一个“构件”（配子）。蚁群、蜂群与我们有所不同，它们在进化的道路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共构”现象，那就是：群体共构完整的独立个体，个体功能化。蚊群、蜂群虽然“个体”数量众多，但每一个“个体”都不具有独立性，而只是群体的一种功能部分，如有的专事繁殖，有的专事觅食，有的专事攻击和防御，群体共同构成完整独立的动物功能，这种群体是动物个体整体性的共构体，如果失去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这个共构体就会解体。
南美洲的切叶蚁（养殖真菌蚁），其养殖真菌的园丁与巨型兵蚁的体重竟相差到３００倍，但这种巨型兵蚁在部落建立的初期并不出现，而是在部落壮大到拥有蚁众１０万之多时才出现。这好比猛兽的尖牙利爪并不出现在生长初期，而是到成熟之后才真正拥有。蚂蚁部落在抵御外敌入侵时，其成员的死亡速率是每小时１／２０，这与老虎在精疲力尽时皮肤细胞的死亡速率相同。蚁群、蜂群的分工类似于一只猛兽器官的分工。至于一些蚁群袭击、俘获邻居蚂蚁来充当工蚁、兵蚁，那也只是共构体模式的扩张。蚁群、蜂群进化成共构体，其生存和繁衍的能力比个体户大大增强，不再有什么昆虫、鸟类能对它们构成威胁，而个体户则随时都可能成为别人的口中食、腹中粮。
蚁群、蜂群共构体与人类的等级社会好像有些相似，但实质上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蚁群、蜂群共构体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完全受控于遗传和本能，它们彼此间的功能行为靠化学信息来调节，繁殖者只有繁殖的功能、觅食者只有觅食的功能、作战者只有攻击防御的功能，其他功能、能力、“需求”“欲望”被化学信息“清除”隐没了。所谓“蚁王”“蜂王”，也只是人类比照人类等级社会而给它们的一个想当然的封赏，其实它们只不过是共构体的繁殖“器官”罢了，由于繁殖对基因传递、物种繁衍的重要性，所以繁殖“器官”尽力繁殖，其他“器官”为实现繁殖成功而各尽所能，这里并没有等级制。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则与此相反，它不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不是由遗传和本能所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由于人类所有健康个体的基本能力、欲望、需求是相同的，而等级制使极少数人的正常需求膨胀成无度的贪欲，而多数人的正常需求则得不到满足，因而是反人类本性的。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反抗等级制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而蚁群、蜂群内部从未听说发生过这种斗争，“蚁王”“蜂王”完成繁殖使命后，会自然产生一位接替者，从未听说这种接替要通过斗争、战争、政变等暴力和阴谋来实现。
不平等是造成社会苦难、失稳和革命的首要原因。从１８世纪晚期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资产阶级为铲除封建贵族与其他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就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大旗，这对占人口大多数的被统治者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但是，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民主制国家并没有消除不平等，而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富者通吃的社会。自认为是“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最发达的民主理想国家———美国，离平等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１９９７年，美国最富有的１%的人占有全国总财富的４０%，比占总人口９５%的底层人所占有的财富比重还要多。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的４０年中，美国最富裕的１０%的人口占有国民收入的１／３，今天已上升到了一半，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７年的新增国民收入有６５%落入最富有的１%的人手中。
巨大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普遍地存在于政治和社会领域。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劳动分工、社会冲突和私有制是形成不平等的社会模式的主要原因。劳动分工使一些人的活动可以支配另一些人的活动（如组织中决策者支配员工、企业的雇主支配工人），获得分工优势地位的上层会竭力强化这种倾向，最终形成了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资源稀缺和不平等分配会导致社会冲突，胜利者会将失败者置于被控制、剥削、压迫的地位，并建立一套能长期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不平等制度。如果社会能平等地分配有价值的东西，劳动分工不能给任何人带来有无权力的好处或坏处，社会冲突就会很少，但是，社会不平等为什么被制度化和持久化呢？根本原因是私有制，卢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第一个圈起一片土地，并想起说‘这是我的’的人，当他发现人们都很单纯，并全部都相信他时，他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但是，如果有个人把木桩子！起来，并填平界沟，向他的同伴们大喊：‘警惕这个骗子！如果你们忘记地上的果实属于每一个人，而且土地本身不属于任何人，那么你们就完了。’那么，人类会避免多少罪行、战争、谋杀，惨剧和恐怖。”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乔尔·查农认为，不平等以产生贫困、导致犯罪、迫使一些人做糟糕的工作、使一些人剥削他人、使一些人低自尊和失去希望、引致整个社会的高压力、形成及维持苦难的制度等７种方式与苦难联系在一起。
