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生育率高低与其寿命的长短一般成反比关系，即寿命较长的动物物种生育率较低，寿命较短的生育率较高。动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它们所能获取的生存资源的多少有关，并与消耗速度成反比，生存资源如食物或多或少都是一个有限的量，消耗的速度越快，波动的幅度也越大。因而，相对而言，寿命较长的动物种群数量比寿命较短的更为稳定，后者会频繁地振荡于剧增暴跌的波动中，如蝗虫、松毛虫等；而前者的波动周期较长、波幅也较缓，如大型哺乳类动物。
人类也经历了与所有动物一样的物种数量依所能获取的生存资源多少而波动的历史，所不同的是，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过程中，由于人类获取生存资源的能力呈提高趋势，从而使得人口数量呈增长趋势，这种趋势仍未中止，这在所有寿命长的动物中是独一无二的生态学“反常”现象。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生态学反常现象已付出了三大代价：一是人口增长在历史上经历过因饥荒、瘟疫、战争而耗减的波动代价。二是已付出了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退化和疾病、压力、生存成本增加的代价。三是已付出了物种大灭绝和自然生态系统趋向衰竭的代价。人类在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战争中现在正以胜利者自雄，却不知这种胜利已潜伏着没有技术解决办法的危机，这就是人口过度膨胀。
判断人口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需要有一个适宜人口的标准。什么是适宜的人口？其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很多标准，如人类征服自然的标准，人类不同群体相互征服的标准，市场不断扩张的标准，某些宗教的标准，物种和生态安全的标准等等。按不同的标准，人口的数量会有很大的差距。征服地球的标准要求人口布满地球，人类相互征服的标准要求人类不同群体竞相生育，市场扩张的标准认为人口越多越好，某些宗教反对堕胎主张自然生育，等等，这类标准都是人口增长型标准，也是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的主流性标准。而物种和生态安全的标准，则要求人口数量的低限以人类物种的可持续保存为度，上限以人类可持续获得有机食物和生态安全为度，人口少于低限不利于人类可持续生存和进化，超出上限不利于非人类物种生存和生态安全，最终会使物种大灭绝之火烧向人类自身。
上述标准唯一可取的是物种和生态安全标准。事实上，这种标准在历史上曾长期被世代依赖于本地资源生存的人类群体所坚持，但后来在人类不同群体间的相互征服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被打破，现在他们已被挤到文明社会的边缘，在主流社会不断加大的挤压、冲击中走向衰微。人口增长到今天，已导致人类社会发展陷于困境和所依存的地球生态系统严重超载而急剧衰退。
无论科技和文明如何发展，也不可能使人类寿命不断延长和人口不断增长的生态学反常现象持续下去，人人追求长寿就必须人人节制生育，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正是顺应了这一规律。但是，由于文化和制度建设未能同步跟进，人们对由此而必然会出现的老龄化总是认识严重不足，而且在计划生育中还出现胎儿性别的非自然选择问题，从而带来一些人因忧虑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等问题，而提出放松计划生育的主张。我的看法是：今天人口问题的首要问题是总量问题，因为它带来的问题具有不可控性，而结构问题如性别比失衡、老龄化等问题主要是文化性、制度性问题，它是可控和可调适的，主张通过人口总量增长去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不仅是舍本逐末，而且是以良好的愿望铺就通往地狱的道路。
因为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而主张放松生育控制的理由并不充分。性别比失衡与生育控制可能有关，但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印度、越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并没限制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两胎，但性别比照样失衡，有的生几个男孩也不愿生女孩，其原因主要是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问题，如印度的女孩出嫁，没有一份很重的嫁妆就很难嫁出去，嫁女儿成了穷人的一大负担，这就是印度穷人不愿生女儿的重更原因。不从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上解决性别平等问题，孩子生得再多，性别比照样失衡。
