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自然最终还要有人口的适度和人类社会的和谐，这只能是通过社会的变革来实现。
今天的人们都在为各种问题而焦虑，年轻人焦虑就业，中年人焦虑失业，老年人焦虑养老保障，穷人焦虑无隔夜之粮，富人焦虑无安全之港，人口学家焦虑老龄化，经济学家焦虑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学家焦虑贫困人口增加，政治学家焦虑体制危机，企业家焦虑资源价格上涨、市场疲软，环境学家焦虑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生态学家焦虑贪欲无度、物种灭绝，哲学家焦虑价值观失落、人与自然失衡……所有这些人们所焦虑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如果没有整体性思维和全人类的协同机制，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不仅使得全球社会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一国的政治经济变化会对全球有迅速的传递扩散效应，而且人们之间的信息联系不再有空间距离的阻滞，从而使个人和少数人也能获得挑战权威、传统、政府及一切想挑战的东西的超级能量，与此同时，新技术和新工作的替代频率大大加快，市场变化和未来前景都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传统的就业岗位、就业方式正在迅速消失，这种变化不仅是前所为未有，而且常常是从静如处子到动如脱兔般的突如其来。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这种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反应迟缓滞后，没有认识到这既提出了全球社会变革的紧迫要求，也提供了这种变革的强大动力，而是固守传统的社会利益结构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使社会陷于动荡、人类陷于焦虑之中。
任何国家都不具有独立应对今天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因为这些问题都已全球化地关联、信息化地传递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及科学和哲学的揭示都表明：社会的健康发展既要有活力又要有稳定，既要有自由又要有节制，既要有差异又要有平衡，既要有竞争又要有协同。但是，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只会引向灾难，资本主义制度是灾难不是前途，人类只有通过全球性的社会变革和思维方式变革，才能为可持续发展开辟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变革需要重点解决好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推进教育变革。
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产物，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由于家庭承担着农业种养技术的传承，工匠承担着非农技艺的传授，学校则侧重于文化、历史、社会秩序和人伦的教育，这种教育模式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并维系了社会的有效运行。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传统的大家庭及其相关职能解体，家庭教育退至生活常识领域，几乎所有专业、技艺、知识性教育都转向了学校。由于分工和市场竞争的推动，学科、专业知识增长迅猛，分工日细，使得教育越来越偏重于科学技术教育，人文科学的基础教育则被边缘化，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这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则几乎退出了基础教育，一个人从幼教开始，直至硕士博士毕业，经过漫长的２０多年的学校教育，仍只是在某一个狭小领域成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在其他众多知识领域仍然是一个“盲人”，这不仅使得人们在复杂的自然和社会整体面前，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盲人摸象”的片面认识之中；互联网为人们展示了一个信息海洋，但信息不能替代科学，不能替代读书，不能替代思想，更不能替代现实，有信息而无科学鉴别能力、无思想统驭能力、无实践检验能力，就只会乱花迷眼。现在网民越来越多，但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许多人日夜坐着忙于上网，走路忙于接发短信，自以为“知天下”，而实则对现实的认识更肤浅、片面、极端。结果是人人“知天下”，却人人都在各种危机面前变得“集体无意识”。尤其是青少年，由于没有较全面的知识基础，没有较坚实的理论思辨素养和社会实践历练，网络的驰骋很可能带来精神的沉迷，甚至直把虚拟当现实、游戏当人生，以至连做人的基本道德和相互理解的起码移情能力都丧失了，人变得极端自私、偏执、任性、冷酷、残忍、暴虐，可以因一言不合而！刀相向，因蝇头小利而杀亲毁家，这些人虽然只是少数，但对社会的影响却很大，它加重了人们的焦虑感和对社会的疏离感、冷漠感，就更不要说对自然有何兴趣和情感了。
