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直观的认识中，造成人类的苦难的是某些人、组织、统治者的邪恶，因而社会可以通过法治甚至革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而且前面的论述已使问题复杂到令人陷入一种无力感之中。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才智的人类却陷入自找的苦难中而无力自拔，这是真的吗？回答是肯定的，卢梭已看到：
“人所有的不幸均来源于他的显著而几乎无限的能力；就是这种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把人们从原本和平而清静的原始生活状态中拖了出来；正是这种能力，使人类几个世纪中，在知识与谬误、恶行与美德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最终成了人类自身与自然的暴君。”
有学者把人生的幸福与痛苦分别加起来，比较两者的总量，得到的结果是后者大大超过前者。卢梭认为，这只是对文明人而言才如此，如果回溯到自然人，结论就会不一样：
“人类所受的痛苦都是自找的，自然本身无可厚非。而我们成功地使自己得到如此多的不幸福……一方面，当我们思考人类大量的成就———那么多科学得到了发展，那么多艺术得以发明……另一方面，当我们思考一下，所有这些进步究竟给人类带来什么幸福时，我们不禁会为这种令人惊奇的、不成比例的现象感到极大的困惑，而我们会因此而感叹人类的盲目。这种盲目为的就是满足人类愚蠢的自豪感和无所谓的自我崇拜，使人类不顾一切地追求所有他可能受到的苦难……人们相互间的嫉恨与他们的利益冲突成一定的比例。”
人们可以用美好文字、皇皇巨著去论述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伟大成就，但是，在成就的另一面，是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触目惊心、罄竹难书。文明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人类知识增长、理性提升、地位改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类情感堕落、贪欲膨胀、恶行丛生的过程。哲学家、宗教思想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等对造成社会苦难的原因有过很多的论述，但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仍众说纷纭，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无须到别处去寻找，它就来自于推动文明进步的原因之中，来自于理性、贪欲、分离和这三者的互动。
没有理性的进步就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但是，理性使人类对自己、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行为全都走上了一条抽象化、数字化、简单化的道路，从而远离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社会和自然，卢梭对理性使文明人的同情心———人类唯一的自然美德———被销蚀有深刻的论述：
“看到同伴忍受痛苦，人们就会产生内在的刺激而产生一种反感，从而减弱了为自己谋取利益的热情，这是人类的天性。所以，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自尊减弱下来，或者在他的自尊产生之前，他的自保的欲望缓和了他的自爱。我相信这是人类唯一的自然美德……我所说的同情心也是一种天赋，适合于我们这样软弱而又多病的生物，这也是人类最普遍、最有益的美德，因为它在任何思考之前就会产生，它又是如此的自然，有时野兽也会表现出来……马都不愿意踩踏任何一个活物。一个动物经过同类的尸体时，总是非常不安。还有甚者，会给死了的同类一种埋葬。动物走进屠宰场时，会发出哀鸣……这就是自然的同情力量，最坏的道德也不能破坏它们。在剧院中，我们天天可以看到被感动的人们，他们同情剧中的不幸的主人公，他们在那里伤心落泪，而如果他们自己做了暴君，则也一定会加重对敌人的折磨。他们就像嗜血成性的苏拉，即使是苏拉也会对不是由自己所造成的灾难而伤感……同情不过是一种情感，它使我们与处于受苦地位的人们在情感上产生一种共鸣，这种情感在野蛮人身上虽不明显，但很强烈，在文明人身上虽然发达，但很脆弱……这种感受，在自然状态中要比在理性状态中更加深刻。理性产生自尊，思考则加强自尊；理性使人回归自身，理性使人远离麻烦与痛苦。哲学使人孤独，它会使人在看到另外一个正在受苦的人时，暗暗地说：‘随便你去死吧，反正我很安全。’除了社会的普遍危险以外，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扰哲学家的美梦……野蛮人完全缺乏这种非凡的本领，因为缺乏智慧和理性，野蛮人总是在原始情感的推动下行事。在大街上发生的骚乱或殴斗中，普通人总是马上围过来，而谨慎的人总是赶紧躲开；是普通的百姓、是那些普通的妇女拉开斗殴的人，把上流的人士从相互杀害中分开……同情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它协调着每一个人的自爱行为，有助于全人类的相互保存……我们必须从自然的情感中，而不是从精细的分析中，去搞清楚为什么人们在作恶时，即使他并不懂富有教育意义的格言，内心却也会感到深深的内疚？对于苏格拉底和其他具有类似天赋的人们来说，也许通过理性而获得美德是对的，但是，如果仅仅依赖于个体的理性，那人类也许早就不复存在了。”
