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市场之祸已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部分地注意到了，这就是他们所说自由市场机制的外部性问题。马歇尔首先引入外部性概念进行经济分析，提出了商人们没有支付市场外部的成本上升而获得分离的那种利益（Ｍａｒ-ｓｈａｏｏ，１８９０）。庇古认为外部性不仅包含利益好处，也包含成本花费，他给出了许多造成总成本和总效益之间出现鸿沟的外部性实例（Ｐｉｇｏｕ，１９２０，１９３５）。卡普分析了来自生产过程而被传递到外部的成本，预言经济增长对环境具有深远的逆向后果（Ｋａｐｐ，１９５０）。巴特尔认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其大规模出现的原因，是在某些经济活动区域未定义出产权（Ｂａｔｏｒ，１９５８）。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认为外部效应打破了经济学中资源最适宜配置的条件（ＢｕｅｈａｎａｎａｎｄＳｔｕｂｂｌｅｂｉｎｅ，１９６２）。２０世纪最负盛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外部性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既然增长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目标，对环境的破坏就完全是预料中之事，增长愈猛，废物量愈大，“财富愈多，肮脏愈重”，新形式的污染和公害，通常是人为制造的，他提出并分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三个药方：一是限制失去控制的增长，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但不会被选择；二是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他不相信这个方法有意义，“不存在任何良方，让那些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人，为那些不吸烟人的不舒适付费。最终，人们禁止吸烟。由于地上人们对噪音的不满，要确定对航空乘客征收的税率，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要估算超音速运输机上乘客们对下面大气的损害，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简直是荒谬透顶的。”三是用立法具体规定增长可放行的详细、明确范围，可包括禁止消费，禁止某些商品生产，废除有害技术等，私人想实现增长的目标只能与公共规划的公共目标保持协调一致，企业的替代性选择是在法定框架内的自主决定和充分自律（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１９５８，１９６７，１９７４，１９７７）。米山认为，对环境的破坏已如此严重，以至于希望通过扩大所有权的概念将外部性效果内部化的做法不再可能，他还为美好的生活提出了一个内容表，如：良好的健康、享受自然风光、安全的意义、爱、信任、自我尊严、持有基本的道德原则、个人自由等等（Ｍｉｓｈａｎ，１９６７，１９７７）。科斯则认为，如果产权制度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的保障，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就没有任何必要，应将所有牵涉到的问题留给参与各方自己去解决（Ｃｏａｓｅ，１９６０）。但科斯的设想遭到各方面批评，因为如果涉及的参与者数目较多，通过谈判缔结协议的难度和协调管理的成本会变得太高而不可行。戴尔斯、蒙哥马利认为，通过发放市场污染许可证的办法可以控制污染（Ｄａｌｅｓ，１９６８，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１９７２）。
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的可持续性问题也有大量的探讨。斯密生活在一个资源较丰富的时代，他对分工、交换、竞争将促进社会的繁荣昌盛持乐观态度。但是，汤曾德在斯密的《国富论》出版１０年后即提出更多的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是有害的观点，并给出一个著名的生态模式：西班牙水手在一个植物丰茂的小岛上留下山羊，开始时山羊群因食物充足而迅速增长，直到越过食物供应的临界点，生存变得艰难而使弱者无法存活，最后只有强壮者存活下来，其数量与食物来源达到一个平衡。后来英国海盗在岛上捕猎山羊维持生活并以此岛作为袭击西班牙轮船的基地，为打击海盗，西班牙人在岛上投放了食羊狗，狗群开始因食物充足而迅速增长，使山羊数下降并逃到山石间幸存下来，只有体弱或大意的山羊才被狗捕食，狗数下降至与所能捕获的食物相平衡的水平。受此影响，马尔萨斯在斯密去世（１７９０）９年后的１７９８年出版了《人口论》，对人类的未来给出了一个暗淡的前景，因为人口如不加限制将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的开发是有限的，并会被耗尽，食物的供应只能呈算术级数增加，到一定时候还会递减，人口增长快于食物增长将带来贫困、饥饿、疾病和死亡增加。李嘉图在其工资、利润矛盾运动的理论分析中，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人口增长将达致经济停滞，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饥荒、战争和流行病。虽然有不少经济学家反对李嘉图的停滞论，但熊彼特认为这仍然否证不了李嘉图的理论。穆勒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暂时现象，任何增长在本质上都是不可持续也不值得向往的，只有傻瓜才会支持为了大规模的人口生存而把世界上每平方米的土地都开垦殆尽，才希求生活于被人类及其占有物弄得拥挤不堪的世界上，“我诚恳地希望，为了后代，不要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就能尽早对无增无减稳恒状态知足常乐”（Ｍｉｌｌ，１８４８）。陶格西对矿产资源未来的可获得性相对乐观，但他已预见到，由于工业化力度的加大，清洁空气有朝一日可能变得不再富裕（Ｔａｕｓｓｉｇ，１９１５）。霍特林则认为，非再生性资源经过一个时期后会被耗竭（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１９２５）。庇古关注自然资源的耗竭和后代对自然财富拥有权利等问题，他认为，我们的远瞻官能是有缺陷的，个体完全是根据他们的非理性偏好，宁愿选择立刻能得到的小的满意度，而不选择将来可得到的更大的福利，远瞻官能的缺陷，在市场交易中暴露无遗，它对后代的伤害可能比对当代要多得多，如果公共努力总体上建立在现行市场交易的基础上，未来世界状态将会黯然失色，政府是未来人和当代人的受托人，需要受法律监督和行动，保护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保护本国可耗竭资源免受过早和过度开发，杜绝过度和非理性的贴现现象（Ｐｉｇｏｕ，１９２９）。