要解决好自然和社会问题，首先要解决好人自身的教育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要性，并使这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基础教育必须解决好如何做一个身心健全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有益于自然的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整个教育都是失败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创新生物学、生态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法学、科技知识教育，使所有的人都具有生态意识、移情能力、身心自我平衡能力、道德勇气和社会责任感。生态、移情和道德教育必须从初等教育起步，上述学科知识教育要成为中等教育的主要内容，大学基础教育仍需使这方面教育的进一步提升，进入分科专业教育时生态学教育仍应是必修的内容。基础教育还必须有接触了解自然和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的实践教育，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使人获得最基本的自然与社会知识，获得自主生活、学习、独立思考和处事的能力，为使人成为身心健全、有益于社会、人类和自然的人打下基础。
社会教育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刊、书画媒体，以鲜活的自然和社会实例及生动的理论述评、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展示、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新闻、科技知识及其在生活中的应用等形式，使所有的人都能及时地了解社会和自然的动态，增加现实和历史知识，更新理论和应用方法，增强责任担当和创新意识。但是，现在的社会教育却严重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发展需求，人们很难通过媒体较全面地了解我们的城市、农村、厂矿、市场中各类群体的真实生活，很难较全面地看到我们的田野、山林、河湖的真实现状。我们虽然生活在信息化时代，但社会沟通和与自然的接触却存在着大量的无形藩篱和信息空白。而泛滥于媒体中的胡编乱造、炫富媚俗、争强斗狠、尔虞我诈、猎艳窥私、无病呻吟、趣味低下、视腐朽为神奇的文化垃圾，与现实生活和时代的需求都是南辕北辙，不仅是浪费了宝贵资源，使无数人的时间被这类无聊的闹剧所消耗，而且误导了青少年，成了心理变态和社会犯罪的一个刺激源。社会教育也是终身教育的重要形式，终身教育是专业知识纵向更新和横向拓展的重要渠道，是人全面发展的必需。
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都不只是知识、信息的“灌输”性教育，而且还是成年人以身作则的“示范”性教育。如果所有的成年人，特别是父母长辈、学校教师、管理精英、各界领袖等都以平等尊重、诚实正直、公平正义、勤奋热情、清廉节俭、遵纪守法、谦和礼貌、助人为乐、理智负责等道德言行为自己的孩子、晚辈、学生、部下、信众提供示范，“灌输”性教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反之，如果“示范”性教育言行相悖，“灌输”性教育的效果就必然是事倍功半。当今社会的道德水准大幅下滑，既与“灌输”性教育的偏差有很大关系，美言恶行、丑闻频频的“示范”性教育更是难辞其咎。
上述问题的出现，虽然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但就教育而言，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还必须解决好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教育者必须为人师表，受教育者必须有推理、辨析、批判精神，教育者、长辈、社会精英要有良好的品行，被教育者要有识别、批判教育者和所有人不良言行的能力。因而，教育必须注重培育受教育者成为有自我教育能力的人。仅靠“灌输”性、“示范”性教育，永远都是不够的，都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的，要消除这种不足和偏差，就必须使每一个人通过教育、学习和实践，受到严谨的哲学和科学方法训练，能够从广博的知识联系和社会关系中，深刻地认识、理解道德的重要性，懂得道德不是哪个人或哪个社会“杞人无事忧天倾”地编造出来的，不是用于自我压抑、自我禁锢的东西，而是天人和谐、社会协调、人类互动所必需的规范，没有它，人们之间就会陷于混乱的无休止的冲突之中，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懂得道德也是适应性进化的，一个有批判精神和自我教育能力的人，是对道德与社会、自然的关系有整体性理解，对传统和流行道德有扬弃、创新力，对恶德有抵制、免疫力，对美德有趋近、坚守力的人。这样的人越多，社会的道德水准就越高。
必须把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支柱。一个文盲半文盲众多和基础教育不足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和谐和与自然和谐的，国家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增加普及义务教育的时间长度，同时，要建立全社会的教育救助机制，使一切优秀人才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去升学深造的机会。
二是推进公平正义。
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使民生问题不可能走不断做大蛋糕，少数人得“火腿”，多数人不失去得“香肠”希望的老路了，这条老路是建立在地球资源无限和环境容量无限基础上的。一个有限的系统只能支撑有限的物能消耗和排放，以不断增长来安抚穷人只能是水中捞月、画饼充饥。既然这样，公平分配就是必然的选择。公平包括万物公平和社会公平两层含义：
万物公平。地球是万物共生的生命整体，而不是供人类占有、施虐的对象，当这种占有、施虐造成物种大灭绝，从而危及地球生命整体的安全时，人类对地球所施加的影响就必须大幅度收缩，人类的空间占有和物质消耗与排放，必须收缩到万物都有可持续生存进化的空间、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污染在环境自净的容量之内。
社会公平。实现万物公平必须有人类社会内部公平的前提，如果人类不能实现自身物种内部的公平，就更不能设想有实现万物公平的可能，地球既然不是供人类占有、施虐的对象，就更不应是供少数人占有、施虐的对象。人类物种内部公平和万物公平的统一，是逻辑的一致性和彻底性的必然结论。