迄今的文明发展过程，也是人类贪欲不断膨胀的过程。贪欲既是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又因文明发展而不断膨胀。贪欲膨胀远远超出了人类个体的自利范畴，个体为满足自己身心健康的自利行为，是生命的本能，也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微观基础，无可厚非。但贪欲膨胀使人类堕落成不可满足的饕餮怪物，相互间陷入嫉妒、攀比、争夺、加害和残害自然的恶性循环，而理性则成了各种利益算计的工具。人们不满足在相互服务中获取合理、合法的利益，而是要在别人的损失、苦难中获取非分、非法的更高利益，通过发短缺财、伪劣财、欺诈财、灾害财、饥荒财、污染财、病人财、死人财、垄断财、权力财、走私财、偷税财、战争财等等，使一些人快速暴富，真是灾难愈重，自然愈贫，穷人愈穷，富人就愈富！对如此种种人类堕落的现象，卢梭追索了人类的心理活动：
“也许没有一个有钱人不被他的遗产继承人暗暗地祈祷他去死，而这些继承人往往就是他的亲生子女。一些不诚实的债务人，没有不希望他的债权人商铺着火的，那样就可以将其中的全部债务文书烧掉。没有一个国家不对他邻国的灾难拍手称快的……让我们通过人们表面上相互装出来的仁慈而考察一下人类内心的活动。让我们想一想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不得不在相互的关怀中相互伤害，义务使人们成为敌人，而利益使他们相互欺骗……合法的利益往往比不上非法的收获，损害别人的事情总是要比服务于别人更有利可图。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能保证自己不受惩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强者要用尽他所有的权势，而弱者则要穷尽他狡诈的手段。”
迄今的文明发展过程，还是一个人类心理上的相互分离过程。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心理平衡能力的提高、与外界的良好互动从而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个体成熟的重要表现，但是，个体的心理成熟如果不是在与他人、社会的心理移情联系，而是在极端的利己主义驱动下膨胀，人与人的心理就会越走越远。理性将人、社会、自然化为一堆堆数字、一架架机器，贪欲把他人或者视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或者是谋取私利最大化的工具，或者至少是市场中讨价还价的逐利者，虽然科技和市场的发展将全人类的命运和人类与自然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人都可以认识到这种相互依赖性，并也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协作和团体携手拼搏的场景，但私利使人与人的心理之间，人对社会和自然的情感之间拉开了距离，一位政客（台湾民进党谢长廷）曾形容同一团队中政治人物的关系就像天上的星星，看起来很近，实际距离却要以光年计。卢梭说：
“由于野心无止境，与其说增加财产是为了真正的需要，不如说通过敛财来达到高人一等的目的才是他燃烧的欲望，为此，人们都会产生损害他人的念头和深藏内心的嫉妒。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为了安全地实现目标，他往往会伪装成一副仁慈的面孔。总而言之，一方面是竞争和排斥，另一方面是利益的冲突，人们经常隐藏着损人利己的心，所有这些邪恶都是财产私有的主要后果，是新产生的不平等的必然结果……富人一旦认识到了统治的快乐，就会抛弃其他的快乐，他们利用旧的奴隶来控制新的奴隶，他们只想征服和奴役他们的邻居，就像恶狼一样，当它们一旦吃过人肉之后，就拒绝吃其他的食物，从此只想吃人……富人的霸占、穷人的掠夺，以及难以满足的欲望，磨灭了自然的同情心和虚弱的正义的呼声，由此就把人们变得贪婪、有野心、邪恶。在强者的权利与首先拥有者的权利之间发生了无穷无尽的冲突时，最终带来的就是战争与谋杀……人类因此而堕落，变得悲惨，难以走上回头路，也不能放弃已经取得的不幸的获得物……由此，把人类带到了毁灭的边缘。”“越不是自然而急迫的需要，欲望越强烈。并且更糟糕的是，满足他们的权力也是如此。因此，经过长期的繁荣，在消费了大量的财富，并且毁灭了很多人之后，我们的英雄最终会杀掉每个生灵，直到他成为世界唯一的主人，这就是人类的道德的情形，即使不是人生的全部情形，至少也是每个文明人内心的秘密的野心。”
理性的数字、贪欲的膨胀、心理的分离及其互动已将现代人类和地球生命体置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当然，问题的核心还是贪欲的膨胀。理性将一切化为数字，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货币数字的不断增长，为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和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不断提供着证明，也为现代人类提供着机会无限、前途光明美好的幻觉，穷人幻想着机会突临，天降馅饼，出人头地；富人们幻想着财富膨胀再膨胀，数字升位再升位，傲视天下，仰止万民。现代人类完全靠一些抽象的数字来了解社会，人们知道一个人每天摄入多少卡热量就能生存，知道一个穷人在劳动年龄内能挣多少钱，知道一立方木材、一吨稻谷等等在市场上的价格，并由此而大体确定用货币数字计量的穷人生存最低保障线、穷人生命的价格和一场水灾、一场大火、一场事故、一场矿难、一场冲突、一场战争等等的货币损失，人们看到的损失都是货币数字的损失，而货币收入数字不断增长带来的快乐，又足以使货币损失可能带来的一丝忧虑轻松释然，因而，当代人类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快乐”的人类，因为他既有把一切都货币化并使货币快速增殖的能力，同时却又丧失了移情能力，已没有能力、时间和兴趣去体验和理解无数痛苦生命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叹息。
