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人群在看待情绪和划分情绪类型上有很大差异，心理学家把人类的情绪分为两级，其中一级情绪是明显存在于所有文化中、对生存有帮助、与不同面部表情相联系、明显存在于灵长类动物中的情绪，它只有快乐、惊奇、悲伤、恐惧、厌恶、愤怒６种。其中只有快乐是积极的，惊奇属中性，其他４种都是消极的。
人的积极情绪稀缺而消极情绪太多，并不等于人类都是悲观主义者，心理一片愁云惨雾。事实上，倾向于积极情绪是人的基本心理需求。这种心理需求使人类倾向于增加生活中的乐趣，并为此而创造了形式丰富的娱乐活动。例如，今天生存于边缘地区的仍以采猎为生的土著部落人，他们知道外面的花花世界，但既不会为此而动心，也不为自己的孤陋而苦恼，只要他们的文化受到尊重和保护，他们就是最能歌善舞和快乐的人；而生活于高度竞争紧张生活中的现代文明人，他们也并非少有快乐，他们会通过结交朋友、参加娱乐活动、旅游、看电视娱乐节目等而享受欢笑。人类会倾向于使引起消极情绪的情境发生向积极的情境转变，使紧张转向轻松、对立转向平和。如果不能转变，人类在消极的情境中也会使心情跳出情境，通过回顾过去某些美好情境的体验，使坏心情转换为好心情，如几小时的严重塞车会使人焦虑甚至愤怒，但人们不会一直为这种情绪所控制，而是会转移心情去想一些美好的经历或未来的设想，使心灵超脱现实的消极情境而获得愉悦。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适应性、应对技巧、心理平衡能力影响幸福感，在不愉快的情境中，重构自己的心态、生活去适应已改变的情境，以摆脱消极情绪的过大过多过久的压抑影响，恢复快乐的正常情绪，可能是人或多或少天生具有的能力，因为经常压抑消极情绪不利于人的健康和生存，对女性的一项超过１８年的追踪研究表明，那些常常愤怒而又没有发泄的人死亡率是很少生气或从不生气的人３倍以上，如果虽然常常生气却表达了愤怒，则与不生气的人一样属死亡率低危险组，但发泄愤怒也会形成更多的侵犯行为，如根源性问题得到建设性解决，则能建立良好的心态。后者表明，认识能力有力地影响适应性、应对技巧、心理平衡能力。辩证法哲学家可能更善于平衡心理，因为他们能从整体和过程去认识得失祸福的暂时性和转化性，一个能洞明“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的人，不会患得患失，不会被一时的顺境逆境左右自己的心境，何况人类有倾向于向前看的天性。美国德保罗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每天用近四成的时间憧憬未来，人们作出的大多数决定都是基于对自己未来的筹划，现实情况并不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任何心理正常的人都会意识到，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的也正在成为过去，重要的是未来，希望在未来，认为未来比现在更重要是人心理的基本需求。憧憬和思考未来是每个人都有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是希望自己能控制自己的人生，思考尚未发生的事情和预防可以避免的事件及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心理准备。在憧憬中人们提前感受未来会带来的快感，对未来的想象甚至能比真实的体验带来更多的快乐，期待美好事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体验。然而，对未来考虑过多也会带来心理危害，特别是患有焦虑症的人。理解依赖于情感，情感也依赖于理解，现实的情况似乎总是：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既有悲观的人，也有乐观的人，他们情绪上的差距不仅与他们所处的不同情境有关，也与他们对事物的认识、理解和思维方式不同有关。
事物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和变化的过程，从一时一事来看某人某事，就会有很多的纠结，从整体来看某人某事的联系，从过程来看某人某事的瞬间，则视野和心境就会变得大不相同。今天的科学和文化交流与发展，为我们能同时用“显微镜”和“望远镜”两个镜头来观察事物的细节和打开视野、放宽心境的广阔时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毛泽东曾强调过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的重要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西奥多·泽丁尔从情感的角度对此论述道：