社会公平既不是要消除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先天遗传和后天主观努力的差异、差距，这种差异、差距永远都是存在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差距的存在，才会有人世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不是要无条件地向穷人送钱，不是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社会公平所应当并且也能够消除的是私人、阶级、阶层、地区、国家、企业、行业资源占有的极不平等，人的自然差异不会很大，但人的资源占有却会因社会原因而差距很大，社会必须通过实行一系列的公平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的途径去消除这种不平等以实现社会公平。消除这种极不平等的有效途径要从两个方面开辟：
其一是社会必须确立从资源占有最大化转向效用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满足人类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物质需求是物质的效用而不是物质的占有，少数人占有最大化带来多数人获得效用的最小化，对一个物质消耗和排放超限的系统来说，其后果是毁灭性的。要避免这种毁灭性后果，唯一的选择是回到限度之内，以最小的物能消耗和排放，实现效用和服务的最大化，例如，城市住房由购买转向租赁，由投资品回归民生必需品，就能实现城市住房效用的最大化，就可以消除富人屯房的巨大资产闲置浪费和投机牟利行为，而穷人却只能成为陋室房奴的巨大不平等。凡私人占有而实际利用率很低的一切耐用消费品，都可以通过转向租用制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
其二是要推进社会就业和收入分配从资本增殖的工具，转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改革。在传统的雇主与雇员的劳动关系中，前者是资源的支配者，后者不仅不支配资源，而且被资源的运动所支配，成为雇主逐利最大化的工具，因而才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恒穷，收入差距拉大到动摇民生之基的问题。在资源由私人占有最大化转向效用最大化后，富人所需的效用和服务很容易得到满足，其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成为多余的了，富人逐利的动机就会趋于消失，这时企业以股份的形式转向企业员工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雇员成了企业的主人，少数雇主的动力就转换成多数雇员或社会劳动者的动力。与此同时，国家创新和完善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激励要素流动、自主创业、按能就业、公平分配，通过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和严格监督权力运行等制度，切断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和向权力交租的通道，民生问题就能从社会和谐和与自然和谐的整体性和谐中获得根本性解决。
三是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现行的社会管理模式不能导向可持续发展。在一个私人逐利最大化的社会中，议会民主制的党派竞争，选民投票机制，使总统、议员追求的是选民和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当前或近期利益，这种利益如果与其他利益如国家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则牺牲的总是后两者，尤其是最后者。其局限性至少有三：
首先，它只谋求自身看得见的利益。它以简单多数为原则，简单多数不能与真相、真理、整体和长远利益画等号，真相、真理、整体和长远利益往往最先为少数人所认识，多数人由于受知识、信息所限而不理解，或受偏见、既得利益羁绊而拒绝。偏见与智力不足有关，民主进程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公民（至少是大多数公民）能识别最合适的政治候选人和最好的政策主张，但新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理念。美国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戴维·邓宁领导的一项研究显示，遗传因素导致缺乏竞争力的人没有能力判断别人的竞争力强弱，也无法判断别人观点的质量。任何有关政治候选人的信息和事实，都不能改变许多选举人无法做出正确评价的情况，人们很难接受特别聪明的观点，因为大多数人的智力不足以识别这些观点有多么聪明；人们没有能力进行自我判断，也缺乏判断他人技能的能力，对他人竞争力的判断力尤其差；无知的人对候选人和他们的主张最缺乏判断力，所有的人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无知。德国社会学家马托·内格尔最近用计算机模拟民主选举，获胜的总是那些领导能力稍强于平均水平的人，他认为，民主很少或从来不会选出最好的领导人，它相对于独裁或其他形式的政府，好处仅仅是有效地防止了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候选人成为领导。
其次，它是高成本低效率的。在涉及利益分配时，议员们为了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进行的议会博弈，充斥着无理性、无智慧、无休止、无结果的争吵。由于它追求的只是自身的短期利益，而不是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对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更是表现得“为富不仁”，如在涉及承担为防止气候变暖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援助等应尽责任时，缺乏与国际社会共同遵循公平与可持续原则的起码良知。美国的生态学者们在生态环境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令世人钦佩，但美国一些政客的表现却令美国汗颜，连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对老布什政府在１９９２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的表现都深感羞愧：