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也大有人在，其主要依据是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市场。凯恩斯认为，资本积累率和技术进步将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好，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一百年后即２０３０年时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物质富裕和自由：科学和复利已经为人类赢得自由和余暇，人类自有生以来将第一次面对如何使用他的自由，摆脱紧急的经济困扰，如何占有余暇，以过好明智、惬意和美好的生活（Ｋｅｙｎｅｓ，１９３１）。赫尔曼·卡恩认为越来越高的富裕程度和教育水平会降低人口出生率，２１世纪将在约１５０亿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即使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农业技术水平衡量，养活１５０亿人也不成问题，除矿物燃料外，其他资源耗竭的危险不用担忧，而矿物燃料的替代品会开发出来，区域性污染问题是可以控制的，发达国家只要用不多于其ＧＤＰ的２%就可能消灭它，全球污染如酸雨和温室效应，只要研究清楚和充分理解，解决的办法就会见效，未来的情景是令人羡慕的（Ｋａｈｎ，１９７６）。罗伯特·索洛认为，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必定会有其替代物，因而资源不存在耗竭问题，随着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经济不断增长，将消除资源耗竭的千年恐惧，“耗竭不过是偶然，不是灾难”（Ｓｏｌｏｗ，１９７４）。朱利安·西蒙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极限的，石油也不是有限的，何况“短缺”还导致发现替代产品，“有限”这个词用在自然资源上不仅不合适，而且是错误的，从历史看，成本是持续下降的，不存在利润递减“规律”，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多是好事不是坏事，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创新越多（Ｓｉｍｏｎ，１９８１，１９８４，１９７７，１９８９）。
市场乐观派并未真的给人们带来乐观，凯恩斯关于资本积累率和技术进步将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好，２０３０年时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物质富裕和自由的展望，我们今天（２０１２年）已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痴心妄想，卡恩、索洛、西蒙等其他乐观派的滔滔宏论最后所能带给人们的也将无一不是：乐观愈甚，失望愈大！因为他们都存在一个把有限的地球当成一个无限系统，和把一个有限经验无限外推的错误。
市场越界而导致外部性和不可持续性问题，源自于其内部固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所有面向市场生产经营的企业，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利润最大化，适应市场需求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为了使商品具有市场竞争力，在商品价格受竞争机制限制的条件下，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必须使生产经营成本最小化，从而就必须使资源消耗、人力利用和社会环境成本最小化，这就带来生产经营领域的三个结果，一是减少资源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消耗成本，其途径是通过技术、工艺、组织、管理等创新降低材料消耗或利用替代材料；二是减少人工费用，其途径是利用人力替代新技术来减少雇员数量并迫使他们接受远低于其贡献的工资；三是设法避免或减少支付社会和环境成本，由于外部监管受监管能力和成本约束而总是有限的，可钻的空子俯拾皆是，钻空子的行为也就无孔不入。因而，外部性和非持续性是自利、竞争的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本性，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上述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导致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在消费领域又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少数高收入者过度奢侈性消费而造成资源环境的极大浪费和污染，并以虚荣性消费示范强烈地刺激着社会的攀比心理；二是多数中低收入者特别是低收入者缺乏支付能力而消费不足，从而导致市场需求不足。市场需求不足既威胁着企业主追求利润最大化目的的实现，也威胁着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和社会增加就业、政府增加财力的追求，于是扩大需求就成了社会一致的目标。