“在根深蒂固的心理顽疾面前，政治学和经济学是无能为力的。法令也不能改变人们的心理，因为心理的基础是几乎不可能消灭的记忆。但有可能通过扩大人们的视野来扩大人们的记忆，而且记忆一旦扩大，人们就没有多少机会去继续重弹过去的老调，重复相同的错误……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新的关系还是旧的关系，不管是近的关系还是远的关系———是人类在整个历史中首先要做的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大多数人都不认真对待其他人———不管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的思想。金钱和权力，不管多么令人着迷，最终还是获得一种更为亲密关系的手段……发现人与人之间迄今还没有被发现的亲密关系有可能导致迄今为止好像是不可能出现的和解和奇迹……在不放弃每个人的忠诚对象或独特性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是可以超越各种限制，建立起各种不同的亲密关系的……我的解决方法是用两个镜头同时观察事实：一个镜头是显微镜的镜头，观察与人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细节；一个镜头是望远镜的镜头，从远处观察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人们很容易观察到：在不同的环境压力中，人们的行为会有很大的差异，人们通常认为：个人难以自主选择时的行为，通常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心之所愿所向。但是，人们也可以观察到：在环境压力很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心愿自主选择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有些人会作出与常人追求不同的选择，例如：有些人放弃赚钱享乐的机会，承受贫病、孤独、家人的抱怨，甘冒社会偏见的白眼和利益集团的诋毁甚至迫害的风险，在探索真理的漫漫长途中无惧无悔地走完终生；有些人长期孤身独处荒野，与虫蚁鸟兽为伍，为人类认识动植物和环境体系和谐的奥秘而默默奉献；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而拒绝任何回报；有些人舍弃城市舒适富裕的生活，离亲别友到贫困山村长期从事义务教育；有些人不远万里奔赴炮火纷飞的战场，去救死扶伤或向世人揭示事件的真相；有些人在奋斗致富后捐出全部财产，重新去过清贫简朴的生活等等。所有这些个人自愿选择的行为，都展示出了一种与常人不同的心理指向，这种心理指向显然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私自利”“沽名钓誉”完全不同。这些人为什么具有这种心理指向？他们作出这种选择是感到痛苦还是感到快乐？
人类在经历几百万年适应各种环境而进化形成的多样性的情感遗传，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相应的不同的唤醒，但这种唤醒不是被动的适应，因为环境对人类心理发生作用的不是一组绝对的物理量，而是人们对环境的某种判断，不同的人会因对环境的判断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心理唤醒或反应。对环境不同的判断源于人们对环境的不同认识，例如，有些人认为，生物之间的关系就是征服与被征服、吃与被吃、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他们的心理指向就会是设法征服它、吃掉它、利用它，他们认为自然的衰退就是文明的进步，多多生育、多多消费才能心理满足，才会幸福。而另有些人则认为，人只是生物和环境网络中的一个节，人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这个网络的健全，这个网络一旦被破坏，人类就不能生存，人的心理指向就会是维护这个网络的健全，在维护中合理地利用它，他们坚信自然的衰退就是文明的没落，社会和谐和与自然和谐才有心理的最大安宁，他们为此而批判现存社会不可持续的种种弊端，并身体力行，节用资源，伐恶扬善，扶危启智，似苦却甜，只要认定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即感心理的满足与幸福。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人的生活质量差，心理是失衡和痛苦的，那就去看看倡导简朴生活的老子、真践实履“兼爱”的墨子、放弃王位继承的释迦牟尼、为印度独立而历尽艰辛的素食主义者甘地、为南非消除种族主义在铁窗中渡过２７年的曼德拉，他们的心里是痛苦的吗？他们都处于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政治残暴黑暗的时代，但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大视野大宽容境界中都不过是“浮云”，是他们所要消除而不是会被其击倒的东西，他们都无一不是同时代人中的高寿者，如果他们痛不欲生，被其击倒，又如何能够矢志不渝并得享高寿？
人们的心理指向和自愿选择与人们的认识、理想、信仰有关。我们看到，有许多伟大学者的著作不仅打开了人们的视野，而且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不再汲汲顾影于个人得失，而是心系人类、生命和环境整体的命运。大视野大宽容的心境是消除心理疾患的最好良药。