产生贫困。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有些人一出生就享有特权，另一些人则没有。穷人由于缺乏足够的营养、良好的教育、充分的医疗保健，而使身心健康欠佳，工作的保障性、安全性和报酬很差，任何对未来的计划，都为每日的生存所牺牲，社区选择、地理流动、法律保护和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力都很有限，缺乏尊严和希望，经常受到愤怒、犯罪、暴力、家庭解体和政治经济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反过来这又会助长社会问题的增加。穷人的选择要么是安于现状，要么是改变现状，绝大多数人都想改变现状，但是，如果努力工作仍难以改变现状，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去遵循富人们制定的法律，那就会在合法体系之外去寻找改变现状的途径，于是，偷盗、抢劫、造假、贪污、卖淫、贩毒和暴力犯罪就成了很有诱惑力的选择。其中一部分人会通过犯罪摆脱贫困，这会形成激励犯罪的效应，但多数人并不能通过这一途径改变现状，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查农指出，大多数人
“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福利制度、法律制度、医疗制度和监狱制的歧视———这些制度存在的目的是对他们的生活施加控制，确保他们不会对社会中的其他人构成威胁。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他们的苦难日益恶化。”
社会的所有阶层都有犯罪现象，因为社会广泛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人们都想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富了还想更富，因而，收受贿赂的政客、篡改公司账目的会计、非法交易的股票商、不保护员工安全的企业主等等都会前仆后继地出现。但是，富人犯罪比穷人犯罪所受的苦难要轻得多，富人通过交纳罚金、雇用律师、买通关系等办法往往得以逃脱牢狱之灾。在很大程度上，不平等是社会犯罪的起因，犯罪扰乱社会秩序，使人们对日常生活产生恐惧感和不信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其害。
接受糟糕的工作。不平等将许多人牢牢地束缚在枯燥、繁重、肮脏、危险、低报酬的工作中，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要么忍饥挨饿直至悲惨地死去，要么就得接受这类工作以维持生存。煤矿主们为获得巨额利润，既会压低工人的工资，还会减省生产安全的投入，从而不仅制造贫穷，而且还制造死亡。由于这类工作技术含量低，很容易被替代，所以工人要求增加报酬和改善生产条件的努力并不能对雇主形成什么压力。由于工作是一个人生活中的极重要部分，糟糕的工作会使人长期甚至终生陷于苦难的境遇之中。
导致剥削。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会有不平等的权力出现，有不平等的权力，就会有依赖、有剥削。阶级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剥削的历史，有权有势的人剥削无权无势的人是这种社会的一个共性特点。在奴隶社会，奴隶可以被主人随意使用、买卖、处置；在封建社会，不同的人分别处在一个层层剥削的等级体系的不同阶梯之中，农民处于最底层；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只有满足雇主的要求才能获得一份有报酬的工作，雇主能够剥削所有依靠他们获得工作的人，大老板剥削所有依赖于它的小老板，跨国公司剥削全球。剥削不仅表现于经济剥削，而且还表现于身体和心理虐待。许多妇女和儿童受害于家庭虐待，原因与两性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性别观念、体力的不平等有关，性别不平等还会产生性剥削。
伤害自尊。一个人失去工作或做糟糕的工作，微薄的收入仅能勉强糊口，外面堆积如山、无所不有的商品世界与自己无缘，在社会上饱受轻视、遭人白眼、毫无荣誉感，或参与犯罪并成为犯罪的牺牲品。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久而久之就会使他们对自我价值形成负面的看法，认为自己无用，破罐子破摔，缺乏自尊使生活陷入对他人的愤怒和仇恨、身心疾病、酗酒、吸毒的苦难之中，甚至走向自杀。
形成压力。一个层层分级，追求物质利益、奢侈生活的社会处处充满着竞争压力，几乎所有的人都处于不进则退的现实压力之中。人们都想获得更多，但或因公司破产，突然失业，希望一夜破灭；或因股价暴跌，房价暴跌，财富灰飞烟灭；或因投资失败，婚姻失败，从此一蹶不振；或因职场倾轧，权力丧失，地位一落千丈，等等，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所有人都有跌落到社会底层的可能。查农说：
“维持现有地位或是做得更好获得更高地位的努力，会给人带来一种犯罪的诱惑，这反过来也会对那些实施犯罪的人和那些犯罪的受害者带来更多的苦难。”
这方面的犯罪涉及等级阶梯上各个层次的人。
产生和维持苦难的机制。不平等的社会会产生维护不平等的制度，有权势的人在建立什么制度和制度怎样运作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操控权。
“由此产生的制度，自然也就会为那些创造及持续地操控它们的有权势的人们最好地效劳。极少有哪一种制度的创立是为了解决人类苦难问题，除非是那些苦难触及了那些有权势者的生活。”
这种社会制度总是趋向于有益社会上层的人而不是相反，它创造出使人们处于他们出生时所处位置上的条件，将不平等结构持续化，通过系统化地保护既得利益者，使他们享有其他人不能享有的好处来制造苦难。制度受益者改变社会苦难的努力，远不如他们对不平等制度的忠诚，制度改变通常需要自下而上要求改变的巨大压力。查农强调：
“民主和公正意味着，只有当所有人都受到尊重、所有人的自由都事关重大、所有人都能从机制中获得益处时，它们才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