由于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分配公平化，于是扩大需求就只能走对外开拓国际市场，对内通过信贷消费让中低收入者预支未来的购买力，以及国家发行债券扩大消费（如投资基础设施等）的路子，同时层出不穷地更新产品，缩短其生命周期甚至即用即弃，以刺激喜新厌旧的消费欲望和营造无所不在的“享受在今朝，付款待来年”的消费文化。只图今天发财享乐，不管明天洪水滔天，是自利性、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本性，它把一切都变成了满足资本增殖和私利最大化的工具，它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只有今天没有明天。环境无言，于是环境被当成了资源库和垃圾箱；万物无助，于是万物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被灭绝；自给自足经济缺乏赢利效率，于是市场经济征服了全球；所有人只有变成资本增殖的工具才能生存，穷人缺乏支付能力，于是只好预支未来的“收入”或出卖灵魂和肉体去换取生存资料；穷国缺少资本，于是只好牺牲主权吸引外资的进入；后人还没有出生，于是后人的利益被当代人最大化地侵吞。在这样一种机制中，所有的人都根据个人现时的利益来进行选择，国家的职能是保护它的经济社会机制，经济社会的基本机制不仅套牢了所有人，同样也套牢了国家。
自然资源的提取也好，国际市场的容量也好，穷人未来的支付能力也好，国家举债消费也好，统统都是有限的，在这些限度之内，上述扩大消费的办法似乎是有效的，问题是这些办法迟早会超出它们的限度。只要其中一个超出限度，市场就会出现麻烦，一旦多个超出限度，就会陷入四顾无路的困局。当资源性产品短缺引起价格普遍高涨、中低收入者丧失偿还贷款能力而导致银行破产、国家债台高筑引起通货膨胀、进口成本大增而出口受阻时，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全面萎缩，全球经济危机就会全面爆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前面所说的办法去化解危机，都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
自斯密以来二百多年间的市场经济，既是一个分工、交换、创新、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过程，也是财富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争夺国外市场的暴力和非暴力竞争、市场危机不断爆发、就业与失业和供给与需求剧烈波动、全球社会动荡和变革、反危机的国家干预加强的过程。国家干预本身就是承认市场机制有局限性，但在市场经济框架中的国家干预同样也有局限性。因为这种干预虽然在规范竞争和建立保障机制方面有利于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但它在本质上是为“扩大需求－增加生产－增殖资本”服务的，因而干预的最终结果不过是把经济蛋糕不断做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家和大多数人举债不断增多、外部性和持续性问题不断积累的过程，从一个国家推至全球的自然和社会极限。如果地球及其资源是无限的，在资本增殖欲望强烈的驱动下，虽然贫富之牌不断洗动、穷人与富人和穷国与富国的差距不断扩大，穷人穷国致富成功的几率像沙漠中的泉水一样难得一见，但竞争的残酷性会迫使人们有进无退，整个社会仍能处于需求永无满足，增长永无止境的循环之中。但是，地球及其资源是有限的，这种循环仅生产出了少数富国与富豪，就已经超出了地球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承载极限。市场经济在历史的发展中也经历了不断的蜕变，早期的市场经济国家如今已通过剥削全世界而成了发达国家，这是市场经济引以为骄傲的成就。但是，他们的富裕、清洁是建立在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人的贫穷、污秽基础上的。当大多数国家采用市场经济时，不仅面临技术封锁和资本瓶颈，更面临资源匮乏和环境衰竭的困境，市场神话在今天已是发达国家维护其既得利益不可或缺的理论武器，因为其创新替代、无限增长的幻想仍可用来麻醉、安慰穷国和穷人。实际上，他们对资源环境有限性基础上的经济无限增长只能带来灾难心知肚明，他们深知要使所有国家都达到美国现在的消费水平，就需要几个地球，要无限地增长下去，就需要有无限个地球，经济的无限增长将不可救药地在全球规模上重蹈复活节岛的覆辙。因而，他们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两种策略，他们既需要发展中国家市场容量的增长，又强烈排斥别国的竞争尤其是对资源的竞争。在这方面，他们不惜一再诉诸武力，以各种借口对难以操控的资源国发动战争，公然威胁要将他们炸回到石器时代，这就意味着要将竞争者逐出市场回到物物交换的状态中去，这就是他们对待别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真实心态。
从哲学的高度看，市场之祸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市场之福一道构成市场经济这块硬币的两面。要认识这块硬币的两面性，还需要认识市场交换的一般媒介物、等价物———货币（金钱）的两面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西美尔对货币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这种两面性：在实物交换的状态下，劳动分工显然不能超越最简陋的开始阶段，因为没有共同的价值尺度，千差万别的东西不能相互衡量价值，是货币这一交换的媒介使