全球化和信息化大大增强了人类利益和命运的整体性关联和相互依赖，也提供了对这种整体性认识的条件，但是，大量狭隘的文化、眼界和心态没有适应性的进化，利益关联的社会化、全球化与心理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的尖锐矛盾，已导致一种与全球化信息化反向而行的变化在全球悄然发生，人类的个体和社会正在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许多党派为了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恶斗，将国家推向危机之中；一些国家为了摆脱某种国内矛盾，而挑起国家间的争端甚至战争；在全球大城市的小区中，比邻而居的都是陌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逆转；人们走遍全球，交往众多，但因没有情感的联系而深感孤独；大城市成了各种犯罪分子的“狩猎场”，偷盗、诈骗、抢劫、强奸、凶杀在大庭广众之中、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正义感、同情心衰减的茫茫人海和林立复杂的建筑物成为犯罪分子滋生的生态位；心理的严重失衡还导致社会犯罪出现低龄犯罪率、女性犯罪率上升的趋势，出现亲情冷漠和犯罪手段的极端残忍化。
上述现象表明，今天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迫切需要人类的心理有适应性进化，迫切需要找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理解和信任关系的方法，以大大改善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环境，从而大大减少人们的心理疾患和社会苦难。这种方法首先要求个体要从认识整体和过程的大时空关系中来认识自己和他人，然后要在此基础上通过有效的人际交流来达致相互理解和互信，有了这两个基础，就有形成社会共识的可能，就有可能推进社会变革而走向建设一个既有个人自由又有社会协同和与自然协同的和谐社会。
如何认识自己和他人？亚当·斯密认为：
“自私实乃人之天性，况且每个人也是自身事务的最恰当的管理者，但作为社会成员，我们应以社会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的行为，而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妄自尊大必然会遭到社会大众的唾弃……如果换位思考，他会发现自己犹如沧海一粟般渺小和平凡，因此也会悄悄地收敛起自己的傲慢，并力求以旁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
斯密在这里所说的“换位思考”，在心理学中被称为“移情”，移情使人们看到别人受伤流血时，自己的身体会产疼痛感；看到别人身上溃烂时，会感觉到难受。移情会使人们产生对别人的感受产生理解，这就是“同情”。斯密认为人除了自私的本性外，怜悯或同情也是人的本性，但同情需要以移情为基础：
“同情需要建立在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有一定的理解之上，只有理解才能让我们对别人的遭遇有一种设身处地的情绪体验。如果缺乏直接经验，我们就必须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充分运用移情才能体会别人的感受。尽管我们借助想象所模拟得到的这种感官印象，并不是我们移情的对象所得到的完全的感官印象，但这种移情的想象力却能让我们将心比心地将自己化为移情对象，并且自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对象的躯体，我们的喜怒哀乐就是他的全部感受。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已经和移情对象融为一体，他的痛苦会让我们觉得烦恼和悲伤。因为我们借助移情和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与我们想象力大小成比例的类似情感。”
泽尔丁认为，同情心是一种最容易受挫折的感情，所有的哲学和偏见都像贞洁带，牢牢地控制着同情心，他列举并分析了同情心存在着：不对坏人产生同情心的禁忌；对疾病、畸形和各种残疾的恐惧；绝大多数人不想当殉道者、修士和修女；感情生硬的男人；医院的利益超过病人的利益；人性的犬儒主义或绝望的观点；人们对一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具有的想法等６种障碍。历史和现实生活表明，泛泛地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失望，是同情心的稀缺。
人类古代文化的主流文化中广泛存在着爱憎分明的伦理思想，人们应当爱亲人、朋友，但决不爱敌人、坏人、“歪门邪道”的人、品质不好的人，对敌人、坏人甚至是恨之欲其死。孔子虽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恕道”思想，但他把人分为君子小人和亲疏贵贱有别的等级序列，认为广施恩惠于民又能周济众人，不仅仁者做不到，就是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也难做到，他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是他所说的西周的社会秩序，孔子的“恕道”有明确的阶级性和局限性。西方哲学、伦理学也都是如此。