“尽管布什政府决定不要达成任何旨在致力于实际行动的协议，可是在增进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危机的真实性质的关切方面，地球首脑会议仍然标志着这条漫长奋斗道路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但若说地球首脑会议对整个世界来说是成功的，我国在那里却经历了一次严重失败。在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全世界都要求并热望美国挺身出来领导，提供远大的眼光，可我国在里约大会上却惨遭奚落冷落……可惜布什政府坚持要求我们的代表团为很多毫无意义的主张争论不休，这种做法实际上就保证了任何有效的决定都无法获得通过……布什政府自己的研究表明，我们很容易达到这样的目标（指把２０００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１９９０的水平———作者），几乎无须强制，只靠自愿就行了。即使如此，布什政府还是威胁要破坏整个大会以防止这样的目标获得通过。”
再次，它撕裂而不是整合社会。党派竞争实质是利益集团为各自利益的竞争，几乎所有实行“民主制”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社会都被党派竞争所撕裂，两极分化、社会腐败也未能得到遏制。发达国家的党派竞争同样不利于社会整合，仅以２００８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和现在还在蔓延的欧债危机为例，美国和欧盟的一些国家背负巨额债务和失业率高企，不减赤还债就面临着违约的风险，但要减赤还债，就要增税节支，如何增税？如何节支？如何既增收节支又增加就业？这需要从国家和全民的整体利益来统筹安排，但党派斗争使他们难以达成共识，一些政客就干脆到国外去找替罪羊，国内民众就只能以罢工、街头抗议的形式来表达不满，而国际政治、经济、贸易、汇率更因此而蒙受无妄之灾。
这样的管理模式是民主的异化，它把民主异化成了政客们的玩物。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中，不要说全人类利益整合不起来，国家的社会利益整合不起来，就连一个族群也会被分裂成不同利益的小群体。这样的管理模式不适应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它必须创新。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是一个大课题，这里不去细加探讨，而只是提出一些原则性设想。
第一，要通过联合国平台，在全球规模和国际法层次上确立普适性的生态公平、国家安全、公民自由、社会平等、人权保障、国际正义、发展可持续等最高原则。由联合国安理会行使监督各国实施最高原则的权力。同时，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把这些最高原则具体化到本国的宪法中。
第二，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创新自己的社会管理模式。好的社会管理模式应当是能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利益与贡献的统一、自由与平等的统一、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当前与长远的统一、局部与整体的统一的模式。这些都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法律和制度来保证。行使管理模式设计、调整和监督实施的是国家和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应由社会各界民主推荐、选举产生。
第三，社会管理者不是来自选战拼杀中的胜出者，而是来自社会的“贤能”，选拔社会贤能需要建立一套能够保证社会各层次的管理者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既受到民众信任尊重又有业绩证明具有决策和协调能力的人。社会管理者在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他们由相应层次的权力机构任命、监督和罢免，同时还接受全民的参与和监督，他们只负责社会的协同、高效运作，而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
概而言之，新的社会管理模式构建，是民选代表进入权力机构和监督机构，社会贤能进入管理机构，全民按有序化规范参与监督和管理，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社会资源，通过全民有序互动实现社会公正、透明、协同、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的民主异化模式。
四是推进全球利益协同机制的创立。
只有建立起全球利益协同机制，把地球、国家、组织、个人的当前、长远和后代人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为地球飞船提供可持续的动力和制衡机制。我在拙著《全球关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走向》（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一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建立全球协同的利益实现机制的设想，其基本要求是：
