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苦难的原因还有毁灭性冲突。不是所有的冲突都是毁灭性的，许多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或是积极的，冲突也是一种互动，竞争也是一种冲突，每个人都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目标与他人的目标相冲突，在许多情况下会通过相互协调达到利益的某种平衡。但是，在一个极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中，毁灭性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斥着认知和情感鸿沟的社会，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会将他们的优势直接继承或通过教育机会、社会关系传递给后代，以长期维持甚至不断加剧资源分配的巨大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会被认为是社会的常态，从来如此，不可改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所形成的不平等意识会影响到所有的人，使得富人和穷人、权势者和底层人很难有共同的观念、理想、语言和情感。富人尤其是以不正当手段致富、因财产继承致富的人，特权阶层或享受特权荫庇的人，他们大多浅薄得不知道财富的来源，不清楚他们的巨大财富是剥削穷人剩余劳动的结果，他们与穷人的巨大差距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孕育着毁灭性冲突的风险，反而认为自己是救世主，穷人天生下贱、低劣、愚蠢、懒惰，是靠他们的投资、消费、施舍养活的，他们以各种形式去轻浮夸张地炫耀自己高高在上的虚荣，冷漠地对待穷人和底层的疾苦与倾诉。当穷人感到自己痛苦无处发泄、冤屈无处申诉、生活陷于绝望中时，深埋在心中的愤怒就可能爆发，毁灭性冲突就会发生。毁灭性冲突不仅会使失败者陷于苦难甚至丧命，胜利者也会因此而在对方的意识中埋下仇恨和报复的种子，从而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毁灭性冲突所带来的苦难循环。
社会极不平等、利益两极分化，使得社会到处都埋伏着暴力冲突甚至是战争的导火线，而战争的决策者和作战者的分离，使得政治野心家更有着点燃它的冲动。动物之间的同类相争是首领冲锋在前，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大概也如此，甚至在两千年前的项羽作战时也是自己冲锋在前的。项羽虽然残暴，但在灭秦后的楚汉相争中，并未主动发动战争，相反，刘邦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出项羽的残暴，甚至表现出“仁义”，但有躲在后面驱使别人冲锋在前的决策权，因而屡败屡战地发动战争，用别人的尸骨去铺成通往帝位之路，如果刘邦也要冲锋在前，他就一场战争也不敢打。战争的决策者和作战者的分离，是人类间战争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冷兵器时代，将领率先进行单打独斗的胜负，对战场的局势起决定性作用，到了热兵器时代，打仗可以靠士兵隔空交火，将领不再需要身先士卒了。到了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时代，将领可以躲在远离战场的安全地方，靠发射导弹就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现在则出现了派出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出国作战的趋势，美国无人机已在多个国家发动袭击，据说杀死了一些反美分子、恐怖分子嫌疑人，但死得更多的是平民，这虽然激起了反美仇恨，但美国毫发无损，所以也就横行无忌。美国现已造出了７５００多架无人机和约１５０００个地面机器人，今后的发展如果只需无人机和机器人上战场，发动战争将会变得更加轻易。正因为现代战争不需要首领亲上前线贴身相搏，因失误而死伤的是别人，决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也不要冒自己财产和前程损毁的风险，所以军事强国的首领对发动战争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充斥着暴力冲突，当一个国家内部的矛盾激化，统治者可能会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将暴力攻击转向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以缓解内部危机。军事强国、政治野心家、军工巨商总是能在战争中捞取到许多在和平环境中所没有的“好处”。即使打不起战争，他们也要挑起事端，制造紧张气氛，以捞取转移国内矛盾、增加在国内外舞台上的表现机会、扩大武器等军用物资出口、巩固和扩张在国外的势力范围等利益。