在当代社会，同情除存在着泽尔丁所说的６种障碍外，还受到自我中心主义、自由主义的极大侵蚀。在自我中心主义者那里，只有自我才有主体性的价值，他人最多只有工具性的价值，移情和同情是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障碍，因而，它最多只在工具的意义上而不是平等的意义上存在。在自我中心主义者那里或在个人逐利最大化的社会中，无论人们如何鼓吹平等，都不会有心理上认同的平等，雇主与雇员、富人与穷人都不会在心理上认同他们是平等的，前者对后者也没有什么真的移情、同情。
自由是人类的一种重要价值追求和社会目标，但自由决不像自由主义者所想象或鼓吹的那样，是绝对的不受控制的随心所欲、任性而为，相反，它是一种在自我控制、自我担责前提下的自我思考和自我行动的选择能力。你可以选择跳楼投海、杀人放火，但结果是你自我毁灭；你可以选择造假作伪、坑蒙拐骗，但结果是你身败名裂；你可以选择信口雌黄、刚愎自用，但结果是你被社会唾弃；你可以选择贪功诿过、争名夺利，但结果是你成为众矢之的；你可以选择夸张作秀、虚荣显摆，但结果是你被当成神经病；你可以选择口不择言、行不择礼，但结果是你被当成傻瓜，如此等等。由此不难看到，自由是一种高品位的奢侈品，需要有很高的思想品位才能享受到它，以为人人都可以信手拿来，成为你满足个人贪欲的工具，那就是把自由降到了伪劣产品的最低档次，其结果是人人都好像有自由，但人人都没有或很难获得真自由。自由主义并没有超出自我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半步，一个最低档次的伪劣的自由既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产品，又是自我中心主义滋生的沃土，因而，在伪劣自由泛滥的社会中，移情、同情是稀缺的。
局限在个人、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等等的狭隘利益、眼界和心胸内的移情、同情、人道、人权、民主、自由、平等都必然是伪劣产品。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人类的观念革命曾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１９世纪及这之前的欧洲列强、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德意日和下半叶至今的美国、北约，对世界人民却犯下了空前的滔天罪行。这些号称是最民主自由的国家，至今仍在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把一个又一个主权国家置于战争的火海之中，用无辜的百万人民的死亡和千万难民的痛苦去换取他们的石油私利和对世界的恐怖霸权。虽然历史上大大小小的这类弱肉强食、恃强称霸的现象没有一个是长久的，但它带来的恶果是无休止的社会苦难和暴力循环、不断加剧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积重难返的焦虑猜疑和妒忌仇恨。跳不出这种循环，人类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人类的智慧和实践能力必须能够跳出这种循环。
那些号称捍卫市场经济原则并把斯密奉为市场经济之父而顶礼膜拜的西方政客，可能会使斯密感叹：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因为它们完全不知道或抛弃了斯密的强调：
“邻国之间的攻击和妒忌无疑有损两个伟大民族的尊严。其实，为了整个世界的真正进步，每个民族不仅应该赶超邻国，更应该去促进而不是去阻碍邻国的进步……我们在设计人类情感体系时，就应该把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引导到人类大家庭这个整体上来，这样就可以促进人类大家庭的利益。”“具有智慧和美德的人能够为了阶层、社团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能够让本阶层本社团的利益让位于更大的国家利益，并且愿意为了全世界的利益而牺牲上述所有的利益。”“天性使我们觉得两个人的幸福比一个人的幸福更可取，因此许多人或一切人的幸福必然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自身的幸福与更大范围的整体的幸福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使自己的幸福让位于整体的幸福……我们把自己的利益看成了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所以整体的幸福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唯一目标。”