人类对性别的选择倾向，与何种性别是生存资料主要的稳定的提供者有关。远古以采集为主的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以狩猎为主的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男性的社会地位较高，这种转换就取决于何种性别提供主要的稳定的生存资料。但在人口密度很低而人类生育存活率也很低的原始时代，人类对性别选择的余地很小，有意地杀死男婴或女婴可能事与愿违，因为婴幼儿随时都有可能因疾病或虫蛇伤害而夭折，性别比主要是自然生育自然成长的结果。在农业时代以及此时的采猎部落，人口密度和生育存活率都逐渐提高，人口控制和性别选择会渐趋明显，由于男性是农业的主要劳动力、战斗部队的兵源、传宗接代和财产的继承者，当一个家庭生育较多而又无力养活时，可能倾向于遗弃甚至杀死女婴。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人类对生育性别的选择还会因各种情势的变化、利益的权衡而改变。
在战争年代，由于男性的死亡率很高，按兵源和劳动力补充及传宗接代、财产继承等的需求，人们生育按常理应会有更强的男性选择倾向，但事实却往往相反。唐玄宗时代就提供了一个例证：
“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兵车行》
唐玄宗对外用兵，伤亡惨重，到处拉壮丁，使人们传统的重男轻女心理转向了“生女好”。同时，唐玄宗宠幸杨贵妃，也助长和强化了生女好的心理：
“姊妹兄弟皆列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
———白居易：《长恨歌》
可能会有人认为杜甫、白居易的上述诗句是讽刺唐玄宗的荒唐行为，现实中未必真的会发生重女轻男的事，这种认识未免有男性过度自大之嫌了。男性自以为农耕活动非己莫属，可是有些民族却历来都是女性充当着农耕活动的主力；男性充当农耕活动主力的民族，在战争年代由于男性出征和死亡率远高于女性，农耕活动也会很自然地发生主力角色的女性替代。影响性别选择的文化和制度因素很多，如近些年由于中国城市房价高涨，许多夫妇倾向于选择生女，因为生男买不起房子，娶不起媳妇。
无论是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看，男性较女性都不存在什么绝对的优势。父权社会所确立的男性优势地位，一半是源自于狩猎、农耕和战争因素，一半是源自于传宗接代和私产继承因素，前一半是可以替代的，后一半则不过是私有制和男性虚荣心的自我安慰。男性可能天生攻击性强，在狩猎农耕征伐中有力量的优势，但人类是以使用工具技巧智慧而不是以牙尖爪利力大见长的，在这方面女性又何曾输给了男性？老子的知雄守雌，负阴抱阳，至柔者至刚，无为无不为哲学宣示的正是女性化的智慧和力量，而且女性从事社会活动不取男性的强力血腥暴烈形式，整个世界或许真会和谐得多。英国牛津大学认知与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马克·范武特教授对学术资料的回顾性研究显示，进化把男性塑造成对“外来者”的男性持偏见、歧视和攻击性倾向，男性通过诉诸暴力来达到争夺配偶、领域和更高地位的目的，这是所有部族内暴力的核心，如今体现在国与国的大规模冲突以及匪帮、球迷或宗教组织的争斗上，女性则已进化到和平解决冲突，为保护后代而“友好”，冲突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而找不到解决办法，一个原因可能是这种已形成了上万年的思维方式很难改变。至于传宗接代，男性一厢情愿地把后代看成只是自己的血脉传承，女性仅是一个生育的工具，但遗传学却不怀偏见地将父母各一半的基因分配给子代，并没有给男性留下哪怕多出一丁点优势的空间，而且由于女性在生育过程中付出更多，子女对母亲的情感往往比对父亲更深。