战争、暴力冲突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战争、暴力冲突中获胜会使人们相信暴力是他们获得好处的一种方式，由此会鼓励暴力冲突在社会中持续使用，在心理上会鼓励更多的作恶者具有攻击性心理。与自我感觉良好相反，具有攻击性的人趋向于让其受害者变得变本加厉地残暴，会将受害者去人性化来为自己的暴行辩解，会让自己和他人都相信受害者是罪有应得。但是，获胜者并不会因此逃离苦难而获得幸福，而是使自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他施加给失败者身体、尊严、财产的严重损害，所埋下的愤恨种子，不会被失败者逆来顺受地长期“冰冻”，他们会寻求机会进行各种形式的报复，其最绝望的形式是同归于尽的自杀性报复。暴力与报复的循环还会使许多无辜者也深受“殃及池鱼”之害，正如查农所说：
“互动有赖于信任，具有毁灭性冲突的真正的受害者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通过暴力冲突，原本可以预期的熟悉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无序的和不可预期的世界，它没有规则可以让人们去忠诚于它。一个互不信任、没有规范可以遵循和不可预期的世界，使得生活对许多人来说都成为一种苦难。他们变成程度更猛和更常发生的暴力牺牲品；他们变得对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充满了恐惧。”
在这种环境中，人的心灵被扭曲，一切都会发生异化，美好的东西会变成相反的东西，自己的行为会变成异己的反对自己的力量。“人权”本应是个好东西，但再没有什么能比西方列强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更为异化的了，人权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西方列强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用毁灭性暴力剥夺了世界各民族无数人的生存权，几百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战争和动乱，很少没有西方列强的直接参与、间接介入、暗中插手或受其逻辑影响的，但他们对真正的人权灾难却又毫无兴趣。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及西方列强以其实际行为证明了他们既是人权的逃兵，又是人权杀手。在１９９４年卢旺达发生大屠杀前夕，美英却力主撤回维和人员以避免维和人员的伤亡，结果导致１００万人被杀。凭借绝对军事优势而对别国肆意发动“维护人权”的干涉和战争，虽然他们死伤甚少，但受害国死伤的平民却是数以百万计，在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制裁，就已使大多数伊拉克人食不果腹数年，轰炸则使这个曾经繁荣的国家倒退到工业化之前的黑暗时代。英国著名的批判法学和人权研究学者科斯塔斯·杜兹纳对此痛斥道：
“如果在一场战争中，一名士兵的性命比众多平民的性命宝贵得多，那么，这场战争不能说是正义的、人道的。以几百塞族人的生命换取一名北约士兵的生命，什么每个人在尊严上是平等的、什么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只是一派胡言……道德的自我中心主义很容易产生傲慢情绪，道德的普适主义也很容易滑向帝国主义……普适主义以纠正相对主义开始，却以粉饰压迫统治而告终。文化相对主义的潜在后果更加可怕，因为它可能以当地特殊情况为借口，为杀戮和酷刑提供特权……在这个强权主宰人权的世界里，对没有人性的独裁者只依靠并不精确的‘精确制导炸弹’和平民的‘附带损伤’这些没有人性的手段去对付。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正义之士所犯的恰恰是他们所要制止的罪行。”
西方列强的道德信誉扫地无存，这必然会使许多国家对获得唯一能与列强周旋的核武器的意愿更为迫切，防止核扩散的努力已遭受重创。而且，轻率的战争干涉主义已成为助长分离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重要因素，不仅使许多国家饱受动乱之苦，也使全球和其自身都难逃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由于安全普遍受到威胁，这既大大增加了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国防安全和国内治安的压力，并使人类的活动被置于一个日益严密的电子监视网络之中，信息技术这个给人类带来广泛联系和自由活动的工具，正被异化成使自由、人权、隐私丧失和网络战争的武器，同时，还减少了对解决贫困、饥荒、自然灾害、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人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努力。