只有超脱“小我”的名缰利锁，而与人类整体的“大我”相融合，才有真正的自由，移情、人道、民主、平等才能脱伪还真，这并不只是贫乏的逻辑推论，而是有着生动的历史示范。这里首先要提及墨子在两千多年前所提供的思想和实践。墨子对战国初期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腐朽糜烂，平民百姓的劳不得息、饥寒交迫，社会黑白颠倒、矛盾尖锐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认为“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贱”现象，是天下把这类“不仁不义”的行为当做“仁义”来传颂，才使“攻伐世世代代而不已”。为消除这种“知小物”而“不知大物”的悲剧，他提出了一系列与儒家相反的思想和改革主张，其总原则是“兼相爱、交相利”。“别非而兼是”，“以兼为正”，“别”是“恶人贼人”，“兼”是“爱人利人”，兼爱是无差别的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提出“兼以易别”，即“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改变社会规则，调解社会矛盾，使社会由乱变治。墨子是言行合一的哲人，他为其思想的宣传和实践终生奋斗不息，他当大官、受厚封，丝毫不改“背禄向义”的精神，过简朴生活，日夜操劳，他止楚攻宋、止楚攻郑、止齐伐鲁，为制止战争不惜冒险甚至冒死以赴，他及其弟子践行“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产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为贤之道”。墨子活了９２岁，在古代是罕见的高寿者。
墨学与儒学在当时是并称为影响最大的“显学”，孟子说杨、墨之言盈天下，“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这里无须去赘述墨子思想的局限性，因为任何思想家都有时代局限性，墨子也不例外，而只是要指出，墨子的“兼爱”思想所持的是“人类”的立场，孔子的“仁礼”思想所持的是“阶级”的立场，墨子的视野和境界要远高于孔子。墨子的思想虽与阶级分化的潮流相悖，更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求，因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尊孔贬墨，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地球村时代，人类为开辟社会和谐和与自然和谐的道路而寻根溯源时，这位伟大先哲所提供的开创性思想和实践范例，已成为人类思想星空中一颗最古老最耀眼的星辰。
我们需要站在人类整体和地球生命整体的立场上而不是个人、阶级等等的局部立场上才能重建人类的移情能力和同情心，只有超出一切社会差别如贫富、等级、阶级、集团、文化、宗教、恩仇等等的障碍，才能真正把他人与自己平等地进行“将心比心”，才会“推己及人”，去理解别人的情感，并对别人的情感“感同身受”，从而才会有真实的移情和同情。人的心理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它一旦清除了社会差别的障碍，其宏观情怀和微观感受就是统一的，其对整体命运的关怀和对个体命运的感受就是相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在其心灵中融为一体。在现实生活中，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体、“望远镜”与“显微镜”之所以是分离的，就是因为人们的心中充斥着社会差别偏见的障碍，正是这种障碍，使得一些人对宏观整体看得较清，但对微观个体一片模糊，而另一些人则对微观个体看得较细，对宏观整体一片模糊，前者虽对社会整体提出种种改革设想，但最终只能证明这些设想都是空中楼阁；后者虽对个体疾苦有着深沉呐喊，但最终只能对苦难命运逆来顺受。超越社会差别和偏见障碍不是闭上眼睛不看它，而是要像墨子那样身体力行去克服它。就心理的层面而言，需要打通三个环节。
一是平等交流。在古代，由于地理阻隔、语言不通、利益无关、认识局限等障碍的存在，平时没有往来的不同人群相遇时，他们因交流的生存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不大而缺乏交流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即使是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和垂直控制的社会结构，也使得下层与上层的平等交流几无可能。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已在技术上提供了打破这些障碍的条件，而且也提出了打破这些障碍的需求。尽管人们之间、组织之间、国家之间利益和认识的不同会影响交流的动机、效果和意愿，但今天和今后的人们只有明白，平等的交流是他们解决心理和现实问题最重要的能力和最明智的选择，否则，人们的心理疾病和社会矛盾、冲突将会大量滋生。