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瞬息万变，前不久人们还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者推崇备至，视他们为社会的先进楷模。如今却１８０度倒转，对自私自利、损人利者大加追捧，把他们当成颠覆陈腐道德的思想解放先驱。道德的基础难道真的如此脆弱，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主观概念，可以随意拿捏塑造？回答是否定的：道德既然具有极为重要的进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它就会被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所选择。
有些生物学家认为，不求回报的利他行为不适应适者生存的竞争环境，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行为不理性。如果这些理论是正确的，利他主义早就应被进化所淘汰，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利他行为，但社会学研究表明，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有利他行为存在。而且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人类并不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理性，在大部分时间中，我们仅是本能地对周围的世界作出反应，我们更依赖于本能，更类似于其他动物。
野生动物的利他行为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科学家观察到许多动物都有利他行为，如海豚会冒险救助被困的同伴，把受伤的海豚托出水面呼吸，猴子会奋勇把袭击者从弱小的猴子身边赶走，野牛会救援被狮子袭击的小牛而不惜置身于危险境地，这种利他行为并没有任何固有的报偿，相反还有可能要付出自身生命的代价。动物有时表现得比人类还更为道德，在人类社会中，在强迫的情况下做伤害同类的事，或在利益诱惑、妒忌驱使的情况下做损人利己的事并不少见，但是，詹姆斯·雷切尔对１９６４年在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对恒河猴进行的一项类似实验的报道，可能会使一些人类感到羞愧：两只猴子被置于一个笼子中，并以一块单相镜隔开，其中一只猴子能够通过单相镜子看到另一只猴子，它已被训练通过拉两条链子中的！一条以获取食物，另一只猴子被束缚于导电的金属线网中，会受到无法躲避的电击，第一只猴子处的链子绑在可导致另一只猴子被电击的电源开关上，当第一只猴子拉任一根链子而获取食物时，另一只猴子就经受一次严重电击，拉链子的猴子能够看到并有时能听到另一只猴子对电击的反应，第一只猴子做了什么呢？经过为数极多的实验之后，结论是：大多数恒河猴将坚持忍受饥饿而不是在同类遭受电击的代价上获得可靠的食物。在其中一组中，８只猴子中的６只表现出此类行为，第２组中１０只有６只这样做，第３组中１５只有１３只是这样。在看到同类电击后，其中有两只猴子分别坚持了１２天、１５天之久没有吃任何食物。电击他者的意愿在猴子中变化不一，但并不与它们的性别或在社会等级中的相对地位相吻合，不管怎样，那些已在此设备中被电击过的猴子更不愿意去电击他者，猴子们更不愿意去电击先前在笼中的伙伴。在这里，恒河猴表现出了利他主义，为了使他者免受痛苦而情愿自己挨饿。不仅如此，连最为人类所鄙视的“鼠辈”也会使利己主义者汗颜，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佩姬·梅森在一项重复的实验中发现，老鼠在面对巧克力美味的诱惑时，会先去解救关在笼子中的同类，然后大家一起分享美味，而不是先独享美味再去解救同类，其中雌性比雄性表现了更为持久的爱心。
著名生物进化学家、俄罗斯科学院古生物病理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马尔科夫认为，通过单细胞生物来解读道德出现的原理其实最为简单，因为它不涉及高等生物受到的社会及文化影响，体现的是纯粹的基因选择方面的生物进化过程。利他者和自私者在微生物阶段就出现了，在“利他”微生物的基因组中有感染病毒就自杀的机制，如肠杆菌会为避免传染同胞而自杀，但自私微生物的行为完全两样，它们为所欲为，不惜祸害整个群体。显然，利他菌群的进化会更快，否则，自私微生物就会毁掉它们。那么，小至生物，大到国家，为何不像是绝对善良和正义的王国呢？马尔科夫的解释是，问题在于只要出现利他者菌群，就会出现各类骗子、食客、不劳而获者，来破坏菌群的联盟，这是进化的规律所在，即利他者越多，利己者就越划算。自私是基因突变的偶然产物，有时，在一个利他菌群中会出现一两个基因“错误者”，他们不维持自我牺牲机制，而是专事繁衍，进化的历史也是利他者通过种种努力保护自己免遭自私者和不劳而获者暗算的过程。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是利他主义进化的胜利，因为在多细胞生物中，大多数细胞都是利他的，它们为共同的福祉而放弃自身繁殖。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大脑增大，这使得大骨盆女子在产子时风险较小，但大骨盆女子奔跑速度较慢，同时婴儿在大脑未成熟时就提前出生，出生后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哺育过程。