异化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和社会苦难的根源。异化的词意是分离。异化是黑格尔、马克思、韦伯、西美尔等都论述过的重要社会现象。在马克思那里，异化是指人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里，自己的行为对他来说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他相对，并且反对他，他从而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偶像崇拜有助于我们理解异化概念。人们把精力和艺术才能用于建造偶像，然后对自己的这一偶像顶礼膜拜，其实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件产品，但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力转移给了它，使它成了与他们相分离的存在，与他们对立，高高在上，他们要崇拜和服从。宗教徒把自己的爱和力量分离给了上帝或神，而自己则不再有这些力量，他们崇拜自己的偶像，希望它能赐给他们某些力量。屈从性崇拜自己的创造物都是异化现象，这种创造物可以是神、是人、是物，是某个组织。国家、领袖、明星、金钱等都是人的创造物，都可能成为人的崇拜偶像。当一个人成为非理性热情的奴隶时，异化就发生于与自己的关系中。当一个人被权力欲、金钱欲、美色欲所驱使时，他就会被这种强烈的欲望所占有，他就不再是一个充满丰富性的人、具有自主性的人，而是一个被异己力量驱使的人，他成了自己的陌生人，就像他人是陌生人一样。
迄今的社会化也是人类苦难的根源。社会化将每一个人置于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上，一些人一出生就处于社会化不足的情境中，其家庭内部的互动或极为有限，或缺少关爱，或未教给自控，或具有毁灭性，都会对他们今后的长期发展带来严重的心理和行为后果，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出现各种问题，使生活陷于困难，对社会感到沮丧和愤怒。成功的社会化也带来苦难，我们是在一个积累财富获取利润成为主导价值观的等级社会中被社会化的，雇主剥削雇工，把他们当成赚钱的工具，轻视他们的需要和利益；竞争对手之间的相互提防、算计；客观现实与他人和自己对自己的期望值之间永远存在的差距等等都会造成苦难。人们在多数时间中是被经常接触的人社会化的，是他们使你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起着大部分的影响，但从未见面的某些政治领导人、富商、明星、学者、科学家、名人、杀手甚至一本书也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方向。为什么不同阶层、贫富、兴趣、习俗的人很难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为什么社会会出现恐怖主义、杀人犯、虐待狂和各种犯罪？社会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迄今的社会化是一种异化的关系。
异化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到了现代社会，异化现象几乎无所不在。埃里希·弗罗姆对此有出色的论述：
“人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他建立了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他所建造的技术和机器。然而他所创造的一切却居于他之上。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和中心，反而成为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机器人的奴仆。他所释放出来的力量越为强大，他越感到作为一个人的无能。他用包含有自身力量的他的创造物面对自我，被自己所异化。他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占有，失去了自主权，他铸造了一尊金犊，并且说：‘这些就是带领你们离开埃及的神。’”
在工业生产中，生产工人变成了一个随着原子管理的步调跳舞的经济原子，工作是一种机械性的重复，生命的活力、创造性、好奇心、独立思考都被扼杀了。经理面对的是一些非人化的巨人：庞大的竞争企业、庞大的国内外市场、庞大的工会组织和庞大的政府，是这些似乎有生命力的巨人指挥着经理。大企业的所有者对他的企业已几乎没有控制权，他的所有权只是一张代表数量不断变化的金钱的纸。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的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生命时期都必须消耗于工作中，工作就是为了挣钱以使自己生存下去，它与生活的意义、创造性、幸福都没有关系，这些都要到工作之外去寻找。
同样，消费过程也完全被异化，人们获取物品应在性质上与使用它们相一致，消费它的使用价值，从而使身体需求、情感需求获得具体满足，但这种满足现已微乎其微，消费已基本上是与此分离的对人造幻觉的满足。人们用金钱买东西，这与以爱换爱、以信任换信任不同，金钱代表一种抽象形式的劳动，它可以购买任何东西，这种购买在现代已越来越与使用相分离，而只是以无用的占有而非实际的使用为满足，陈旧的古董、豪华的器具、昂贵的工艺品从来都不会被使用，而只是用于炫耀，人们吃某些食品、喝某些饮料、穿某些衣服、用某些物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它们的真实使用价值和人们的真实需求相分离，人们只是在消费它们的广告词。人已经被追求购买更多更好更新商品的能力所迷惑，消费从满足需求的手段变成人生的目的，人则被异化成被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所控制的奴隶，面对铺天盖地的新产品广告和眼花缭乱的百货超市，有钱人也哀叹自己很穷，穷人的被社会抛弃感就更为强烈。