平等交流是达到交流各方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的起点，因而必须高度重视交流的方法，不仅要有平等、谦虚的心态，而且要有较全面客观的认识，有倾听的充分耐心，并讲究语言艺术，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平等地提出问题和探讨问题，才能相互发现自己的无知和偏见，才能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加深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如果自以为是专家、权威、富人、官员、强势者而比别人高明或有优势，如果只是自作聪明地显示自己，一味地喋喋不休，而不能仔细倾听别人说话，交流就不仅不能产生正效果，而且会产生负效果，被他人视为自私、偏执、无礼、无教养、不值得尊重。人是社会性动物，孤独会使你发疯，被动的社会化会使你陷于苦难，人人都以平等的心态，积极地与外界交流，你的心境、人际关系和生活境况就会获得积极的改观。
二是相互尊重。人类在平等的原始公社中进化的历史远比在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中长，追求平等和相互尊重是人类不可磨灭的遗传天性。阶级社会使平等和尊重退出现实生活，宗教则把它作为精神价值观的追求保留在人们内心的信仰中。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都认为，所有的人都有精神上的尊严，现代许多宗教信仰者并非都相信上帝和神鬼，但如果在宗教组织中感受到仁爱，在相互尊重中获得自尊，就能获得对心理失衡的治疗；反之，如果宗教组织模仿世俗社会，企图用权势、金钱、谎言去获得尊重，它就一定会消亡。尊重不能靠权势、金钱、谎言去获得，民主制度声称尊重每一个人，但受权势、金钱、谎言的污染，有形无形的歧视也就无处不在，穷人被歧视，富人也不被尊重。所有的人都会对他人进行分类、概括、推论来认识，差别只是分类概化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但我们却又都反对他人对自己这样做，强调“我就是我，我与其他人不一样”。分类概化他人的目的更多的是简单地评价他人而不是理解他人，它易于造成对他人的过于简单的、不易改变的刻板印象，它既是对他人形成偏见的要素，也是使这种偏见合理化的要素，是正确理解他人的障碍。相互尊重是现代人最难获得的能力，一个人只有懂得，所有的人都是多样性的统一，不是任何一种分类所能概化的，要真正理解他人，如果不能抛弃所有对他人的概化，也必须批判、质疑对他人的简单概化，尤其要避免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把概化视为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绝对性。概化是不确定的、易改变的、非结果性的，真实的人远比对他的概化丰富多样，人与人虽处于不同的分类概化中，但人与人的共性更多，差异更小，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比之相互排斥和歧视，不仅更接近关于人的真理，而且也是祛除自身心理疾患，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一步。
三是宽容自制。承认人权和人的自由平等，并不能自然导致宽容，争斗、仇恨和愤怒在我们这个世界到处都在发生，其原因有些是因历史的宿怨或现实的不同利益而引起，有些是因不同的认识而引起，有些甚至是因一言不合而引起。不同习俗、不同性格、不同认识、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政见的人不仅要有平等交流、相互尊重，还要有宽容自制，否则，真正的平等交流和相互尊重也会变得不可能，歧视、争斗、仇恨和愤怒就会充斥于我们的心灵和社会。要获得宽容自制的能力，既需要摒弃独断论、绝对论哲学，更需要有道德境界，即既要有能化解矛盾对立的“无碍之道”，又要有化解恩怨情仇的“无私之德”。一些先哲们的伟大宽容思想和实践表明，人类的宽容自制可以达到崇高的境界。前面已提到了墨子，现在要再提及释迦牟尼和甘地。
释迦牟尼认为所有生灵都是贪婪的、痛苦的，只有清除自身的贪欲，才能在痛苦中解脱出来，每个人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清贪的觉醒；与其他宗教创始人不同，他否定礼仪、种姓制度甚至神癨，他不主张成为神，对成为宗教领袖也毫无兴趣；他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要求信徒们必须服从他，不攻击其他宗教；他对所有生命都怀有同情、友善和大爱。佛教的宽容在所有宗教中是最彻底的。这里之所以要提及释迦牟尼和佛教，并不是主张人们去研究，信奉释迦牟尼和佛教的否定哲学，而是要说明一个事实，这种否定哲学不能治世，但却为治疗心理疾患提示了一条路径。一滴颜料可以使整碗水染色，但大海可以容纳更多而不改变本色；死水不洁，流水不腐，心理疾患在很大程度上与视野、视角、认识方法、思维方式狭隘、刻板有关，只要决心改变它，常人都可以做得到，在这里，甘地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