因而，只有那些关心母子，为她们提供食物和安全的群体，才会有更大的生存繁衍机会，反之，只顾寻欢不担责任的群体生存机会就小，这一过程的文化优胜劣汰使一些“道德优点”在社会中占据上风，当然，自私的品质也会进化。美国和瑞典研究人员通过对７８２对拥有相同基因的同卵双胞胎和只有一半基因相似的异卵双胞胎进行测试，发现２０%的品德是由基因决定的，这是进化的产物，是人与生俱来的辨别善恶的能力。以色列科学家发现ＡＶＰＲｌａ基因的某一段与“忠诚”有关，这缘起于他们发现美国有两种田鼠，基因基本一致，但其中的一种的雄性一旦与雌性相识，就会与对方终身相守，另一种则相反，交欢后就会一走了之，将养育后代的重担全丢给雌性，他们研究发现这两种田鼠的道德差异缘于控制血管加压素接受器的基因，感情专一的田鼠这段基因较长，另一种则较短。这种区别在人类身上也有显现，这段基因较短的人，虽然热衷于谈情说爱，却不愿结婚，婚姻带给他们的幸福感也不强，其同情心和忠诚度都很低。
ＭＡＯ基因管理的是主导个体行为的血清素的含量，基因学家最初在老鼠身上发现ＭＡＯ基因的变异可能导致侵略性，前不久，美国研究者对该国监狱中２５００多名囚犯进行测试，发现几乎所有暴力犯罪者的ＭＡＯ都与常人迥异。不久前，科学家做了个试验，将“忠诚”基因ＡＶＰＲｌａ所控制的激素滴入志愿者的鼻孔中，发现在后叶催产素的作用下，这些男人通过面部表情来理解、感受对方内心的能力普遍有所提高，变得更加通情达理、更信任对方，某些志愿者甚至对曾经若干次欺骗过自己的人继续信任。
英国蒙特利尔大学神经生理学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马里奥·博勒加德对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人们经常会对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产生无条件的爱进行研究，他让一些助手照顾有学习障碍的人并发放微薄的薪水，要求他们在心里唤起自己无条件的爱并维持这种感觉，同时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其脑部，观察到的７个变得活跃的大脑部位中，有３个部位的活动与浪漫爱情带来的大脑活动相似，其余都不相同，说明这种无条件的爱的大脑活动，与爱情或性欲所带来的大脑活动相似点有限，这是一种不同的爱。在产生无条件的爱时，一些活跃的大脑部位也会释放多巴胺，人的愉悦情绪与这种化学物质密切相关，多巴胺的增多会使人感觉得到了回报，甚至会有难以抑制的喜悦。博勒加德认为，无条件的爱的有益特性有助于建立牢固的情感纽带，这种强有力的联系也许对人类的繁衍生息有重大贡献。狭隘的进化论者认为，基因是自私的，人只会对帮助自己将基因传递给后代的人产生爱的感情。但是，在原始共同体中，自私自利的人显然是不为共同体所容的，自古至今，总会有许多人或放弃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去为穷人谋利益，或离别亲人到异国他乡最贫困的地方去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或在最危险的时候不惜牺牲生命去保护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人的安全，这种无私的爱无疑既是进化的产物，又对进化有着重大的贡献。
美国斯托尼布鲁克大学人文医学、人文关怀与生物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斯蒂芬·波斯特认为，助人为乐有益身体健康有生物学依据，它会影响到大脑、免疫系统和某些荷尔蒙，如催产素水平的升高。近年来的各种研究显示，不管当初身体怎样，参加志愿者工作都会令人身心受益，包括减少压力和延长寿命。对６５岁以上的人来说尤为明显，特别是每年当义务工１００小时以上的人。美国联合医疗保险公司和志愿者组织“国际工作营”对超过４５００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在２０１０年４月公布的调查结果中，有６８%的人说自己在开始当志愿者后感觉身体变好了，还有２９%的人说，通过回馈社会，他们的慢性病得到了控制。与其他人相比，志愿者对幸福以及生命的意义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帮助他人能够减少痛苦，改善身体机能。催产素水平升高能减少压力，有助于预防疾病和保持健康，提高被称为“快乐荷尔蒙”的内啡肽和多巴胺水平。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心理学家斯蒂芬妮·布朗对４００对老年夫妇进行长达５年的跟踪研究，发现亲身帮助他人的老人死亡率远远低于其他老人，帮助他人会降低死亡风险，二者之间有非常确定的联系。有很多研究表明，不友善、刻薄、悲观的人患心脏病的几率高，悲观者更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而不友善、刻薄会带来周边人的相似反应，使自己缺少友谊，而这会带来悲观，因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人类天生俱有利他倾向。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心理学家费利克斯·沃恩肯对２４名１８个月大的孩子作过一个简单的实验，他表演了用衣夹挂毛巾和把书堆起来的差事，并故意掉落衣夹和书，２４个幼儿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在数秒钟内飞快地爬过去，拾起掉落的东西，把它推到沃恩肯脚边，沃恩肯没有要求帮助，不说谢谢，也没有给予物质奖励。利他主义在人具有识别能力和能理解别人的需要时就能自然地表现出来，这是进化赋予人类的本能。