弗罗姆认为，现代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已异化成：
“两种抽象体两个活机器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雇主利用雇员，推销商利用顾客。每个人都是除己之外的别人的一个商品……现在的人际关系中，再也找不到多少爱与恨，人们有表面上的友好和更多表面上的公平。但在表面之下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相互的冷漠，以及大量的难以捉摸的互不信任……甚至爱和性关系也有互不信任的特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性解放运动是一次人们用性愉悦代替更为深厚的爱情的孤注一掷的尝试。当这种尝试失败后，两性之间的性爱的两极化降低到最低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友好的伙伴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导致了大众和社会情感的消失……”
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情感消失的结果是去人性化，加上个人追逐私利和“看不见的手”实现公利被认为是最好的社会机制，从专制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类个体自由被视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因而个体化获得了极大的张扬。这种去人性化和个体化，通过现代教育和各种思想的浸染，富足带给人们退回家中享受生活而不必一定要与他人互动的机会，信息化网络使人们可以与永不谋面的人互动而不必与身边的人互动的条件，都使得人与他人关系的异化获得了促进。我们看到，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不劳而获、没有责任心、移情能力缺失、蔑视伦理道德和法律秩序等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犯罪激增的重要原因。
人与自身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弗罗姆把这种异化关系描述为“买卖倾向”：
“在这种倾向中，人体验自己是一个能够在市场上被人们成功利用的东西，人并不把自己看做是自身权利的持有者，一个积极的作用者，他的目标是成功地在市场上销售自己。他的自我意识并不是来自于作为一个富有爱心和思想的个体的活动中，而是来自于他的社会经济角色中。如果东西能说话，对于‘你是谁’这个问题，一台打字机会回答‘我是一台打字机’……（而人会回答）‘我是一个工厂主’，‘我是一个职员’……他的回答与能说话的东西的回答几乎有相同的意思，这就是他体验自己的方式，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有爱、恐惧、信念、怀疑的人，而是作为一个与真实本性异化的在社会系统中完成一定作用的抽象物一样体验自己。他的自我价值取决于成功与否，即能否把自己卖个好价钱，能否赚比本钱更多的钱，能否获得成功……如果个体投资失败，没能够用自己创造出利润，他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他的自我感觉的意识取决于自身以外的因素……市场决定人的价值就如同决定商品的价值一样，他就像市场上不能被高价销售出去的商品一样，虽然使用价值很大，却无任何交换价值可言。这种待价而沽的异化人必定失去了许多尊严感……必定失去几乎所有的自我以及作为一个独特的，不可控制的实体的感觉……东西没有自我，那些变成东西的人也会没有自我。”
许多人把西方社会的民主和个人自由描绘成理想的社会，可是正是这样的社会，普遍存在着人与工作相异化、与他人相异化、与自己相异化的苦难。你的确有一人一票的民主，但面对如此巨大、复杂和难以理解的社会，你能看清什么？即使看清了，你一票又能改变什么？你似乎很自由，但为了生存，你必须在市场中把自己交换出去，既要忍受雇主聘用你的各种要求，也要忍受他们对你解聘。所有的人都要受到市场变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受到社会力量的直接或间接操控，你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它受到太多的外在因素的左右，甚至成了他人随心所欲的牺牲品，你没有能力积极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你处于被动之中，被动性使你滋生出软弱无力感，“哀莫大于心死”，陷于苦难中而无力自！会使有些人感到绝望而自杀，这是许多国家自杀率很高且呈上升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