甘地年幼和年轻时都很胆小，他的勇气和力量来源于克服个人弱点的决心，内心的平静是他的目标；他认为，一个宽容的人，是有足够个人力量的无畏的人，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和谐只能通过克服内心的焦虑来获得，人们的不满不应归咎他人，而应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榜样是对公共事务施加影响的最好办法；人们应尽可能过简朴的生活，所有的财产，除基本生活必需品外，都是一种信托，应用于全体人民的福利，传播同胞感情和个人友谊是超越宗教、民族和阶级藩篱的方法；爱应通过服务来表达，贱民的存在是一个大丑闻，他坚持自己和妻子做贱民的活，如打扫厕所，每天到医院做一小时低微的工作。在他看来，所有宗教都有缺点和优点，传播宗教不能改变世界，真理是多方面的，不需要将真理简化为一种教义。１９４７年，他以无畏的道德勇气化解穆斯林和印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当时的印度总督蒙巴顿说：“他通过道德说服取得了四个师用强制暴力才能得到的东西。”他为印度赢得了独立，但他认为这是他的最大失败，因为所产生的国家一点也不像他梦寐以求的消除了不宽容、致力于精神自我改善和拒绝暴力的国家，他要创造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为避免穆斯林分裂出去成立巴基斯坦国，他建议让他的穆斯林对手真纳当印度总统，他的这种极大宽容令他的追随者震惊，招来了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对他的暗杀①。
历史和现实中有不少平民在默默地做着与上述圣哲类似的事情，他们的实践表明，心理的宽容是心理的无畏，这是把个人融入人类和生命整体而达到的无畏，是无我者无畏、博大者无畏，这种无畏具有极大的宽容，这种无畏和宽容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心理向人类和生命整体自我提升和完善才达到的，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则无畏，无欲则刚。可能还有一种无畏，这种无畏是把个人主义膨胀到极端的结果，这种无畏是无他者无畏、无知者无畏，其心理除了有一个贪婪的自我，没有他人，没有宽容，这种人就是疯子，对人对己都是一个悲剧。
上述事例不仅提供了化解外部世界矛盾和仇恨的精神营养，而且也指明了人们自我消除心理疾患，摆脱“小人常戚戚”痛苦的重要心理路径。在一个私人逐利最大化的竞争性、虚荣性社会中，不宽容是一个普遍的难治的社会痼疾，但在今天这个人类和地球生命紧密关联的时代，超越个人、民族、宗教、国家至上的思维方式，从地球和全人类整体命运来思考局部的和个人的问题，已不仅是少数思想家们所必须具有的思想高度，而是整个人类都应选择的思维和实践方式，这种思维和实践方式将能有效地改善人类的心理健康状况。受社会实践水平和教育、文化发展状况等历史条件所限，人的心理自我提升和完善，在历史上虽然只有少数人能真正做到，多数人的心理状况仍束缚在他们所生活的狭小圈子之中，但是，弄清历史上有人能做到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超人的神，他们都是有血肉之躯的常人，不同之处是他们中有的是利他主义情感超越利己主义而自然趋向大我，但这里同样有认识上的觉悟；有的是因为还能够同时用显微镜和望远镜两个视角来认识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整体性联系和过程性转化，从而能够突破传统观念、分类知识、僵化概念、好恶判断的局限，突破利己主义的“小我”束缚，使心理和认识得以在广博无碍的知识融汇和宽阔无私的胸襟敞开中向“大我”提升和完善，这两者对今天的大多数人都具有导向性意义。我们今天尤其需要有这种导向，这既是由于今天的人类实践已紧迫地提出了全球性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变革的需求，也是由于今天的教育普及、科学发展和全球文化交流已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先进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还是由于这种显微镜和望远镜是今天所有的人减轻甚至避免心理疾患折磨，实现心理自我提升和完善的正确途径。今天的社会需求和心理需求都呼唤亿万人民拿起这个显微镜和望远镜，毫无疑问，亿万人民心理的自我提升必将推动全球性社会变革的加速到来。
从１５世纪末到２０世纪中叶，世界经历了欧洲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的巨变。恶行累累的资本主义几经生死蜕变，创建了今天这个覆盖全球的市场经济体系。现代经济高速的巨大的发展被认为是人类最引以为自豪的成就，这种成就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之所以引以为自豪，是因为今天的一代人所经历的发展变化，超过了人类以往历史的全部时代，今天有数以十亿计的人过着比以往的帝王更富裕的生活，而且层出不穷的创新和自由竞争使其他人也抱有致富的希望。就此而言，一切似乎都趋向美好，但如果进一步拓展视野，所有这些美好引导人类奔向的最终目标却似乎是它的反面：全球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