即使是在阶级社会中，贪欲膨胀在历史上也是受到批判并被有所抑制的，但是，现代理性已借助于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私人逐利最大化确立为社会的原点，价值的坐标由此出发，市场的逻辑绕此旋转，这种个人主义的原理和市场主义的教义如今已渗透到整个社会，直至渗透到家庭亲情和个体心灵中，它导致了人性和自然的严重衰败，友情、爱情、亲情无一不被无情地腐蚀。
人类必须在还有所清醒的时候回到现实，去解决他所面临的严重危机。现实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地发生的，正如老子所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老子·二章）
卢梭也有类似的论述：
“在没有爱的地方，美又有什么用？对不说话的人来说，智慧有什么用？对于并不交易的人来说，奸诈有什么用……在一无所有的人们当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相互依赖的链条呢……奴役仅仅建立在相互依赖和相互需要的状态之上，在一个人不必依赖别人就能生活的情形下，要去奴役这个人是不可能的。”
人们往往幻想要同时获得两种对立的东西，既想要高人一等，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权利，却又要体现公平正义回归；既只图索取，吝啬奉献，却又想获得真爱；既汲汲于名利，却又想享受自由；既想纵欲无度，又想长生不老。这是不可能的，这正如想在地球上寻找温暖，却将地方选择了南北极一样不可得。任何极端的、绝对的东西都会走向反面。就连人们十分珍爱看重的平等也不是绝对的善和美，勒鲁指出：
“平等可以理解为每个人对自己的一种个人的、个体的和自私的感情；但与此同时，倘若不是最积极、最肯定地承认他人的权利，平等就不成其为平等了。”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超越了平等的关系，它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与服务关系，父母对子女的成长所投入的金钱、时间、精力、爱甚至牺牲，都不是要像其他长期的商业投资那样是为了将来要得到更大的回报。因爱情而结合的夫妻关系也超越了平等的关系，他们相互无私地奉献与服务，各尽所能，共享家庭生活和婚姻幸福，而不会去计较谁的贡献多些或少些。真正的友谊也有类似的性质，相互间有无私的帮助和服务。这种关系显然也限制了自由，因为当你的金钱、时间、精力、爱投入到家庭、爱情、友谊时，就必然会限制你的其他自由选择。
人们通常认为，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时空中，我就是自由的。这种时空在哪里呢？过去只能是在独处的荒野中，否则就只能是在精神的冥想中。在这种时空中，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来打扰你，但这种自由却又是你所不能长时间忍受的，因为你即使能忍受孤寂，你也得被迫去解决吃的食物、喝的水、防寒的衣服、避雨的窝棚等等，你会自由得一无所有，朝不保夕，甚至连语言、思维能力也丧失掉，你会逃脱这种自由返回到纷扰的人群中来，返回到与人们互动的空间中。但现在的信息网络和经济独立、社会保障等似乎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它导致了单身家庭的剧增，有多项研究表明：美国亚特兰大、丹佛、西雅图、旧金山、明尼阿波斯利的单身家庭已超出了４０%，曼哈顿、华盛顿已接近５０%，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的单身家庭比例比美国更高；美国单身家庭在各年龄层中，以３５岁至６４岁的中年最多，在伴侣死后１８个月，只有１／４的男性、１／６的女性有意再婚，１／３的男性、１／７的女性有兴趣约会，有８０%的年纪较长的寡妇、鳏夫和离婚者选择独居而不是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跟不合适的人住在一起更糟的了”。独居者在新兴国家也增长很快，这究竟反映了什么呢？它至少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追求自由、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的情感不可靠，难以捉摸和相处，独居者没有家庭责任，与任何人交往都可以不负责，既可一拍即合、一拍即离，也可若即若离，情感的甘泉已经枯竭难觅，就用更多的时间去上网或社交以寻求临时的露水情缘解渴。你似乎想象着自己获得了自由，但现实生活中的自由无处不受限。你的行为妨不妨碍他人自由，也不是即时的认识、感觉甚至是社会道德、法规所能判定的，受人们的眼力、智力所限，有许多妨碍是“看不见的”甚至是受到鼓励的。有些宗教及“天赋人权”的绝对论者反对节育，主张自由地生殖，由于人人都有这种自由，好像就没有妨碍他人的问题，但这种自由的结果，带来的却是整个人类自由空间的丧失；人们不仅不怀疑富人有多多消费的自由，而且认为这种自由对穷人有好处，因为它可以增加穷人的就业，但是，正是这种富人富国的多多消费，将整个人类拖进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困境之中，穷人穷国虽然节衣缩食，消费很少，后人则更是一点也没有消费，但却都成了这种困境的主要受害者，平等、正义的自然基础也被这种自由毁掉了。