我们可以作最简单的设想，在物物交换的时代，我们要到陌生地去旅游，最好得带上干粮等生存必需品才能上路，在吃完了一半时就必须回来，因为如果带其他物品，能否在旅途中遇上需要我们所带的物品并愿意用食物与我们进行交换的人，是不确定的，这就使得我们的旅游必然行之不远。因而，在物物交换的时代，虽然人类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自由的，但人们却深深地束缚在他们所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虽然人们以往的自给自足的独立性消失于普遍的社会分工的相互依赖性之中，但货币又使人们实现了社会所有不同群体间的联系和所有不同物品间的交换，这“为个体性和内在独立感打开了一个特别广阔的活动空间”，这时的人们只要带上货币，就可以走遍全球，就可以购买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使人们从过去依赖于确定的人、确定的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大空间的自由，这种人们彼此疏远又相联系的关系“会产生强大的个人主义”。
由于金钱不仅可以买到所需的一切物品，还可以抵偿义务甚至罪行，几乎成了一切东西的等价物，这对社会文化和心理也就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使得社会的大多数人把赚钱当做首要的追求目标，从而使得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变成了最终目的，而最终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事物本身特有的价值却不再受到心理上的重视，丧失了其更高的意义，并被降格为纯粹的手段，人们总是要把它变成货币才能感受到它的价值，甚至人自身也不例外，“在货币交易范围内人人在价值上平等，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价值，而是因为除了金钱没有人有价值。”正如所有人中相同的东西都是最低水平的东西，金钱作为一切东西的等价物，它是“低俗”的，金钱“夷平”了一切事物的特性，将最高的东西拉到最低的水平，但却不会将最低的东西拉到最高的水平。世界万物的矛盾通过金钱这种等价物而获得统一，使金钱在人的心理上产生像上帝一样具有“全能”的感觉：钱越多就越安全、越有能力、越有信心、越能满足欲望、越有幸福感。
货币与实物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人对实物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是有限的，再好的蔬菜、水果、肉类、米面、营养品、药品、化妆品、服装、家具、汽车等消费品，再好的机器、设备、房屋、原材料等投资品你都不会无限地去储存或积累，因为这些实物只有在必需的时候才是有用的，多了不仅对你没有实际效用，而且使你的管护成本大增而不堪重负。但货币不同，在排除了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动荡的抽象意义上说，它既可以购买一切，又不会腐烂、生锈、过时，放在银行不需要储存成本且能通过利息收入而增殖，放在家里也不需要像实物那样占用空间，因而具有无限储存或积累的价值，从而使得它成了人们无限贪求的对象。许多学者对人类的贪婪无度深感困惑，发出“多少才够”疑问，在这里可以对此作出回答：如果没有货币，人类对实物的欲望会以满足消费需求为度；有了可以购买一切的货币，人类就永无满足之时。
商品和服务经济的获利能力是有限的，从事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劳动者收入更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无法满足某些人对金钱的贪求，借助于金钱万能的幻觉，现代资本主义已使金融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走向了“以钱生钱”的自我膨胀之路，现在全球的股票和债券贸易规模已超出６００万亿美元，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的１０倍，在这个庞大的金钱赌场游戏中，一笔大的交易就可以获利数亿美元，它使少数人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而在实体经济中从事生产和服务的人们，无论他们怎样努力都难以避免要被金融经济这架高速旋转的离心机甩到贫困化的边缘。这就产生了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种种怪现象：实体经济获利甚微，甚至一路下滑、哀鸿遍野，金融经济却高歌猛进，大发横财；绝大多数人实际收入没有增长，但高端市场物价却节节攀升，“炒家”市场更是独领风骚；一个国家通过金融经济吸引全球的资金，使资本项目收支是黑字，就能支撑经常项目收支的巨额赤字，就能维持远远超出其实体经济实力的军费和消费支出，等等。但是，这种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膨胀的金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何况其本身充斥着投机、欺诈和链条破绽的巨大风险。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终于在世界金融中心的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尽管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火”，但仍无力阻拦危机向全球金融、经济领域蔓延。金融泡沫的破灭，使许多人从发财梦、高福利梦中突然跌落到失去工作、福利下降的冷酷现实中，从而把许多国家和地区推进了政治风暴和社会动荡，金融泡沫的破灭，意味着自由市场主义的破产。
长期以来，人们沉迷于金钱数字的增长，全然不去顾忌万物包括人自身的更高价值，虽然人们试图制定金钱游戏规则并对金钱的适用范围画出界限，但金钱总是能无孔不入地突破这些规则、渗透这些界限，直至渗入甚至主宰人的灵魂，既然人类用金钱去交易一切，把一切都低俗化，那么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府的廉洁清明、公民的权利义务、伦理的诚实守信、心灵的纯洁情爱、自然的美丽宁静等这些美好的东西也就无一不被异化。当金钱成了目的，生命和人本身成了手段之后，人类追求货币财富一路向天文数字攀升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愚昧的增长过程，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增长的贪欲发生在一个不断增长的亏空的地球上意味着什么？只能意味着灾难！意味着天文数字的货币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