进化使人类获得了高度发达的道德感，这是人类品质的精髓。但是，基因决定的只是道德的倾向性，它影响着行为但不是对行为的直接指令，对人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有很多人体之外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其中社会的文化氛围和思维倾向影响尤为显著。前面已提到，利己的基因也是进化的产物，因而，在私有制社会的文化氛围中，利己主义无处不在就毫不奇怪，但即使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人类的道德基因、人类的善性也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很多人在人生的过程中会保持道德的反省，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有些人不为名利、不求回报而热心于公益事业，如在台湾有着大报记者工作、两个子女、经济富裕的张平宜女士，毅然投身于四川凉山一麻风村小学支教已１１年。还有些人在富裕之后将全部财产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重新过一无所有的平民生活，在中国富豪榜上曾排名４３２位的余彭年，在他８８岁时，已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给慈善机构，没有给自己和子女留下一分钱。奥地利泰尔夫斯的４７岁富翁拉贝德卖掉自己的公司、豪华别墅、农场、藏品、汽车，将其所得全部捐给慈善机构。拉贝德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更多的财富和奢华理所当然地意味着更多的快乐。”“我感觉我像奴隶一样地工作，争取的却是一些我并不渴望或者需要的东西。我感觉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金钱起的是反效果，它阻止了快乐的到来。”多年来他缺乏勇气放弃束缚他的一切，是他和妻子在夏威夷３个星期的度假使他下定决心：“所谓的五星级生活是多么的空虚和无聊。在３个星期中，我们以你能想象得到的一切方式花钱。但我们却感觉我们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人，我们都不过是演员而已。工作人员扮演友好礼貌的角色，客人扮演重要人物的角色。没有谁是真正的自己。”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现在不行动，我以后再也不会行动了。”卖掉一切捐出一切后，他感觉到“自由，如释重负”。
生物的一切行为模式都是进化的产物，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行为也是如此。彻底的利己主义即毫不利他的利己主义，和彻底的利他主义即毫不利己的利他主义，通常是不利于竞争因而是不被选择的。在局部上，彻底的利己主义可能会有短暂的成功，但它扩展的空间和持续的时间都很有限。例如，在寄生物———宿主系统中，宿主的命运强烈地受制于寄生物，因为寄生物要从宿主那里取得生存和繁衍的资源，这可能会杀死其宿主，宿主要进化出抵抗寄生物的能力，这是适应性进化规律所必然会驱动的。同时，寄生物也依赖于宿主，因为这是它安身存活的“家”，毁掉了这个“家”也就等于毁掉了自己。如果寄生物毒性太强（太贪婪），迅速地杀死了宿主，就会降低一个已被感染了的宿主作为传播源而存活足够长的时间的机会，这样，寄生物就容易随着宿主的死亡而同归于尽。进化选择的结果通常是，毒性降低的类型取代毒性极强的类型，宿主也通过遗传变异而形成相应的抗性，二者形成协同进化的模式。人和动物体内寄生的细菌数量惊人，不仅细菌依赖于宿主，而且宿主也依赖于细菌，人和动物是它们与微生物协同进化的共同体。
在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两名囚徒被分别审问他们在犯罪活动中的罪责。他们共同坚持辩解，以防被监禁，并在付少量罚金后被释放，这是他们的最佳策略。但他们每个人都受到诱惑，转而出庭提供同案犯的罪证，以求获得完全无罪释放，这就提供了要让同谋为犯罪而受到非常严厉处罚的可能性。这是只有一名叛徒时能奏效的策略，当双方都变得软弱，并无意中泄露了秘密时，最终他们都将遭到长期的牢狱之灾。合作对他们最为有利，但合作在无法相互支援的本案中是难以实施的策略。分别监禁囚徒减少了相互支援的可能性，彼此信任的瓦解动摇了稳定性，最终导致共同的背叛。囚徒困境提出了协作进化的两难处境，对囚徒而言，最好的策略是协作而不是背叛，但相互合作是不稳定的，它会使一个囚徒因另一个背叛而暴露和加重处罚，重复这一游戏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囚徒可能会发展出合作的策略，走向互利共生。在不断的重复中，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互利共生是普遍的，进化包含着重复经验，利己主义动力学反转为利他主义动力学，重复博弈从根上改变了动力学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