在贫富、阶级、利益集团分化的金钱社会中，政治自由也只是一种伪币，你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有公平正义之心、造福天下之志，但如果你是一个穷人，且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你就不能在政治上有何作为，你的被选举权只是一个零，选举权也只能是在“众害之中取其轻”地行使；如果你依附于某一个利益集团，你的所有公平正义、卓越才智、伟大理想就得大打折扣，甚至消失于无形。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自由会自由得让许多人厌倦、放弃。
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由会被金钱、权力滥用得使所有人都丧失掉自由。从表层现象看，币值不会因其来源的肮脏而受损，财富和权力比智慧和美德更受尊敬，贫困和软弱比罪恶和愚蠢更受轻视，但是，在这背后，则是另一番情景，罪恶并不会因金钱和权力而免去心灵的折磨。斯密曾揭示道：
“正是我们对大人物的痴迷追捧使他们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主导潮流，他们因此更加忸怩作态，更加虚伪矫情。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浅薄地以模仿他们的举止风度而倍感自豪。虚荣的人常常表现出一种放荡的时髦……穷人也往往容易认为一朝走运便鸡犬升天，根本不考虑其地位和名声带给他的责任……通往财富和美德的道路往往是相悖的，有人为了追求财富便放弃了美德，他们自以为只要成功了，荣誉就会使人淡忘其手段的罪恶。其实，他们挖空心思追求的各种荣誉与他们生活的幸福度毫无关系，并且他们的卑劣行径往往会玷污其荣誉。于是，他们便通过种种方式来放纵和麻痹自己，比如挥金如土、寻欢作乐、发动战争以及变成工作狂，以期通过这些疯狂的举动让自己忘却过去的罪恶，如若不行，他们就将自己的灵魂寄托于神秘的力量。其实，即便在人们对他们献媚崇拜的风光时刻，他们的灵魂也片刻不得安宁，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和落寞会深深地困扰着他，并且愈来愈强烈。”①
人类踏上了文明的道路就不可能再回去，但是，文明的道路决不是一条私欲不断膨胀、征服自然和相互征服的道路。近几年来，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一再提出人类的唯一出路是移民太空，最近又说人类正在进入越来越危险的时代，地球上的人口与有限资源的使用都在飞速增加，人类遗传密码中携带着自私与侵略本能，这在过去曾是存活的优势，但人类很难在未来１００年内避免灾难，更不用说未来１０００年或１００万年。持类似看法的科学家大有人在，澳大利亚著名微生物学家弗兰克·芬纳认为，受人口过剩、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人类将在一个世纪内消亡，人类将没有能力从人口爆炸和无节制地使用资源中生存下去，将有更多的为争夺粮食而进行的战争，我们将面临复活节岛上的人同样的命运。
人类发展科技的潜能是无限的，人类有可能能利用近地星体中的能源资源，但没有可能移民太空，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还是一个生物学、生态学、社会学的问题。人类是地球生命体进化几十亿年的产物，外太空即使有适宜生命生存的星球，也并不等于能适宜人类生存，就像二三十亿年前地球有生命生存，却并不适宜人类生存一样；即使人类有能力将这样的星球改造成适宜人类生存，也不仅是需要有物理学、化学的条件，还要有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的生态学过程，这种改造的时间长度显然不是百年、千年甚至万年可待；即使有与地球生存条件相同的星球，距离的遥远和地球资源的短缺也绝无可能将地球数十亿人移民过去；即使能把极少数人移民过去，谁该移民过去？因这极少数人移民的巨大资源能源的消耗而付出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生存资源枯竭的代价，在社会学上也绝无可能；一个亲手毁掉地球生命共生体的人类移民到外星去干什么？又到那里去进行征服、掠夺、毁掉另一生命共生体吗？向外星移民的问题还远比以上所述复杂，读者有兴趣还可参阅拙著《全球关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走向》一书的“认识地球”一章。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向外星移民，看似是一种雄心，实际是一种绝望，它转移了人们对现实中正在加深的危机的应有关注和可能作出的正确回应。
人类正面临着整体性危机加深，可怕的是，只有极少数学者和政治家具有整体性思维，大多数人仍局限在各自的国家、民族、地方、阶级、阶层、职业、专业、岗位中思考问题和为着各自的利益而竞争，全球政治仍拖着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等级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团主义、冷战思维等长长的尾巴，西方列强的政客们仍在为维护其霸权主义、巩固其主宰世界的权力、扩张其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无休止地恶斗。现行的社会结构和机制使得人们无力去认清更不要说去应对整体性危机，但是，危机的加深也正是人类觉醒和社会变革的时机，人类社会变革都是危机压力加深的结果。在历史上，人类文明曾取得从奴隶制、封建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巨大进步，但这种进步仍被套牢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网链之中，从而使人类的解放、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只能落在形式上有而事实上无的交汇界面上，这就是现代社会苦难充斥最深层的原因。