首先要确立公平原则。这是社会和谐和与自然和谐的基础，实现公平原则的关键是实现权责利三者的统一：生物圈的万物协同共生性质，决定了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权多占有、消耗和排放，其实现的办法是在地球可持续承载的极限之内确定各类物质可消耗和排放的总量，每个人得到一个人均份额；每个国家按本国人数乘以人均量得到一个本国可用于生产生活的分量指标；这个全球总量和各国分量指标，除出现总量指标超出地球可持续承载极限的情况外，一定若干年不变，即不因各国人口生育率的高低，人口数的增减而进行增减的调整，在这期间，各国要想实际人均资源的消耗与排放高一点，生存空间宽松一点，就必须节制生育，否则，实际人均资源的消耗与排放就只能低于全球的人均水平。权利和责任必须是统一的，各国和所有人在享有平等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承担起保护资源环境的责任，其普遍责任是共同负有关心、监督和维护地球的生态安全的责任，其特殊责任是负有维护各自国家可持续性的直接责任，并也因此而获得相应的回报，使关心、监督和维护地球生态安全的行为获得足够的动力。
第二是要遵循效率原则。这也是公平原则的落实，实现效率原则的办法是：建立起各类资源环境的价格和各类物质消耗、排放指标的价格两大类价格体系，各国所得的消耗和排放指标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进行交换，以相互调节余缺，实现全球的供需平衡；指标交换的获利者主要是各国，以激励指标的节约；资源环境交换的获利者主要是所在地，这是对资源环境保护、修复补偿的激励；人口国际间的迁移是携带人口资源消耗和排放指标的迁移，以激励人口在全球的流动和均衡分布；社会推进从私人占有制向社会享用制的改革，实现以最小的物质消耗与排放达到效用与服务的最大化享用，个人可以因社会贡献不同而获得有差别的效用和服务，但却不会导致资源、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在公平原则和指标稀缺性的压力之下，各国只有竞相制定各种激励制度，以刺激本国降耗减排、提高资源生产力和资源效用服务最大化，来实现生态安全水准、国家文明水准和公民福利水准的不断提高，这将有力地引导科技研发、生产工艺、企业组织、资源流动、社会结构朝向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三是要坚守正义原则。这是公平和效率原则的保障，实现正义原则的办法是：建立地球可持续法，平等地赋予所有生物的生存权、人类的人权和国家的主权，所有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与地球法相一致但更为具体的国家法，任何国家都无权按照自己的国家法去干预他国的事务，某个国家如发生地球法所赋予的生物生存权、人权遭受侵犯事件，其他国家可以按地球法的标准而不是自己的国家法标准进行非暴力的干预，除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外，任何国家都无权对他国进行暴力侵犯，违者以反地球罪或反生命罪、反人类罪、战争罪、破坏环境罪等论处。地球的安全性既要求实行全面的有效监督，又必须彻底消除战争，消除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
更详内容此处不赘，这里要谈的是为推进全球利益协同机制的创立所需要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联合国的成立使人类第一次有了一个世界性的对话、协商、协调的机构，这应是人类政治和文化适应进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但是，联合国建立６０多年来处境尴尬，有些决议被强国集团盗用、曲解而成了对主权国家进行肆意干涉甚至发动战争的“依据”，有些决议被强国集团抵制而变成一纸空文，有些重大而紧迫的国际事务则因某些强国集团的政府受某些利益集团的操控而无法形成决议，还有某些强国集团干脆撇开联合国直接向主权国家开战或袭击，凡此种种都表明，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严重落后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西方列强不是把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当成普世价值在全球宣扬和推行吗？这是说所有的人都像自己一样平等地享有这种权利吗？如果是，那他们为何到处用干涉主义甚至战争去剥夺别国别人的这种权利呢？如果不是，那它又如何能成为普世价值呢？欧洲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思想即使具有普世价值，却也很不幸被西方列强的“狗哨政治”（狗哨是澳大利亚牧羊人呼唤牧羊犬使用的一种高频口哨，其声音人听不到，只有牧羊犬能听到。１９９７年前后，开始在澳大利亚政界流行，意思是政客们表面说一套，背后的真实含义却只有少数目标人群才能领会———作者）变成了欺世盗名的谎言、干涉主义的理由和战争的诡道。文明社会中自私的人类已经把撒谎变成了一门艺术，某些人所谓的政治艺术、外交艺术、公关艺术、礼貌艺术等，都不过是用谎言来制造诚实假象的艺术。
西方列强口头上忠诚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骨子里却从未改变老殖民主义者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主宰世界事务的行为方式。在他们的视野中，只有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才是成功的，其他都是失败的，如果谁胆敢有异议或做得更成功，他们就会把谁视为“挑战”“假想敌”，就要不择手段地去使之“妖魔化”，必欲除之而后快，软杀硬打无所不用其极。美国是近代史上扩张主义的典型，它所谓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为其霸权利益服务的工具而已，它随心所欲利用这个工具去扶持一个个独裁统治者镇压本国的反对派，或支持一个个反对派发动内战去颠覆一个个政权；它国内人权记录劣迹斑斑，国外人权罪行罄竹难书，为了逃避惩罚，它拒绝签署大多数人权条约，却又到处挥舞人权的大棒去干涉别国的内政。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对１８世纪来说，无疑显示了其缔造者的历史性勇气和进步理论，但对于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美国想充当的世界领导者角色而言，它无疑又是原始的，与时代要求差得太远，它使美国后来在许多方面都走向了迷途，正如英国著名学者赫·乔·韦尔斯（１８６６—１９４６）曾指出的那样，按一般的标准，美国的普通教育水平算是高的，但按可以达到的水平而言，美国还没有教育；出版自由由于出版界与广告商发生了关系，自由的出版事业就可养成气质上的贪心，大报馆的业主就可变成民意的蟊贼和良好的新生事物的无情破坏者；粗糙的选举方法使“他们的政治制度成了巨大的政党机器玩弄的牺牲品，剥夺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自由的一半和政治灵魂的大部，政治变成了一种交易，一种很卑鄙的交易；清高能干的人，在最初的伟大时期之后，脱离了政界而专心于从事‘商业’，国家的意识衰微了。”