重男轻女观念在中国的今天仍然影响着性别选择，其原因被认为主要有三：一是农村需要男性劳动力，二是农村家族人多势大，不受欺负，三是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现在来逐一讨论这些原因：中国农村无疑需要男性劳动力，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和城乡的巨大差别，农村的青壮年男性就业选择的是城市和非农产业，而不是农村和农业劳动，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恰恰是老弱妇幼，中国农村农业青壮年劳动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女性大规模地持续地替代。传统的中国农村由于世代聚居在一起，家族势力的大小无疑会影响生育的选择，但由于现在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城市化、非农化就业选择的巨变，农村家族势力对生育选择的影响同样也走向衰落。至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问题，如前所述，两性在遗传学上是完全平等的，唯男性才能传宗接代，不过是男权主义文化及相关制度的产物，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普及科学、发展教育、变革文化和相关制度着手，在经济政治社会中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而不是多多生育。有无数的事实表明：多子未必多福，多子未必能安享晚年。多子的帝王晚年因权力的交接而陷入凶险的风暴之中，多子的巨富晚年因财富的分割而陷入痛苦的官司之中，多子的穷人晚年因贫病而陷入被遗弃的绝望之中的例子比比皆是。
有些人认为今天中国人口的性别比失衡（国际上一般认为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性为１００，男性为１０３～１０７为正常，中国２０１１年５月公布的第６次人口普查结果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为１００！１１８。１６，总人口性别比为１００！１０５。２０———作者）将导致数千万人打光棍，因而现行的人口政策急需调整。导致性别比失衡与前面所说的各种因素有关，如果不消除这些因素，而是靠总量增长来解决结构性问题，结果很可能是人口总量压力进一步加大，而结构问题却依然如故甚至加大，如前面所说的印度、越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国都存在性别比失衡问题，其原因并不是严格的计划生育，而是各自另有其因。
中国的性别比失衡问题应当受到重视，但没有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可怕。由于“超生”罚款和打工“偷生”，使中国农村的“超生”家庭女孩不上户口的现象并非少见，第６次人口普查也未能完全解决好这一问题。至于说若干年后中国将因性别比失衡而使数千万男性找不到配偶，那可能是把同年龄段两性结偶模式作为普遍且唯一的模式而推测出来的，这显然是机械地过度地解读了性别比失衡问题，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是，结偶的两性是同龄的总是少数，不同龄的是大多数，年龄的差异甚至大到一二十岁以上，这种年龄的错开能有效地化解社会同年龄段人性别失衡可能带来部分人结偶难的问题。在一个开放的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和几十亿人口的世界中，某些人结偶难的问题主要不是因缺少异性，而是因经济文化政治及个人选择等差异所致。社会任何时候都总会有些人独身或丧偶、离异后不再婚，这些人两性都有，他们为什么不结偶，当然不是因为缺乏异性而是另有原因，即使社会同年龄的两性比例完全对等，这种情况仍不可避免。两性结偶的变数很多，如：配偶选择的不同偏好，使配偶间的年龄可以从同龄拉大到２０岁以上；社会发展使生活方式多样化，独身者增多，这并不是因为缺少异性使然，而是生活方式选择所致，届时女性虽看似稀缺，但女性独身者仍会大有人在；两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增强，一配定终身的现象减少，离婚再婚的人数增多；社会的开放性将使同居现象甚至同性配偶现象增多；国际化交往发展使跨国婚姻大大增多等等，所有这些变数足以使机械的预测失去意义。男性结偶难的首要问题是贫困，是由于贫困导致受教育程度低而素质不高，从而难以适应文化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难以适应市场需求自主创业，而只能从事低收入的简单劳动甚至失业。放松人口增长，则只会增加贫困问题和发展教育问题的解决难度，使贫困持续化。
不对人口数量实行主动控制而是任其增长，即意味着将会任饥荒去大批饿死、任战争去大批杀死，这是我们祖先就明白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现代人才认识到的道理：
“有证据显示，在每个文化和历史时期，人们都曾利用各种方式控制人口数量。对于生活在非洲西南部的喀拉哈里沙漠的涉猎群居的Ｋｕｎｇ族人和Ｓａｎ族人的研究表明，我们早期祖先通过主动控制生育来稳定人口密度，而不是通过互相残杀或者经常性的饿死。举个例子，Ｓａｎ族的女性哺乳自己的孩子３～４年。在热量有限的情况下，哺乳期会使她们体内的脂肪蓄积耗尽，也抑制了排卵数量。而在母乳喂养期内，夫妻生活是一种禁忌，这有效地控制了子女的出生间隔。还有一些其他古老的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如独身生活、民间医药、人工流产以及杀婴等。”