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地增殖自己，资本不增殖就会死亡，地球不能承载哪怕是一个单细胞的无限增殖，资本不断增殖的结果只能是财富在一极的积累，而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是绝大多数人利益和地球生命整体利益的被“通吃”，资本在本质上不能解决社会公平和万物公平问题，要解决社会公平和万物公平问题，就必须从资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现在，这一历史任务仍未完成而新的历史任务又已紧迫地提出，这就是：只有解放地球，解放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只有使地球从人类的奴役、人类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平等、自由、博爱才会在现实中出现！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是历史终结，而是这两者的终结才是地球和人类新时代的开始，完成开创这一新时代历史任务的已不是哪一个阶级的使命，而是人类绝大多数的共同追求。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资本主义就更不是救世主。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但这个世界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却是绝大多数国家陷入两极分化和绝大多数人陷入贫穷。资本主义在其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充斥着欺诈、暴力、危机、战争等弱肉强食的苦难。在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约一百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血雨腥 风，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在此期间，少数靠掠夺殖民地而致富的国家，一方面因此而先行一步奠定了工业、教育、科技、军事强势的基础和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也注入了社会主义基因，这就是靠掠夺全世界的财富和本国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中产阶级的成长，在本国建立起高福利制度，创造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暂时现象。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资本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资本增殖既需要空间的扩张，也需要效率的提高，空间扩张的驱动带来全球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效率提高的驱动带来科技对人力的替代和投资向全球低成本空间的转移。这就带来工业化国家工业空心化现象，但资本关注的是金钱的更快更多地增殖，它通过控制高新技术赚取高附加值，用巨额金融资本向全球的高利空间快速套利，它喂肥了本国精英阶层的极少数人，但却瓦解了中产阶级，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高福利政策无以为继，使本已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野火又反过来烧向了自身，就连号称资本主义典范的美国也未能幸免。２０多年前，曾就苏联的瓦解而宣布“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对资本主义的命运发出疑问。２００７年，美国对冲基金的一名经理约翰·鲍尔森一年就赚了３７亿美元，相当于７。４万个美国中产阶级一年的收入。如今的世界不仅北非、中东陷入动荡，欧盟陷入危机，美国人民也愤怒了，他们走上街头，发起“占领”运动，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国会山”，矛头已指向美国的政治体制，他们要代表美国人的９９%，向１%的人讨回公道。虽然问题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不能指望靠“占领运动”去解决，但它无疑表明人民正在觉醒，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正在到来。
伦理的希腊词原意是惯例，是社会指导性的信念、态度、行为标准。人是个体独立性和社会依赖性都很强的生物，与蜂群、蚁群社会依赖性强、个体独立性弱完全不同，所有的人都有其个体独立的欲望和需要，这些欲望和需要既有许多共性也有许多特性，要满足这些欲望和需要，人们必须确立和遵循一些行为准则（道德），使相互间能建立互信、互动、互利的关系，没有这种伦理道德关系，人们就无所遵循、无所适从，在实现满足各自欲望和需要的过程中，就可能相互冲突、争斗、残害，人的社会性就要么进化不出来，要么进化出来了也要被异化。人人都行善比人人都作恶显然更符合每一个人自身的利益，因而，道德具有极为重要的进化价值和社会意义。但是，人类今天面临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