统治世界的妄想狂使美国政客沉陷在不可救药的自大狂之中，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强，实际上对这个世界什么也不懂得，因而才会重挫于朝鲜战场，败走于越南战场，以为在阿富汗推倒塔利班在伊拉克绞死萨达姆会受到民众手持鲜花的夹道欢迎，结果被简易爆炸装置打得焦头烂额，现在又在故伎重演，集兵太平洋，激化南海争端，重点围堵中国。美国的扩张主义本性正是由资本的扩张本性所决定的，这种本性使美国好像是外星来的殖民者，它只知扩张一己私利，而对今天地球上的人类唯有消除对抗，全球协作、共生共赢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基本形势一无所知或毫无兴趣。由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政治关系是当代人类实现自身和解和与自然和解的最大障碍，只有彻底消除这种障碍，确保所有主权国家不受外部威胁、侵犯的安全，人类才有条件将宝贵的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和生态，而不是用于武装战争和镇压的机器；所有国家只有消除了外患的压力，内部的政治环境才有可能宽松起来，人们才能利用全球化的信息、知识、经验去对各种价值观和社会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实践和选择，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就迟早一定会被选择，怀疑这一点，那就太低估了人类文化的适应性进化能力。
当代人类面临的根本性危机是全球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物种大灭绝、地球生命体急剧衰退，这种危机动摇的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失去了这一根基的强大支撑，人类社会危机将会以极残酷的形式爆发，从而将会无可挽救地陷入失控性的衰落之中。与自然衰退危机相比，所有社会矛盾都是次要的，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而变革社会制度、调整人类行为既是人类整体也是人类所有个体的最大利益所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之所以仍深陷于社会矛盾的恶斗之中而无力自拔，其根本原因不是人类不可救药的愚昧顽劣，而是资本主义私人逐利最大化的制度使然，这是一个最大化地剥削同胞和剥削自然的制度，它把所有的人都驱赶到逐利的战场上进行着除公平正义、善行美德之外的较量，以至于真理如果不能带来即时利益就会遭到反对，科学只有成了谋利的工具才会被应用，研究则成了金钱驱策的奴仆，它造就了人类心理的最深分离、伦理的最大颠倒、社会的最大分裂和政治的最大错乱，正是这种错乱，才使得一些政客们变得寡廉鲜耻。
生态环境危机和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会给所有国家、组织和个人带来新的问题，这是毫不奇怪的。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个国家只有致力于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致力于改善国际关系、加强国际协作、推进世界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才是负责任的国家。今天人类所需要的政治家，是对社会既有微观体察的深度，又有宏观远瞩的高度；既有亲人和祖国之爱，又有人类和地球之爱；既有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又有引导社会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勇气；既能致力于本国社会制度的改革创新，又能推进人类和解和与自然和解的国际关系的变革。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需求，解决今天的资源环境问题和经济社会危机需要有各国的共同努力，消除两极分化、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干涉主义、恐怖主义和战争，实现全球协同行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世界政治和各国政治也一定能适应这种历史大趋势而进化。
走向和谐的未来社会必将是一个老龄社会。就个人而言，老龄是人生的一个夕阳垂暮、体衰多病之龄，但也是一个精神安详恬淡、睿智达观之龄。人在这样一个年龄，大多会觉悟到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孰是熟非，觉悟到过去的种种虚荣矫情、贪婪卑劣、偏执痴迷之举实属浅薄荒唐，他把人生的目的和手段弄颠倒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财富和地位是些毫无效用的小玩意，而他却为此而牺牲了本应享受到的欢乐和幸福。就社会而言，老龄社会是一个老龄人口占较高比重的社会，这将给社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所谓“养老”问题，更会给社会带来睿智，带来社会走向成熟、和谐，而决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暗淡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