现代社会的避孕技术已非常简便安全，现在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很低，并不是他们的育龄人口生育能力低，而是他们自觉地实行了人口控制。１７—１８世纪的英国上层社会女性有条件多生育，一般会怀孕２５～３０次，但英国今天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０。５%左右，德国、日本、俄罗斯都是人口负增长。一个国家如果人口过多，自觉控制生育的文化又未形成，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必要之举，反之则是无能的表现。自古以来，生育既会在家庭和国家两个层面依据当时的情势而受到或松或紧的人为激励或控制，又会受到疾病、饥饿、战争及各种伤害的影响，因而性别比正常的现象与其说是社会的常态，不如说是一个现代人想象中的理想幅度，不要说１００年前的人口数据可信度如何，今天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即便是在当今这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通信技术非常便利的时代里，我们也没能确切地掌握世界上有多少人。有一些国家甚至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而进行过人口普查的国家其数据也有一些不精确。政府对其国家的人口数字比实际数字可能过分夸大或者故意缩小，以使其国家显得强大或重要，或使其显得稳定。对于个人，尤其是无家可归者、避难者、非法偷渡者，可能不希望被计算在内或公开确认身份。”
影响生育率、出生人口性别比、总人口性别比的因素很多，不实行计划生育甚至鼓励生育的国家也会发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如新西兰因男性出国谋生的多、俄罗斯因男性预期寿命远低于女性，而都出现女性多于男性的性别比失衡问题。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据西班牙《数码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的一份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戈罗卡山区的两个部落中，近１０年出生的所有新生男婴都被亲生母亲杀死，原因是部落中的妇女希望通过肃清男性人口的方式避免双方的战争。出席部落间“和平与调解”会议的当地妇女罗娜·卢克说，男婴长大成人后最终会变成斗士，最近２０年间，战争给部落带来死亡和毁灭，因此所有的女人一致同意把新生男婴杀死，我们无法忍受男人之间的冲突，冲突只能造成贫穷。虽然明知这是犯罪，但她们还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部落中的妇女很难找到食物，因为男人们只顾打仗而不顾家人死活。
现代文明社会实行单偶制，但在历史上，中上层社会实行多偶制是普遍现象，现在仍有些文化实行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历史上的多偶制社会的性别比正常范围是什么？或者这样的社会是否会因此而有大批的男人或女人打光棍？或者这样的社会会适应多偶制而进行重女轻男或者相反的生育性别选择？这些问题我们仍未能确切地知道，我们也未听说有哪个社会因性别比问题而发生毁灭性灾难，但我们知道复活节岛、玛雅文明、米索不达美亚古文明等都因人口总量超载而崩溃。
实现单偶制的现代文明社会应当解决好性别比失衡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不能去冒人口总量超载加剧的不可控风险，而应是在人口总量稳定并转向负增长的过程中，通过教育、文化和制度的变革去实现，在中国，有立竿见影之效的，就是在一定时期内针对独女户实行特殊的有力度的奖励和社会保障，直到男女平等彻底变成现实。
人口增长已走到尽头，从人口增长标准转向物种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标准，已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这种转换，不仅要大幅度减少全球人口的总量，而且要变革人类征服地球、相互征服和经济不断增长的文化。这不仅挑战了传统的主流人口观念、利益观念和发展观念，而且挑战了传统文化的许多核心观念。但这种变革和挑战正是人类从愚昧走向觉醒、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必经阶段。